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講 從《時序》看劉勰的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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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梗概而多氣也”。
《明詩》裡又指出建安文學“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同樣把作品同時代聯系起來看，同樣講到亂世，但能夠注意各具特色。
周末是“幽厲昏”，“平王微”，所以作品是怒而哀；建安雖是亂世，但“區宇方輯”，魏武方平定北方，形勢不同，所以當時的作品“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注意時代的特色表現在作品裡。
從“興廢系乎時序”來看，劉勰還結合時代，提出文學的興廢來。
他指出“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
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
在戰國時代，齊楚兩國“頗有文學”，其他各國都不如齊楚。
這同君主的提倡有關。
但靈帝“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
那麼還得看提倡什麼，要是提倡的是浮靡淺陋的文風，那還是不行。
還得看招集的是什麼人，齊國在稷下招集的像孟轲、荀卿那樣著名的學者，在散文創作上很有成就。
像曹操父子所招集的，“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因此靈帝招集樂松之徒，還是不行。
就“興廢系乎時序”說，又跟“文變染乎世情”結合着。
“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這是文學的興盛，它跟“出乎縱橫之詭俗”有關；後漢的“文章之選，存而不論”，跟“漸靡儒風”有關；江左的“因談馀氣，流成文體”，同“溺乎玄風”有關。
何以同樣是染乎世情，有的有助于文學的興盛，有的造成文學的衰落呢？在《諸子》裡透露了這個消息。
“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
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
”又《論說》裡說：“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
”“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
” 劉勰在這裡明确地指出創作要求“師心獨見”，有創造性，要求“自開戶牖”，自己開出路來。
要是“多抽前緒”，按照老莊的思想來創作，“類多依采”，依傍儒家思想來寫作；雖則“明乎坦途”，不像“自開戶牖”那樣艱苦，走的是平坦的路，但免不了“體勢浸弱”；雖則也有新見，但還是“溺乎玄風”，先秦諸子所以高于兩漢以後的作者，由于前者是“自開戶牖”，後者是有所依傍；嵇康等人的所以勝于江左群談，由于前者是“師心獨見”，後者是“多抽前緒”。
這就說明，同樣是“文變染乎世情”，何以有的有助于文學的發展，有的造成文學的衰落。
屈宋的創作，“出乎縱橫之詭俗”，受到縱橫家的影響，不是按照縱橫家的思想來寫作，是吸取縱橫家的誇張聲貌來寫作，把縱橫家遊說的手法運用到文學創作上去，另開出一條創作的路，這是創造，所以能夠“籠罩雅頌”，不跟着《詩經》走，使文學創作得到了發展。
至于後漢的“漸靡儒風”，江左的“溺乎玄風”，是依傍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來寫作，對創作不利，甚至于使創作脫離了時代，這正是違反劉勰認為作品要配合時代，要“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要“順美匡惡”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劉勰對文學創作的認識确實是深刻的。
劉勰一方面贊美“師心獨見”，不滿意“漸靡儒風”和“溺乎玄風”，一方面又提出《征聖》、《宗經》和“自然之道”；一方面不要依傍儒家和道家，一方面又要宗法儒家和道家，這裡顯出他有辯證觀點。
前者是創作的需要，後者是挽救浮靡文風的需要。
創作要配合時代和政治，做到“順美匡惡”，不要有所依傍；挽救浮靡的文風，要求寫出有内容和風格健康的作品，反對做作，要求自然。
這兩者相輔相成，是并不矛盾的。
總之，劉勰在《時序》裡指出：在“染乎世情”方面，創作要像屈宋吸取縱橫的詭俗那樣，吸取當世的學術風氣，來擴大創作範圍，豐富創作手法，有助于文學的新變；不要“漸靡儒風”，“溺乎玄風”，有所依傍，要“師心獨見”，但同時又要吸取儒道兩家的所長，反對浮靡的、矯揉造作的文風，來建立正确的文風。
