第十五講 從《時序》看劉勰的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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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賦》裡推重“孟堅《兩都》”，“張衡《兩京》”，“延壽《靈光》”。
那麼為什麼說“存而不論”呢？原來“存而不論”的是“漸靡儒風”的作品，至于《古詩十九首》同《兩都賦》、《兩京賦》等是在“漸靡儒風”以外的。
“漸靡儒風”可以造成鴻儒，卻不易産生大作品，所以“存而不論”。
劉勰總結創作經驗，不滿意于“漸靡儒風”，認為接受儒家影響不利于寫出大作品，那麼他為什麼又要寫《征聖》、《宗經》呢？原來“漸靡儒風”是用儒家思想來寫作，與《征聖》、《宗經》是兩回事，《征聖》是“政化貴文”，“事迹貴文”，“修身貴文”，就是反對寫内容空洞的文章，要寫政化、事迹、修身，要寫出有内容的、跟政治教化結合的文章，要學習“繁略殊形，隐顯異術”的修辭手法。
《宗經》主要是講“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就是對作品提出寫作上的要求，也包括風格上的要求，并不要用儒家思想來寫作。
所以《諸子》裡稱諸子為“入道見志之書”。
這同韓愈論文不同，韓愈《原道》要宗法儒家思想，所以要辟佛老，劉勰認為佛老都是“入道見志”，并不排斥佛老，這正說明他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
他的《征聖》、《宗經》隻是反對當時浮靡的文風，要求寫出有内容的、具有完美風格的作品，所以他不滿意于“漸靡儒風”。
《時序》裡又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馀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這裡講創作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以緻“世極迍邅”，而作品寫得“辭意夷泰”，不能反映時代風貌。
所以《明詩》裡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
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争雄。
”這裡指出用道家老莊思想來寫作，即柱下旨歸，漆園義疏，或“詩雜仙心”，就寫得“浮淺”，寫得“辭趣一揆”，“溺乎玄風”。
但他這樣說，并不完全反對道家。
在《原道》裡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提倡的“自然之道”，即本于道家，這正同于他提倡《宗經》而不滿意用儒家思想來寫作一樣，并且說得更明确。
屈宋（屈原、宋玉）的“出乎縱橫之詭俗”，同後漢的“漸靡儒風”，江左的“溺乎玄風”，都是“文變染乎世情”，都是作品受到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
同樣“染乎世情”，為什麼贊美“出乎縱橫之詭俗”，不滿意“漸靡儒風”和反對“溺乎玄風”呢？這就聯系到“興廢系乎時序”了。
再看“時序”，時序就是指作品所受時代的影響，因為“蔚映十代，辭采九變”，從十代的次序說，所以稱時序。
《時序》裡說：“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
幽厲昏而《闆》《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
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這裡指出作品是反映時代和政治的，亂世和治世，政治清明或政治濁亂，作品中所反映的情調不同。
“德盛”“化淳”，詩就“勤而不怨”、“樂而不淫”；政治濁亂而國勢衰微，詩就怒而哀。
時代和政治會影響到作品。
在這裡，劉勰明确地提出作品和時代及政治的關系，用風動和波震來作比，有力地說明“神與物遊”的“物”是離不開時代和政治的。
從“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看，《明詩》裡又指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正由于劉勰主張作品要反映政治，所以他不主張“詩緣情而绮靡”（陸機《文賦》），不僅提出“詩言志”，還提出“詩者，持也”來。
“持”就是“義歸無邪”，用無邪作标準，合乎标準的就贊美，不合的就諷刺，這就是“持”。
所以“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鹹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這樣，作品不僅跟政治教化密切相關，更要發揮歌頌成功、怨刺敗德的作用。
從“政化貴文”，到發揮美刺作用，就更進一步了。
要發揮美刺作用，更要注意“情信而辭巧”，不光要求文辭巧妙，還要寫出真實感情來。
《時序》裡講到建安文學，提出“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
那麼為什麼說“存而不論”呢？原來“存而不論”的是“漸靡儒風”的作品，至于《古詩十九首》同《兩都賦》、《兩京賦》等是在“漸靡儒風”以外的。
“漸靡儒風”可以造成鴻儒，卻不易産生大作品，所以“存而不論”。
劉勰總結創作經驗，不滿意于“漸靡儒風”，認為接受儒家影響不利于寫出大作品，那麼他為什麼又要寫《征聖》、《宗經》呢？原來“漸靡儒風”是用儒家思想來寫作，與《征聖》、《宗經》是兩回事，《征聖》是“政化貴文”，“事迹貴文”，“修身貴文”，就是反對寫内容空洞的文章，要寫政化、事迹、修身，要寫出有内容的、跟政治教化結合的文章，要學習“繁略殊形，隐顯異術”的修辭手法。
《宗經》主要是講“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就是對作品提出寫作上的要求，也包括風格上的要求，并不要用儒家思想來寫作。
所以《諸子》裡稱諸子為“入道見志之書”。
這同韓愈論文不同，韓愈《原道》要宗法儒家思想，所以要辟佛老，劉勰認為佛老都是“入道見志”，并不排斥佛老，這正說明他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
他的《征聖》、《宗經》隻是反對當時浮靡的文風，要求寫出有内容的、具有完美風格的作品，所以他不滿意于“漸靡儒風”。
《時序》裡又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馀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這裡講創作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以緻“世極迍邅”，而作品寫得“辭意夷泰”，不能反映時代風貌。
所以《明詩》裡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
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争雄。
”這裡指出用道家老莊思想來寫作，即柱下旨歸，漆園義疏，或“詩雜仙心”，就寫得“浮淺”，寫得“辭趣一揆”，“溺乎玄風”。
但他這樣說，并不完全反對道家。
在《原道》裡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提倡的“自然之道”，即本于道家，這正同于他提倡《宗經》而不滿意用儒家思想來寫作一樣，并且說得更明确。
屈宋（屈原、宋玉）的“出乎縱橫之詭俗”，同後漢的“漸靡儒風”，江左的“溺乎玄風”，都是“文變染乎世情”，都是作品受到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
同樣“染乎世情”，為什麼贊美“出乎縱橫之詭俗”，不滿意“漸靡儒風”和反對“溺乎玄風”呢？這就聯系到“興廢系乎時序”了。
再看“時序”，時序就是指作品所受時代的影響，因為“蔚映十代，辭采九變”，從十代的次序說，所以稱時序。
《時序》裡說：“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
幽厲昏而《闆》《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
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這裡指出作品是反映時代和政治的，亂世和治世，政治清明或政治濁亂，作品中所反映的情調不同。
“德盛”“化淳”，詩就“勤而不怨”、“樂而不淫”；政治濁亂而國勢衰微，詩就怒而哀。
時代和政治會影響到作品。
在這裡，劉勰明确地提出作品和時代及政治的關系，用風動和波震來作比，有力地說明“神與物遊”的“物”是離不開時代和政治的。
從“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看，《明詩》裡又指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正由于劉勰主張作品要反映政治，所以他不主張“詩緣情而绮靡”（陸機《文賦》），不僅提出“詩言志”，還提出“詩者，持也”來。
“持”就是“義歸無邪”，用無邪作标準，合乎标準的就贊美，不合的就諷刺，這就是“持”。
所以“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鹹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這樣，作品不僅跟政治教化密切相關，更要發揮歌頌成功、怨刺敗德的作用。
從“政化貴文”，到發揮美刺作用，就更進一步了。
要發揮美刺作用，更要注意“情信而辭巧”，不光要求文辭巧妙，還要寫出真實感情來。
《時序》裡講到建安文學，提出“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