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講 談劉勰的“變乎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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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
劉勰贊美這些論文，由于它們是師心獨見，不是用儒家思想來寫的。
其中像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都不是儒家，他們的理論傾向于道家，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
可見劉勰論文，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對于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并不排除。
這正像他在《諸子》裡贊美“莊周述道以翺翔”，《列子》“氣偉而采奇”等一樣，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排斥百家。
贊美不受儒家影響的先秦諸子為“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貶低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作品為“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
可見劉勰是懂得作品要求有創造性，要師心獨見，不同意用儒家思想來寫作的。
他的《宗經》，并沒有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隻是要求寫作要情深不詭、風清不雜、事信不誕、義直不回、體約不蕪、文麗不淫，是對内容和風格上提出要求，不是要用儒家思想來寫作。
因此，上面立論的第一個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劉勰在《情采》裡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
”劉勰要求的文采，不是飾容的鉛黛，是生于淑姿的盼倩，不是裝點的華藻，是本于情性的辯麗，所以說：“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情理和文辭是不可分割的，作品的文采是從作品的情理中來的。
他反對離開了情理的文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因此，上文的第二個前提，有取于割裂内容的文采，正是他所反對的。
這兩個前提都不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建立在這兩個前提上的對《辨騷》的解釋，能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嗎？劉勰的文學理論是體大思精，通貫全書，不能割裂的。
這種把劉勰的理論加以割裂的解釋是難以成立的吧。
二 我們在開頭指出“變乎騷”是結合《楚辭》來講文學的新變的，那又怎樣聯系《辨騷》來看呢？《辨騷》裡指出《楚辭》裡有四事是合乎經書的，即“典诰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有四事是異乎經書的，即“詭異之辭”、“谲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
他這樣分辨的用意是什麼呢？上面既然指出他不是要求用儒家的思想來寫作，那何必這樣分呢？《通變》裡說：“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望今是新的、變的，但不能離開參古，也有繼承的一面。
同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指參古，指繼承；異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指望今，指新變。
那麼為什麼說：“固知《楚辭》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體憲（取法）于三代”，指合乎經書的四事，“風雜于戰國”，指不合經書的四事，前者指繼承，後者指新變，也就是“出乎縱橫之詭俗”。
正因為有“風雜于戰國”，所以它不如《詩經》的純正，但并不貶低它，緊接着說“辭賦英傑”，加以贊美。
具體地說，異乎經書的四事，像“詭異之辭”、“谲怪之談”，指的是“托雲龍”，“豐隆求宓妃”，“康回傾地”，“後羿射日”，都是神話。
劉勰是不是反對在作品裡用神話呢？看來不是。
他在《正緯》裡說：“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
”要是說這些還不算神話，那麼他在《諸子》裡說：“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茲，況諸子乎？”他認為殷代的《易經》裡也有神話，這說明他不排斥神話，雖然他認為神話是踳駁之類。
再像“依彭鹹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适，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
對這兩點，他是有貶義的。
不過這是他的誤解。
其實屈原的投江自殺，是有對楚國統治者抗議的含義，是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不是什麼“狷狹之志”；《招魂》是招楚懷王之魂，所以寫了楚王的宮廷生活，也不是什麼“荒淫之意”。
劉勰所提的這兩點批評是并不确切的。
那麼劉勰是不是根據這兩點不确切的批評，來否定《楚辭》中有關這兩點的作品呢？看來不是。
他說：“觀其骨鲠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什麼叫“骨鲠”、“肌膚”呢？他在《附會》裡說：“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骨髓”就是“骨鲠”，不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指“事義”，就是作品中引事引語，即用典；那麼為什麼稱“義”呢？《事類》說：“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
”說明“事義”即引詞引事。
在這裡他沒有講作品的思想内容，講《楚辭》中的用典和辭采，“雖取融經意，亦自鑄偉辭”。
那麼他有沒
劉勰贊美這些論文，由于它們是師心獨見，不是用儒家思想來寫的。
其中像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都不是儒家，他們的理論傾向于道家，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
可見劉勰論文，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對于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并不排除。
這正像他在《諸子》裡贊美“莊周述道以翺翔”，《列子》“氣偉而采奇”等一樣，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排斥百家。
贊美不受儒家影響的先秦諸子為“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貶低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作品為“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
可見劉勰是懂得作品要求有創造性，要師心獨見，不同意用儒家思想來寫作的。
他的《宗經》，并沒有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隻是要求寫作要情深不詭、風清不雜、事信不誕、義直不回、體約不蕪、文麗不淫，是對内容和風格上提出要求，不是要用儒家思想來寫作。
因此，上面立論的第一個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劉勰在《情采》裡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
”劉勰要求的文采，不是飾容的鉛黛，是生于淑姿的盼倩，不是裝點的華藻，是本于情性的辯麗，所以說：“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情理和文辭是不可分割的，作品的文采是從作品的情理中來的。
他反對離開了情理的文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因此，上文的第二個前提，有取于割裂内容的文采，正是他所反對的。
這兩個前提都不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建立在這兩個前提上的對《辨騷》的解釋，能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嗎？劉勰的文學理論是體大思精，通貫全書，不能割裂的。
這種把劉勰的理論加以割裂的解釋是難以成立的吧。
二 我們在開頭指出“變乎騷”是結合《楚辭》來講文學的新變的，那又怎樣聯系《辨騷》來看呢？《辨騷》裡指出《楚辭》裡有四事是合乎經書的，即“典诰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有四事是異乎經書的，即“詭異之辭”、“谲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
他這樣分辨的用意是什麼呢？上面既然指出他不是要求用儒家的思想來寫作，那何必這樣分呢？《通變》裡說：“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望今是新的、變的，但不能離開參古，也有繼承的一面。
同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指參古，指繼承；異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指望今，指新變。
那麼為什麼說：“固知《楚辭》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體憲（取法）于三代”，指合乎經書的四事，“風雜于戰國”，指不合經書的四事，前者指繼承，後者指新變，也就是“出乎縱橫之詭俗”。
正因為有“風雜于戰國”，所以它不如《詩經》的純正，但并不貶低它，緊接着說“辭賦英傑”，加以贊美。
具體地說，異乎經書的四事，像“詭異之辭”、“谲怪之談”，指的是“托雲龍”，“豐隆求宓妃”，“康回傾地”，“後羿射日”，都是神話。
劉勰是不是反對在作品裡用神話呢？看來不是。
他在《正緯》裡說：“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
”要是說這些還不算神話，那麼他在《諸子》裡說：“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茲，況諸子乎？”他認為殷代的《易經》裡也有神話，這說明他不排斥神話，雖然他認為神話是踳駁之類。
再像“依彭鹹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适，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
對這兩點，他是有貶義的。
不過這是他的誤解。
其實屈原的投江自殺，是有對楚國統治者抗議的含義，是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不是什麼“狷狹之志”；《招魂》是招楚懷王之魂，所以寫了楚王的宮廷生活，也不是什麼“荒淫之意”。
劉勰所提的這兩點批評是并不确切的。
那麼劉勰是不是根據這兩點不确切的批評，來否定《楚辭》中有關這兩點的作品呢？看來不是。
他說：“觀其骨鲠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什麼叫“骨鲠”、“肌膚”呢？他在《附會》裡說：“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骨髓”就是“骨鲠”，不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指“事義”，就是作品中引事引語，即用典；那麼為什麼稱“義”呢？《事類》說：“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
”說明“事義”即引詞引事。
在這裡他沒有講作品的思想内容，講《楚辭》中的用典和辭采，“雖取融經意，亦自鑄偉辭”。
那麼他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