在“系乎時序”方面，創作要求聯系政治教化，像“風動于上波震于下”，而且要“順美匡惡”，發揮積極作用，那就得“情信而辭巧”，要寫出真實的感情；作品的風貌也要求和時代相應，像建安文學那樣，要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就要“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了。
《明詩》裡又指出建安文學“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同樣把作品同時代聯系起來看，同樣講到亂世，但能夠注意各具特色。
周末是“幽厲昏”，“平王微”，所以作品是怒而哀；建安雖是亂世，但“區宇方輯”，魏武方平定北方，形勢不同，所以當時的作品“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注意時代的特色表現在作品裡。
從“興廢系乎時序”來看，劉勰還結合時代，提出文學的興廢來。
他指出“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
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
在戰國時代，齊楚兩國“頗有文學”，其他各國都不如齊楚。
這同君主的提倡有關。
但靈帝“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
那麼還得看提倡什麼，要是提倡的是浮靡淺陋的文風，那還是不行。
還得看招集的是什麼人，齊國在稷下招集的像孟轲、荀卿那樣著名的學者，在散文創作上很有成就。
像曹操父子所招集的，“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因此靈帝招集樂松之徒，還是不行。
就“興廢系乎時序”說，又跟“文變染乎世情”結合着。
“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這是文學的興盛，它跟“出乎縱橫之詭俗”有關；後漢的“文章之選，存而不論”，跟“漸靡儒風”有關；江左的“因談馀氣，流成文體”，同“溺乎玄風”有關。
何以同樣是染乎世情，有的有助于文學的興盛，有的造成文學的衰落呢？在《諸子》裡透露了這個消息。
“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
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
”又《論說》裡說：“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
”“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
” 劉勰在這裡明确地指出創作要求“師心獨見”，有創造性，要求“自開戶牖”，自己開出路來。
要是“多抽前緒”，按照老莊的思想來創作，“類多依采”，依傍儒家思想來寫作；雖則“明乎坦途”，不像“自開戶牖”那樣艱苦，走的是平坦的路，但免不了“體勢浸弱”；雖則也有新見，但還是“溺乎玄風”，先秦諸子所以高于兩漢以後的作者，由于前者是“自開戶牖”，後者是有所依傍；嵇康等人的所以勝于江左群談，由于前者是“師心獨見”，後者是“多抽前緒”。
這就說明，同樣是“文變染乎世情”，何以有的有助于文學的發展，有的造成文學的衰落。
屈宋的創作，“出乎縱橫之詭俗”，受到縱橫家的影響，不是按照縱橫家的思想來寫作，是吸取縱橫家的誇張聲貌來寫作，把縱橫家遊說的手法運用到文學創作上去，另開出一條創作的路，這是創造，所以能夠“籠罩雅頌”，不跟着《詩經》走，使文學創作得到了發展。
至于後漢的“漸靡儒風”，江左的“溺乎玄風”，是依傍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來寫作，對創作不利，甚至于使創作脫離了時代，這正是違反劉勰認為作品要配合時代，要“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要“順美匡惡”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劉勰對文學創作的認識确實是深刻的。
劉勰一方面贊美“師心獨見”，不滿意“漸靡儒風”和“溺乎玄風”，一方面又提出《征聖》、《宗經》和“自然之道”；一方面不要依傍儒家和道家，一方面又要宗法儒家和道家，這裡顯出他有辯證觀點。
前者是創作的需要，後者是挽救浮靡文風的需要。
創作要配合時代和政治，做到“順美匡惡”，不要有所依傍；挽救浮靡的文風，要求寫出有内容和風格健康的作品，反對做作，要求自然。
這兩者相輔相成，是并不矛盾的。
總之，劉勰在《時序》裡指出：在“染乎世情”方面，創作要像屈宋吸取縱橫的詭俗那樣，吸取當世的學術風氣，來擴大創作範圍，豐富創作手法，有助于文學的新變；不要“漸靡儒風”，“溺乎玄風”，有所依傍，要“師心獨見”，但同時又要吸取儒道兩家的所長，反對浮靡的、矯揉造作的文風，來建立正确的文風。
在“系乎時序”方面，創作要求聯系政治教化，像“風動于上波震于下”，而且要“順美匡惡”，發揮積極作用，那就得“情信而辭巧”，要寫出真實的感情；作品的風貌也要求和時代相應，像建安文學那樣，要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就要“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