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講 試論劉勰的宗經、辨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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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體勢浸弱，不如六國以前的諸子了。
這是明顯地指出不能依傍儒家思想來寫。
那麼用道家思想來寫怎樣呢？他認為也不行。
《時序》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用道家思想來寫，不能反映時代的面貌，也不行。
為什麼他宗經而反對依傍儒家思想來寫呢？《論說》曰： 詳觀蘭石之《才性》（傅嘏《論才性》），仲宣之《去伐》（王粲《去伐論》），叔夜之辨聲（嵇康《聲無哀樂論》），太初之《本無》（夏侯玄《本無論》），輔嗣之《兩例》（王弼《易略例》上下），平叔之二論（何晏《無為論》、《無名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
他認為立論要“師心獨見，鋒穎精密”，不能依傍儒家；要“彌綸群言，研精一理”，把各種言論綜合起來，經過研精，提出創造性的獨見，才能夠成為名論。
換言之，他是主張創造，不主張依傍經書的。
那麼能否用經書的文字來寫作呢？他在《征聖》裡說過經書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
他在《宗經》裡又提出“文麗而不淫”。
可是經書的文章，除《詩經》外是比較樸素的，同文麗的要求不合。
他對文辭的要求，寫了《情采》、《聲律》、《麗辭》，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同經書的文章不一樣，所以他也不要求用經書的文字來寫作。
那麼他要不要學習經書在風格上的特點呢？也是否定的。
他在《宗經》裡稱美《詩經》是“藻辭谲喻，溫柔在誦”，即谲喻和溫柔。
可是他在《明詩》裡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怅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他推崇漢代五言詩，并不用谲喻和溫柔來要求它。
他在《明詩》裡又說：“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
”可見他認為《詩經》的風格是雅潤，五言詩的風格是清麗。
他提出寫作的标準六義裡，有“風清而不雜”，“文麗而不淫”，即要求清麗，根本不提雅潤。
他不僅不用《詩經》的風格來要求創作，反而要以當代五言詩的風格作為詩歌創作的标準。
這樣看來，他的宗經要求寫出有内容又實用的文章，來糾正當時浮靡的文風，從經書中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
他不主張依傍經書的思想來寫，不主張用經書的語言來寫，不主張用《詩經》在風格上的特點寫，也是正确的。
那麼《宗經》裡說：“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
”這又怎麼解釋呢？這是說，賦頌歌贊是從《詩經》來的，好比從根本抽出枝葉來。
就上面所說，他并不要求五言詩學習《詩經》，自然更不要求賦頌歌贊學習《詩經》了。
他在《頌贊》裡講頌：“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
”講贊說：“本其為義，事生獎歎”，“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是提出不同要求的。
二、辨騷問題 劉勰的《辨騷》是不是要用經書來要求《離騷》呢？回答是：是的，也不是的。
說是的，劉勰指出《離騷》有“典诰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是“同于風雅”。
有“詭異之辭”、“谲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異乎經典”。
這正是用經書來要求《離騷》，辭有褒貶，所以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認為《離騷》不如《詩經》。
這正像他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好像認為五言不如四言，可是他又稱五言“清麗居宗”，符合他提出的寫作标準，這矛盾怎樣看呢？原來劉勰有的話是裝門面的，有的話是真心的。
他說“四言正體”是裝門面的，所以實際還推重五言為清麗。
這裡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是裝門面的，實際上是推重它為“辭賦之英傑”。
說劉勰實際上推重《離騷》有什麼憑證
這是明顯地指出不能依傍儒家思想來寫。
那麼用道家思想來寫怎樣呢？他認為也不行。
《時序》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用道家思想來寫，不能反映時代的面貌，也不行。
為什麼他宗經而反對依傍儒家思想來寫呢？《論說》曰： 詳觀蘭石之《才性》（傅嘏《論才性》），仲宣之《去伐》（王粲《去伐論》），叔夜之辨聲（嵇康《聲無哀樂論》），太初之《本無》（夏侯玄《本無論》），輔嗣之《兩例》（王弼《易略例》上下），平叔之二論（何晏《無為論》、《無名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
他認為立論要“師心獨見，鋒穎精密”，不能依傍儒家；要“彌綸群言，研精一理”，把各種言論綜合起來，經過研精，提出創造性的獨見，才能夠成為名論。
換言之，他是主張創造，不主張依傍經書的。
那麼能否用經書的文字來寫作呢？他在《征聖》裡說過經書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
他在《宗經》裡又提出“文麗而不淫”。
可是經書的文章，除《詩經》外是比較樸素的，同文麗的要求不合。
他對文辭的要求，寫了《情采》、《聲律》、《麗辭》，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同經書的文章不一樣，所以他也不要求用經書的文字來寫作。
那麼他要不要學習經書在風格上的特點呢？也是否定的。
他在《宗經》裡稱美《詩經》是“藻辭谲喻，溫柔在誦”，即谲喻和溫柔。
可是他在《明詩》裡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怅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他推崇漢代五言詩，并不用谲喻和溫柔來要求它。
他在《明詩》裡又說：“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
”可見他認為《詩經》的風格是雅潤，五言詩的風格是清麗。
他提出寫作的标準六義裡，有“風清而不雜”，“文麗而不淫”，即要求清麗，根本不提雅潤。
他不僅不用《詩經》的風格來要求創作，反而要以當代五言詩的風格作為詩歌創作的标準。
這樣看來，他的宗經要求寫出有内容又實用的文章，來糾正當時浮靡的文風，從經書中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
他不主張依傍經書的思想來寫，不主張用經書的語言來寫，不主張用《詩經》在風格上的特點寫，也是正确的。
那麼《宗經》裡說：“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
”這又怎麼解釋呢？這是說，賦頌歌贊是從《詩經》來的，好比從根本抽出枝葉來。
就上面所說，他并不要求五言詩學習《詩經》，自然更不要求賦頌歌贊學習《詩經》了。
他在《頌贊》裡講頌：“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
”講贊說：“本其為義，事生獎歎”，“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是提出不同要求的。
二、辨騷問題 劉勰的《辨騷》是不是要用經書來要求《離騷》呢？回答是：是的，也不是的。
說是的，劉勰指出《離騷》有“典诰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是“同于風雅”。
有“詭異之辭”、“谲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異乎經典”。
這正是用經書來要求《離騷》，辭有褒貶，所以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認為《離騷》不如《詩經》。
這正像他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好像認為五言不如四言，可是他又稱五言“清麗居宗”，符合他提出的寫作标準，這矛盾怎樣看呢？原來劉勰有的話是裝門面的，有的話是真心的。
他說“四言正體”是裝門面的，所以實際還推重五言為清麗。
這裡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是裝門面的，實際上是推重它為“辭賦之英傑”。
說劉勰實際上推重《離騷》有什麼憑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