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講 試論劉勰的宗經、辨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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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經問題
有一種看法，認為劉勰把《五經》看做是文學活動的指南，如說“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宗經》），而把《詩經》作為創作典範是不行的。
葛洪《抱樸子·鈞世》就指出：“《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寝之頌（《魯頌·宮》），何如王生之賦靈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乎？同說遊獵，而《叔畋》（《鄭風·叔于田》）、《盧令》（《齊風·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賦》）乎？”劉勰認為不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欤！”（《宗經》）再看劉勰在《辨騷》裡指出《離騷》“同于風雅”和“異乎經典”的兩個“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縛着劉勰了。
以上這種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來讨論過，這裡隻想對這種看法，提出點商榷意見。
這裡第一個問題是“宗經”，劉勰是不是把“宗經”作為文學創作的指南呢？就我來看，是的，也不是的。
為什麼說是呢？他在《序志》裡說： 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緻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将遂訛濫。
他提出“宗經”，這裡說的有兩點：一點是要求寫出有内容又實用的文章來，像五禮六典以及有關君臣軍國的文章；一點是要求糾正浮詭訛濫的文風。
就他的文體論看，有很多是屬于當時的應用文，這類應用文自然要求寫得有内容又實用，反對浮華空洞，他這樣來提出宗經，是無可非議的，要是抛開了他的文體論，抛開了他列舉的很多應用文，抛開了當時浮華空疏的文風，光就創作詩賦來說，批評他的“宗經”，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原意的，即要求糾正當時的文風，寫好各種應用文。
抛開應用文，專就創作詩賦散文來說，他是不是要求用宗經來指導創作呢？回答還是是的，又不是的。
劉勰在《征聖》、《宗經》裡除了要求寫出有内容又實用的文章外，還提出了什麼呢？他在《征聖》裡提出：“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隐義以藏用”，即“繁略殊形，隐顯異術”，學習繁略隐顯四種寫作法。
他在《宗經》裡又要求學習什麼呢？他指出經書有“言中事隐”的，有“文意曉然”的，有“藻辭谲喻”的，有“章條纖曲”的，有“婉章志晦”的；還是學習各種寫作手法。
那麼他的征聖、宗經，實際上是要從經書中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這是無可非議的。
他在《宗經》裡又提出：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是六個寫作的标準，這六個标準是正确的，也是無可非議的。
那麼他的宗經是不是限制了文學創作呢？沒有。
第一，他不同意用經書的思想來寫作。
他在《宗經》裡說過“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說經書中的思想是至道鴻教，是裝門面的話，不是他論文的要求。
他在《諸子》裡說：“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詢”，“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
他認為聖人文王、孔子，還要向鬻熊、老子訪問請教，說明諸子也懂得道，他們知道的比聖人還多。
更重要的，他指出： 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西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
六國以前的諸子，是不依傍經書來寫作的，所以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
西漢以後，儒家定于一尊，依傍儒家思想來寫，
葛洪《抱樸子·鈞世》就指出：“《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寝之頌（《魯頌·宮》），何如王生之賦靈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乎？同說遊獵，而《叔畋》（《鄭風·叔于田》）、《盧令》（《齊風·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賦》）乎？”劉勰認為不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欤！”（《宗經》）再看劉勰在《辨騷》裡指出《離騷》“同于風雅”和“異乎經典”的兩個“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縛着劉勰了。
以上這種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來讨論過，這裡隻想對這種看法，提出點商榷意見。
這裡第一個問題是“宗經”，劉勰是不是把“宗經”作為文學創作的指南呢？就我來看，是的，也不是的。
為什麼說是呢？他在《序志》裡說： 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緻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将遂訛濫。
他提出“宗經”，這裡說的有兩點：一點是要求寫出有内容又實用的文章來，像五禮六典以及有關君臣軍國的文章；一點是要求糾正浮詭訛濫的文風。
就他的文體論看，有很多是屬于當時的應用文，這類應用文自然要求寫得有内容又實用，反對浮華空洞，他這樣來提出宗經，是無可非議的，要是抛開了他的文體論，抛開了他列舉的很多應用文，抛開了當時浮華空疏的文風，光就創作詩賦來說，批評他的“宗經”，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原意的，即要求糾正當時的文風，寫好各種應用文。
抛開應用文，專就創作詩賦散文來說，他是不是要求用宗經來指導創作呢？回答還是是的，又不是的。
劉勰在《征聖》、《宗經》裡除了要求寫出有内容又實用的文章外，還提出了什麼呢？他在《征聖》裡提出：“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隐義以藏用”，即“繁略殊形，隐顯異術”，學習繁略隐顯四種寫作法。
他在《宗經》裡又要求學習什麼呢？他指出經書有“言中事隐”的，有“文意曉然”的，有“藻辭谲喻”的，有“章條纖曲”的，有“婉章志晦”的；還是學習各種寫作手法。
那麼他的征聖、宗經，實際上是要從經書中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這是無可非議的。
他在《宗經》裡又提出：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是六個寫作的标準，這六個标準是正确的，也是無可非議的。
那麼他的宗經是不是限制了文學創作呢？沒有。
第一，他不同意用經書的思想來寫作。
他在《宗經》裡說過“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說經書中的思想是至道鴻教，是裝門面的話，不是他論文的要求。
他在《諸子》裡說：“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詢”，“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
他認為聖人文王、孔子，還要向鬻熊、老子訪問請教，說明諸子也懂得道，他們知道的比聖人還多。
更重要的，他指出： 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西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
六國以前的諸子，是不依傍經書來寫作的，所以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
西漢以後，儒家定于一尊，依傍儒家思想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