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講 試論劉勰的宗經、辨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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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隻是就新的時代說的，《離騷》适應時代的需要興起來了，人們很少用《詩經》的體裁來創作了。
劉勰的眼光卓越處，既看到了《離騷》壓倒《詩經》的一面，也看到了《詩經》還有它可取的一面，要糾正當時的文風，還要宗經，這正是他的卓越處。
他又提出“染乎世情”，就是他在《時序》裡說的：“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縱橫詭俗是戰國時代的世情。
《文史通義·詩教》上說：“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诙奇焉。
”把這種敷張揚厲而加诙奇的世情運用到創作上去，有助于構成《離騷》的文變。
戰國策士的辯說，多講一國的形勝，從東方到西方南方北方，《楚辭·招魂》也從四方有什麼怪異來說，是不是受到這種世情的影響？再說楚地本富有各種神話，形之于民歌，像原始的《九歌》。
把楚地的神話和想象融會到《楚辭》中去，這也是“文變染乎世情”。
這些正是劉勰“變乎騷”的看法，是他特别推重《離騷》的看法。
這裡就接觸到辭賦問題，《诠賦》說：“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
”既然劉勰提出《楚辭》“籠罩雅頌”，那麼葛洪提出《詩經》的華采不及辭賦，就同劉勰的看法一緻了。
不過葛洪不如劉勰的地方是，葛洪隻提《詩經》的華采，看不到像白居易在《與元九書》裡提出“風雅比興”，即《詩經》的美刺作用。
劉勰對此是有深切體會的。
他在《明詩》裡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他在《比興》裡說：“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
”斥言即指刺，托諷即指“後妃方德”，“夫人象義”，對德義的贊美，這種美刺作用，已經和白居易講的風雅比興說一緻了。
劉勰在《诠賦》裡舉出荀卿、宋玉、枚乘、司馬相如、賈誼、王褒、班固、張衡、揚雄、王延壽十家，“并辭賦之英傑也”。
對宋玉稱“宋發誇談，實始淫麗”，大概指《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
但他還是認為宋玉為辭賦之英傑。
下面說：“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
然逐末之俦，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于雕蟲，贻诮于霧縠者也。
”他既認宋玉淫麗，承認揚雄說的賦不過是雕蟲篆刻，是勸百諷一，那麼在這十家中隻有像荀卿、賈誼可稱麗則，有風軌，益勸戒了。
其他勸百諷一的都不行，何必稱為辭賦之英傑呢？肯定他們是辭賦之英傑，這種英傑又表現在哪裡呢？劉勰的意思，認為辭賦有的“舉要以會新”，有的“繁類以成豔”，有的“緻辨于情理”，有的“窮變于聲貌”，有的“明絢以雅贍”，有的“迅發以宏富”，有的“構深玮之風，”有的“含飛動之勢”，因為有這些成就，所以是辭賦之英傑。
他們雖然勸百諷一，但并沒有減損他們以上的種種成就。
這樣評價，跟當前文學史的評論有些相似。
比方有一部文學史，談到司馬相如的辭賦說：“篇末有所謂曲終雅奏，寓一點規陳之意，但實際是‘諷一而勸百’，讀者所注意的還是在于它所極力鋪陳形容的東西。
”這就是“無貴風軌，莫益勸戒”。
他又說：《子虛》、《上林》“這兩篇賦的主要内容實際是描寫帝王貴族田獵之威，描寫皇帝勢力範圍之大。
費那樣大的力氣來描寫這些，社會意義不很大”，這跟雕蟲霧縠的說法有些近似。
又說：“但在客觀上反映出了一個時代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的一些面影。
”這是新的，為劉勰所不可能看到的。
