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講 談劉勰的“變乎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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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序志》說：“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
”劉勰把“變乎騷”列入“文之樞紐”，認為是文學理論中的關鍵部分。
《楚辭》作為文學理論上的關鍵，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變”上。
劉勰在《通變》裡說：“文辭氣力，通變則久。
”文辭創作，隻有因時變化，才能長久發展下去。
又說：“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要講究通變，就要酌取新聲，酌取新聲不光是形式問題，還要吸取不竭的源泉。
這個源泉是什麼？在《時序》裡說：“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就像“幽厲昏而《闆》《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即是反映時代和政治的變化。
所謂“變”，就是要酌乎新聲來反映這種時代和政治的變化。
這也就是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裡說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意思。
這個新變，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所以劉勰把“變乎騷”列在“文之樞紐”裡。
劉勰為什麼要用《楚辭》來作為文之新變的代表呢？《辨騷》裡說：“自風雅寝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他指出《楚辭》是繼《詩經》而起的“奇文”。
這種奇文，在兩方面顯示了文學的新變：一方面是“酌于新聲”，在形式上是新的；一方面是“飲不竭之源”，在反映時代和政治的内容上是新的。
但同時又有“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對《詩經》又有繼承關系，正符合通變的要求。
他在《時序》裡說：“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這就更明确地說明《楚辭》的新變。
一是豔說，在文辭上與《詩經》不同；一是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正是結合着當時的時代和政治，在内容上和《詩經》不同。
這樣的新變，才能籠罩《詩經》，把《詩經》蓋罩了。
這是從“變乎騷”來理解劉勰對《楚辭》的看法的。
現在有一種看法，着眼在《辨騷》的“辨”字。
如《文史哲》1979年第1号發表的《〈文心雕龍·辨騷〉質疑》（以下簡稱《質疑》）一文中說： 他（劉勰）認為：《離騷》有同于《風》、《雅》的“典诰”内容，是“辭賦之英傑”。
……同時他又批評了《離騷》有“異乎經典”的“誇誕”現象，是“《雅》、《頌》之博徒”，并提出“倚《雅》、《頌》”，“馭楚篇”的“變乎騷”的做法，從這一點說，他對《離騷》所代表的文學傾向是不同意的。
如果我們再從《宗經》篇所說的“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欤”，《定勢》篇所說的“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這些話看，劉勰重視和批評《離騷》，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他之前的作家，大都“效《騷》命篇”，以緻文學上出現“豔逸”之“流弊”，劉勰為了糾正文學上這種“訛濫”現象，使其“正末歸本”，因而他提出了一項“變乎騷”的寫作原則，并把它列入自己文學理論的“樞紐”之中。
同時，劉勰又依據這一原則，寫了辨别《離騷》兩個不同方面的《辨騷》篇，作為他對《離騷》的評論，并以此指導後世作家的“效《騷》命篇”。
所謂“變”，即《辨騷》篇所說的“憑轼以倚《雅》、《頌》，懸辔以馭楚篇”的原則要求，和“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的具體做法。
從這個要求和做法來看，劉勰主張作家對待《離騷》的态度是：應當堅定地以儒家經典作為指針，來指導自己解決“效《騷》命篇”這個在寫作上的重大問題，即是說作家必須在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以儒家經典為準則、為模式；在作品的表現形式方面，适當采取《離騷》“奇”“華”的描寫手法，使辭豔麗起來；但是二者的關系卻不能超越“倚”和“馭”二字所表達的根本界限。
那麼，所謂“變”，即作家在“效《騷》命篇”的具體做法上，要在思想内容方面排除其“異乎經典”的“誇誕”，而在表現形式方面裝飾或點綴些“新奇”，也就是“奇”“華”的辭藻，如此而已。
這就是劉勰之所謂“變乎騷”的意義。
按照這種理解，是不是有兩個前提：一個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一定要用儒家經典為準則，不合乎儒家經典的就要排除；一個是作品的内容和辭采可以割裂，像《楚辭》中不合乎儒家經典而需要排除的部分，這部分的辭藻可以采用。
這兩個前提，看來都不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
