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講 從《時序》看劉勰的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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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的《時序》篇，是劉勰講曆代文學的演變的，它可跟《明詩》等篇結合起來看，因為兩者都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立論的，前者是總論文學的演變，後者是分體來論詩歌體的演變的。
研究劉勰的創作理論，為什麼要從《時序》以及《明詩》等篇來探讨呢？因為劉勰講創作理論的文章，從《神思》到《物色》，對于作品是反映時代，反映政治，以及創作同學術風氣的關系等問題，都缺乏明确的論述。
如《神思》裡提到“神與物遊”，這個“物”指什麼，提到“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物色》裡提到“詩人感物”，這個“物”是指“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的自然界的變化。
但劉勰講的“神與物遊”的“物”，遠遠超過了自然界的景物，在《時序》裡表達得很清楚，這是一。
劉勰講到“文之樞紐”，提出“原道”、“征聖”、“宗經”，好像他講創作，是宗法儒家經典的。
所謂《宗經》、《征聖》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用儒家的思想來寫作呢？從《時序》裡可以得到回答。
在《原道》裡，劉勰提出“自然之道”，這種“自然之道”應該是從道家來的。
那麼劉勰是不是主張在創作裡吸取道家思想呢？這也可以從《時序》裡得到回答。
這是二。
那麼從《時序》裡探索劉勰的創作理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劉勰的創作理論看得更全面些、更深入些吧。
《時序》一開頭就提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指出文學的演變同時代有關，這就顯出作品不光是寫山海等自然景物了。
《時序》裡總結文學的演變，說：“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這裡把“世情”同“時序”并提，說明兩者和“文變”及文學的“興廢”有關。
先看“世情”。
劉勰講“文變染乎世情”，是承接“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馀氣，流成文體”來的，即承接東晉的清談來的。
因此，所謂世情，就是指當世的情狀，主要是當時的學術風氣。
當然，劉勰講的世情，不限于東晉玄談。
他指出“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
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
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屈宋的作品，可以籠罩《詩經》中的雅頌，實際上就是超越《詩經》。
為什麼？原來他們文辭的光彩、命意的奇特，是出于縱橫家的詭俗。
“縱橫家的詭俗”就是“世情”，屈宋的《楚辭》就是“文變染乎世情”，即認為屈宋在文學創作上的新變，可以蓋罩《詩經》的，是由于受到縱橫家的影響。
這是劉勰的創見。
這個創見，不僅劉勰以前的作家看不到，就是劉勰以後的作家也很少注意到，直到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裡指出《詩經》的“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
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這就說明《詩經》的比興諷喻，怎麼發展為縱橫家的詭俗。
這個說明有助于解釋劉勰的話，弄清楚怎樣造成屈宋的籠罩雅頌。
如《物色》裡講到《詩經》中的描狀，“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隻用一個字或兩個字；“及《離騷》代興”，“故重沓舒狀，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
用了類聚群積的很多的形容詞，這是《詩經》的發展。
在比興諷喻上，《離騷》運用善鳥香草以及神話故事，比《詩經》更有很大發展，正像縱橫家的遊說之辭，大大推衍了春秋時外交官的誦詩喻義。
《招魂》裡誇張四方怪異和宮廷生活，不正像縱橫家在遊說時極力誇張四方形勢的險要，物産的豐盛嗎？《詩教上》指出：“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出乎縱橫之詭俗”，正說明屈宋文學的新變，是“染乎世情”。
當然，他們也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營養，用來抒寫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飛騰的想象，故能有新的發展。
《時序》裡又說：“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曆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
”這又是一種世情，即“漸靡儒風”，受到儒家學派的影響。
這是由于後漢“明章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皇帝提倡儒學，故有“漸靡儒風”的結果，影響到創作上又怎樣呢？“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
”所謂“存而不論”，當然不是完全否定後漢的作品。
像《明詩》裡推重《古詩十九首》“婉轉附物，怊怅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研究劉勰的創作理論，為什麼要從《時序》以及《明詩》等篇來探讨呢？因為劉勰講創作理論的文章，從《神思》到《物色》，對于作品是反映時代，反映政治，以及創作同學術風氣的關系等問題，都缺乏明确的論述。
如《神思》裡提到“神與物遊”，這個“物”指什麼，提到“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物色》裡提到“詩人感物”，這個“物”是指“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的自然界的變化。
但劉勰講的“神與物遊”的“物”，遠遠超過了自然界的景物，在《時序》裡表達得很清楚，這是一。
劉勰講到“文之樞紐”，提出“原道”、“征聖”、“宗經”，好像他講創作，是宗法儒家經典的。
所謂《宗經》、《征聖》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用儒家的思想來寫作呢？從《時序》裡可以得到回答。
在《原道》裡，劉勰提出“自然之道”，這種“自然之道”應該是從道家來的。
那麼劉勰是不是主張在創作裡吸取道家思想呢？這也可以從《時序》裡得到回答。
這是二。
那麼從《時序》裡探索劉勰的創作理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劉勰的創作理論看得更全面些、更深入些吧。
《時序》一開頭就提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指出文學的演變同時代有關，這就顯出作品不光是寫山海等自然景物了。
《時序》裡總結文學的演變，說：“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這裡把“世情”同“時序”并提，說明兩者和“文變”及文學的“興廢”有關。
先看“世情”。
劉勰講“文變染乎世情”，是承接“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馀氣，流成文體”來的，即承接東晉的清談來的。
因此，所謂世情，就是指當世的情狀，主要是當時的學術風氣。
當然，劉勰講的世情，不限于東晉玄談。
他指出“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
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
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屈宋的作品，可以籠罩《詩經》中的雅頌，實際上就是超越《詩經》。
為什麼？原來他們文辭的光彩、命意的奇特，是出于縱橫家的詭俗。
“縱橫家的詭俗”就是“世情”，屈宋的《楚辭》就是“文變染乎世情”，即認為屈宋在文學創作上的新變，可以蓋罩《詩經》的，是由于受到縱橫家的影響。
這是劉勰的創見。
這個創見，不僅劉勰以前的作家看不到，就是劉勰以後的作家也很少注意到，直到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裡指出《詩經》的“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
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這就說明《詩經》的比興諷喻，怎麼發展為縱橫家的詭俗。
這個說明有助于解釋劉勰的話，弄清楚怎樣造成屈宋的籠罩雅頌。
如《物色》裡講到《詩經》中的描狀，“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隻用一個字或兩個字；“及《離騷》代興”，“故重沓舒狀，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
用了類聚群積的很多的形容詞，這是《詩經》的發展。
在比興諷喻上，《離騷》運用善鳥香草以及神話故事，比《詩經》更有很大發展，正像縱橫家的遊說之辭，大大推衍了春秋時外交官的誦詩喻義。
《招魂》裡誇張四方怪異和宮廷生活，不正像縱橫家在遊說時極力誇張四方形勢的險要，物産的豐盛嗎？《詩教上》指出：“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出乎縱橫之詭俗”，正說明屈宋文學的新變，是“染乎世情”。
當然，他們也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營養，用來抒寫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飛騰的想象，故能有新的發展。
《時序》裡又說：“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曆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
”這又是一種世情，即“漸靡儒風”，受到儒家學派的影響。
這是由于後漢“明章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皇帝提倡儒學，故有“漸靡儒風”的結果，影響到創作上又怎樣呢？“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
”所謂“存而不論”，當然不是完全否定後漢的作品。
像《明詩》裡推重《古詩十九首》“婉轉附物，怊怅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