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釋劉勰的“風骨”與“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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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用它作為風的代表作品。
《風骨》又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
”骨要語言的正直。
劉勰選“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韬筆，乃其骨髓峻也”，選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作為骨的代表。
（按：九錫文是權臣篡奪政權時要君主給以九種賞賜的文章。
）按《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春秋》尊王的意義來說，潘勖的文章應該屬于歌頌權臣篡位之作，也是異乎經典的，劉勰卻認為是“結言端直”的代表作。
這樣看來，劉勰對于文章的意志是否合于經典是并不看重的，所以他的《辨騷》，講什麼“異乎經典”的四事，隻不過用來批駁劉安、王逸、漢宣帝、揚雄“四家舉以方經”罷了。
就他不看重文章的意志是否符合經典說，他對“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并不看重的，因此他認為這兩點并不妨礙《楚辭》的“執正以馭奇”。
劉勰既認為這兩點是異乎經典的奇，他以經典為正，異乎經典的奇即失正的奇，對于失正的奇，又怎樣“執正以馭奇”呢？是不是用正來批判它的失正呢？可是《楚辭》裡沒有，《楚辭》裡有“合于經典”的正，也有“異乎經典”的奇，奇正并列，沒有做到“執正以馭奇”，但他又認為《楚辭》是“執正以馭奇”的，這不又是矛盾嗎？ 劉勰在《史傳》裡對“奇正”的看法要更嚴格，他據班彪批評司馬遷《史記》的話，稱司馬遷為“愛奇反經之尤”，把“奇”說成“反經”，這樣的“奇”即是反正的奇。
按照“酌奇而不失其貞”，酌采的要不失正的奇，對于反正的奇，是要“執正以馭奇”。
他又稱班固《漢書》：“儒雅彬彬，信有遺味。
”又稱它有“宗經矩聖之典”，“雅”即正，與《史記》的愛不正之奇相反；稱班固“宗經”，與《史記》的“反經”相反。
在這裡，顯示他的奇正看法有保守的一面，這就接觸到奇複為正了。
奇亦為正 上文指出奇正之說是從兵家來的，《孫子》講的“奇正相生”，即有“奇亦為正，正亦為奇”的變化。
劉勰倘利用這種奇正的辯證觀點，《辨騷》、《史傳》中論奇正的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劉勰在《诠賦》裡肯定“楚人理賦”是“雅文”，即認為《楚辭》是正的。
但他在《辨騷》裡又認為隻有四事“同于風雅”是正的，四事“異乎經典”是奇的，那還是半正半奇，怎麼說“楚人理賦”是雅文，即正的呢？雖說四事中二事講神話，《歸藏》也講神話，可以不論，那還有“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異乎經典的，怎麼說“雅文”呢？要是劉勰看到“奇亦為正”，認為就《宗經》說，《楚辭》中的四事是“異乎經典”的奇，但就辭賦說，不能用經典的标準來衡量辭賦，辭賦有它自己的創作要求，要求辭豐奇偉。
因此“異乎經典”的四事，從經典的标準看是奇，從辭賦的标準看，奇亦為正，因此“楚人理賦”才是雅文，那麼“異乎經典”的問題就解決了。
再說，“狷狹之志”，從經典的角度看，确是有異，從辭賦的角度看，這正是屈原為國殉身的愛國主義精神。
“荒淫之意”，從《招魂》看，是真實地反映楚王的宮廷生活，也是正的。
這樣《楚辭》中“異乎經典”的奇，從經典看是奇，從辭賦看不就成了正嗎？ 再看班彪批評司馬遷的話，見于《後漢書·班彪傳》。
從班彪保守的觀點看，司馬遷有的觀點是“愛奇反經”的，是反經的奇，從司馬遷進步的觀點看，班彪的所謂奇，不正是進步觀點的正嗎？試看班彪的批評：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
…… 按班彪批評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這是司馬遷父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不是司馬遷的觀點。
司馬遷把孔子列入世家，把老子列入《老莊申韓列傳》裡，沒有給他一個專傳的地位，他的尊崇孔子，貶低老子，非常明顯。
這點批評就落空了。
司馬遷看重貨殖，編為列傳，這正是他的特識。
他稱“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他批評空講仁義而毫無作為的人，并沒有看輕仁義。
司馬遷編《遊俠列傳》，具有反封建壓迫的特識，他批評“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他批評拘守小節不通世變的人，并不賤守節。
至于項羽曾執掌大權，分封諸侯，列為本紀，陳涉起義稱王，在他的起義下，終于滅秦，列為世家，都顯出司馬遷的特識。
這裡顯出班彪識見的守舊，不知世變。
劉勰跟着班彪來批評司馬遷的“愛奇反經”，這說明他對奇正看法的不正确。