劉勰論文，不但不主張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還對用儒家思想來寫作的加以貶低。
他在《論說》裡，稱“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
”劉勰把“變乎騷”列入“文之樞紐”，認為是文學理論中的關鍵部分。
《楚辭》作為文學理論上的關鍵，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變”上。
劉勰在《通變》裡說：“文辭氣力，通變則久。
”文辭創作，隻有因時變化，才能長久發展下去。
又說：“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要講究通變，就要酌取新聲，酌取新聲不光是形式問題，還要吸取不竭的源泉。
這個源泉是什麼？在《時序》裡說：“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就像“幽厲昏而《闆》《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即是反映時代和政治的變化。
所謂“變”，就是要酌乎新聲來反映這種時代和政治的變化。
這也就是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裡說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意思。
這個新變，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所以劉勰把“變乎騷”列在“文之樞紐”裡。
劉勰為什麼要用《楚辭》來作為文之新變的代表呢？《辨騷》裡說：“自風雅寝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他指出《楚辭》是繼《詩經》而起的“奇文”。
這種奇文，在兩方面顯示了文學的新變：一方面是“酌于新聲”，在形式上是新的；一方面是“飲不竭之源”，在反映時代和政治的内容上是新的。
但同時又有“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對《詩經》又有繼承關系，正符合通變的要求。
他在《時序》裡說：“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這就更明确地說明《楚辭》的新變。
一是豔說，在文辭上與《詩經》不同；一是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正是結合着當時的時代和政治，在内容上和《詩經》不同。
這樣的新變，才能籠罩《詩經》，把《詩經》蓋罩了。
這是從“變乎騷”來理解劉勰對《楚辭》的看法的。
現在有一種看法，着眼在《辨騷》的“辨”字。
如《文史哲》1979年第1号發表的《〈文心雕龍·辨騷〉質疑》（以下簡稱《質疑》）一文中說： 他（劉勰）認為：《離騷》有同于《風》、《雅》的“典诰”内容，是“辭賦之英傑”。
……同時他又批評了《離騷》有“異乎經典”的“誇誕”現象，是“《雅》、《頌》之博徒”，并提出“倚《雅》、《頌》”，“馭楚篇”的“變乎騷”的做法，從這一點說，他對《離騷》所代表的文學傾向是不同意的。
如果我們再從《宗經》篇所說的“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欤”，《定勢》篇所說的“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這些話看，劉勰重視和批評《離騷》，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他之前的作家，大都“效《騷》命篇”，以緻文學上出現“豔逸”之“流弊”，劉勰為了糾正文學上這種“訛濫”現象，使其“正末歸本”，因而他提出了一項“變乎騷”的寫作原則，并把它列入自己文學理論的“樞紐”之中。
同時，劉勰又依據這一原則，寫了辨别《離騷》兩個不同方面的《辨騷》篇，作為他對《離騷》的評論，并以此指導後世作家的“效《騷》命篇”。
所謂“變”，即《辨騷》篇所說的“憑轼以倚《雅》、《頌》，懸辔以馭楚篇”的原則要求，和“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的具體做法。
從這個要求和做法來看，劉勰主張作家對待《離騷》的态度是：應當堅定地以儒家經典作為指針，來指導自己解決“效《騷》命篇”這個在寫作上的重大問題，即是說作家必須在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以儒家經典為準則、為模式；在作品的表現形式方面，适當采取《離騷》“奇”“華”的描寫手法，使辭豔麗起來；但是二者的關系卻不能超越“倚”和“馭”二字所表達的根本界限。
那麼，所謂“變”，即作家在“效《騷》命篇”的具體做法上，要在思想内容方面排除其“異乎經典”的“誇誕”，而在表現形式方面裝飾或點綴些“新奇”，也就是“奇”“華”的辭藻，如此而已。
這就是劉勰之所謂“變乎騷”的意義。
按照這種理解，是不是有兩個前提：一個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一定要用儒家經典為準則，不合乎儒家經典的就要排除；一個是作品的内容和辭采可以割裂，像《楚辭》中不合乎儒家經典而需要排除的部分，這部分的辭藻可以采用。
這兩個前提，看來都不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
劉勰論文，不但不主張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還對用儒家思想來寫作的加以貶低。
他在《論說》裡，稱“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