“而且它用力地寫出了自然景物之美，這都是值得重視的。
”這同劉勰對十家辭賦的贊美是一緻的。
劉勰對辭賦的看法，能夠同當前的文學史有這樣一緻的地方，是值得稱美的。
廢隻是就新的時代說的，《離騷》适應時代的需要興起來了，人們很少用《詩經》的體裁來創作了。
劉勰的眼光卓越處，既看到了《離騷》壓倒《詩經》的一面，也看到了《詩經》還有它可取的一面，要糾正當時的文風，還要宗經，這正是他的卓越處。
他又提出“染乎世情”，就是他在《時序》裡說的：“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縱橫詭俗是戰國時代的世情。
《文史通義·詩教》上說：“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诙奇焉。
”把這種敷張揚厲而加诙奇的世情運用到創作上去，有助于構成《離騷》的文變。
戰國策士的辯說，多講一國的形勝，從東方到西方南方北方，《楚辭·招魂》也從四方有什麼怪異來說，是不是受到這種世情的影響？再說楚地本富有各種神話，形之于民歌，像原始的《九歌》。
把楚地的神話和想象融會到《楚辭》中去，這也是“文變染乎世情”。
這些正是劉勰“變乎騷”的看法，是他特别推重《離騷》的看法。
這裡就接觸到辭賦問題，《诠賦》說：“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
”既然劉勰提出《楚辭》“籠罩雅頌”，那麼葛洪提出《詩經》的華采不及辭賦，就同劉勰的看法一緻了。
不過葛洪不如劉勰的地方是，葛洪隻提《詩經》的華采，看不到像白居易在《與元九書》裡提出“風雅比興”，即《詩經》的美刺作用。
劉勰對此是有深切體會的。
他在《明詩》裡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他在《比興》裡說：“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
”斥言即指刺，托諷即指“後妃方德”，“夫人象義”，對德義的贊美，這種美刺作用，已經和白居易講的風雅比興說一緻了。
劉勰在《诠賦》裡舉出荀卿、宋玉、枚乘、司馬相如、賈誼、王褒、班固、張衡、揚雄、王延壽十家，“并辭賦之英傑也”。
對宋玉稱“宋發誇談，實始淫麗”，大概指《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
但他還是認為宋玉為辭賦之英傑。
下面說：“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
然逐末之俦，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于雕蟲，贻诮于霧縠者也。
”他既認宋玉淫麗，承認揚雄說的賦不過是雕蟲篆刻，是勸百諷一，那麼在這十家中隻有像荀卿、賈誼可稱麗則，有風軌，益勸戒了。
其他勸百諷一的都不行，何必稱為辭賦之英傑呢？肯定他們是辭賦之英傑，這種英傑又表現在哪裡呢？劉勰的意思，認為辭賦有的“舉要以會新”，有的“繁類以成豔”，有的“緻辨于情理”，有的“窮變于聲貌”，有的“明絢以雅贍”，有的“迅發以宏富”，有的“構深玮之風，”有的“含飛動之勢”，因為有這些成就，所以是辭賦之英傑。
他們雖然勸百諷一，但并沒有減損他們以上的種種成就。
這樣評價，跟當前文學史的評論有些相似。
比方有一部文學史，談到司馬相如的辭賦說：“篇末有所謂曲終雅奏，寓一點規陳之意，但實際是‘諷一而勸百’，讀者所注意的還是在于它所極力鋪陳形容的東西。
”這就是“無貴風軌，莫益勸戒”。
他又說：《子虛》、《上林》“這兩篇賦的主要内容實際是描寫帝王貴族田獵之威，描寫皇帝勢力範圍之大。
費那樣大的力氣來描寫這些，社會意義不很大”，這跟雕蟲霧縠的說法有些近似。
又說：“但在客觀上反映出了一個時代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的一些面影。
”這是新的，為劉勰所不可能看到的。
“而且它用力地寫出了自然景物之美，這都是值得重視的。
”這同劉勰對十家辭賦的贊美是一緻的。
劉勰對辭賦的看法，能夠同當前的文學史有這樣一緻的地方，是值得稱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