他要是能看到奇正觀點的變化，在不同的文體上，在不同的世變裡，守舊者所謂的奇，可以成為正，守舊者所謂的正，可以成為奇；從進步的觀點看，就可以看到班彪批評司馬遷的“愛奇反經”，班彪的所謂奇，實是正；班彪的所謂正，實際已經落後，成為不正的奇了。
《風骨》又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
”骨要語言的正直。
劉勰選“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韬筆，乃其骨髓峻也”，選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作為骨的代表。
（按：九錫文是權臣篡奪政權時要君主給以九種賞賜的文章。
）按《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春秋》尊王的意義來說，潘勖的文章應該屬于歌頌權臣篡位之作，也是異乎經典的，劉勰卻認為是“結言端直”的代表作。
這樣看來，劉勰對于文章的意志是否合于經典是并不看重的，所以他的《辨騷》，講什麼“異乎經典”的四事，隻不過用來批駁劉安、王逸、漢宣帝、揚雄“四家舉以方經”罷了。
就他不看重文章的意志是否符合經典說，他對“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并不看重的，因此他認為這兩點并不妨礙《楚辭》的“執正以馭奇”。
劉勰既認為這兩點是異乎經典的奇，他以經典為正，異乎經典的奇即失正的奇，對于失正的奇，又怎樣“執正以馭奇”呢？是不是用正來批判它的失正呢？可是《楚辭》裡沒有，《楚辭》裡有“合于經典”的正，也有“異乎經典”的奇，奇正并列，沒有做到“執正以馭奇”，但他又認為《楚辭》是“執正以馭奇”的，這不又是矛盾嗎？ 劉勰在《史傳》裡對“奇正”的看法要更嚴格，他據班彪批評司馬遷《史記》的話，稱司馬遷為“愛奇反經之尤”，把“奇”說成“反經”，這樣的“奇”即是反正的奇。
按照“酌奇而不失其貞”，酌采的要不失正的奇，對于反正的奇，是要“執正以馭奇”。
他又稱班固《漢書》：“儒雅彬彬，信有遺味。
”又稱它有“宗經矩聖之典”，“雅”即正，與《史記》的愛不正之奇相反；稱班固“宗經”，與《史記》的“反經”相反。
在這裡，顯示他的奇正看法有保守的一面，這就接觸到奇複為正了。
奇亦為正 上文指出奇正之說是從兵家來的，《孫子》講的“奇正相生”，即有“奇亦為正，正亦為奇”的變化。
劉勰倘利用這種奇正的辯證觀點，《辨騷》、《史傳》中論奇正的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劉勰在《诠賦》裡肯定“楚人理賦”是“雅文”，即認為《楚辭》是正的。
但他在《辨騷》裡又認為隻有四事“同于風雅”是正的，四事“異乎經典”是奇的，那還是半正半奇，怎麼說“楚人理賦”是雅文，即正的呢？雖說四事中二事講神話，《歸藏》也講神話，可以不論，那還有“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異乎經典的，怎麼說“雅文”呢？要是劉勰看到“奇亦為正”，認為就《宗經》說，《楚辭》中的四事是“異乎經典”的奇，但就辭賦說，不能用經典的标準來衡量辭賦，辭賦有它自己的創作要求，要求辭豐奇偉。
因此“異乎經典”的四事，從經典的标準看是奇，從辭賦的标準看，奇亦為正，因此“楚人理賦”才是雅文，那麼“異乎經典”的問題就解決了。
再說，“狷狹之志”，從經典的角度看，确是有異，從辭賦的角度看，這正是屈原為國殉身的愛國主義精神。
“荒淫之意”，從《招魂》看，是真實地反映楚王的宮廷生活，也是正的。
這樣《楚辭》中“異乎經典”的奇，從經典看是奇，從辭賦看不就成了正嗎？ 再看班彪批評司馬遷的話，見于《後漢書·班彪傳》。
從班彪保守的觀點看，司馬遷有的觀點是“愛奇反經”的，是反經的奇，從司馬遷進步的觀點看，班彪的所謂奇，不正是進步觀點的正嗎？試看班彪的批評：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
…… 按班彪批評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這是司馬遷父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不是司馬遷的觀點。
司馬遷把孔子列入世家，把老子列入《老莊申韓列傳》裡，沒有給他一個專傳的地位，他的尊崇孔子，貶低老子，非常明顯。
這點批評就落空了。
司馬遷看重貨殖，編為列傳，這正是他的特識。
他稱“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他批評空講仁義而毫無作為的人，并沒有看輕仁義。
司馬遷編《遊俠列傳》，具有反封建壓迫的特識，他批評“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他批評拘守小節不通世變的人，并不賤守節。
至于項羽曾執掌大權，分封諸侯，列為本紀，陳涉起義稱王，在他的起義下，終于滅秦，列為世家，都顯出司馬遷的特識。
這裡顯出班彪識見的守舊，不知世變。
劉勰跟着班彪來批評司馬遷的“愛奇反經”，這說明他對奇正看法的不正确。
他要是能看到奇正觀點的變化，在不同的文體上，在不同的世變裡，守舊者所謂的奇，可以成為正，守舊者所謂的正，可以成為奇；從進步的觀點看，就可以看到班彪批評司馬遷的“愛奇反經”，班彪的所謂奇，實是正；班彪的所謂正，實際已經落後，成為不正的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