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劉勰《原道》獻疑
關燈
小
中
大
>》、《莊子》稱為三玄，都屬于玄學。
《易》學是神明，那麼《老子》、《莊子》應該也屬于同一類。
可是他在《明詩》裡講：“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
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争雄。
”他又在《時序》裡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
因談馀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
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
”他反對用玄學來作詩賦。
這裡雖沒有提到《易》學，但既反對用玄學來作詩賦，那《易》學也是玄學，當不在例外，那不又和稱《易》象與神明相矛盾嗎？ 劉勰的論文原道，紀昀評：“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标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
”劉勰《原道》，提出“自然”，是針對當時文風的訛詭來的。
他在《定勢》裡說：“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
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
他又說：“勢者，乘利而為制也。
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他論文原道，提出自然，是要糾正當時的文弊的。
他在《序志》裡講：“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緻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訓辭之異，宜體于要。
”他認為當時的文弊，還有浮詭，糾正浮詭，要體要。
劉勰在《序志》裡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所以他寫《原道》、《征聖》、《宗經》。
他這樣做的目的，看來是有想從原道、征聖、宗經來挽救當時文弊的用意。
就他講要挽救當時的文弊，是訛濫和浮詭，要用自然和體要來加以糾正。
那他論文原道，就應該提倡自然來針對訛濫，提倡體要來針對浮詭，接下來《征聖》、《宗經》就說明聖人的經書、文辭是自然、體要的，這樣來論文原道，就像紀昀說的：“标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
”可是他不這樣做，他論文原道，把文推原到形文、聲文和藻采為文，那他的目的在為骈文說明，骈文的講對偶、聲律、辭藻皆原于道，即原于客觀自然。
那他的《征聖》、《宗經》，就與他在《原道》中的推原骈文的對偶、聲律、藻采連不起來了，所以他的《征聖》裡講“繁略殊形，隐顯異術”的寫作法，《宗經》裡講“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的寫作法，既不與救弊結合，又不與骈文的講對偶、聲律、辭藻結合了。
他又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這裡講道、聖、文三者。
就論文原道說，這裡應先是求道，道從聖來，求道有學聖的一面，學到聖的品德，則所見亦如聖的可以得道。
聖因文以明道，文即經，則從經可以得道。
但劉勰的論文原道，不求學聖，因為他認為聖人“研神理而設教”，常人無法研究神理，不能學聖。
“聖因文以明道”，道中有神理，因此研經亦不能得神理，不能明道，所以《征聖》隻能學習“繁略殊形，隐顯異術”的寫作法，《宗經》隻能學習“體有六義”的寫作法，不能學到道。
因此他的論文原道，隻講形文、聲文的原于客觀事物，情文的原于神理，沒有道可學。
他講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是承接上文“實天地之心”來的。
他又說：“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他認為《易經》的《乾卦》、《坤卦》的《文言》是“天地之心”，即聖人的制作。
因此他講的“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即懂得神理的聖人，也不可學。
因此他講的論文原道，聖既不可學，道亦不可學，因中有神理是學不到的。
後來唐人的論文原道，不講神理，所以“道沿聖以垂文”，就可以學聖以求道，“聖因文以明道”，就可學經以求道，在《征聖》、《宗經》上與劉勰講法不同了。
韓愈《答李翊書》裡說：“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要學聖，學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狀美感）也”。
學到成為“仁義之人”，其言美感，即得道了，從學聖來求得道。
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講從經求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這說明劉勰的論文原道，不能使人求得道，這是他講道結合神理的害處。
《易》學是神明，那麼《老子》、《莊子》應該也屬于同一類。
可是他在《明詩》裡講：“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
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争雄。
”他又在《時序》裡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
因談馀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
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
”他反對用玄學來作詩賦。
這裡雖沒有提到《易》學，但既反對用玄學來作詩賦，那《易》學也是玄學，當不在例外，那不又和稱《易》象與神明相矛盾嗎？ 劉勰的論文原道，紀昀評：“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标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
”劉勰《原道》，提出“自然”，是針對當時文風的訛詭來的。
他在《定勢》裡說：“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
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
他又說：“勢者，乘利而為制也。
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他論文原道，提出自然，是要糾正當時的文弊的。
他在《序志》裡講：“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緻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訓辭之異，宜體于要。
”他認為當時的文弊，還有浮詭，糾正浮詭，要體要。
劉勰在《序志》裡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所以他寫《原道》、《征聖》、《宗經》。
他這樣做的目的，看來是有想從原道、征聖、宗經來挽救當時文弊的用意。
就他講要挽救當時的文弊，是訛濫和浮詭，要用自然和體要來加以糾正。
那他論文原道，就應該提倡自然來針對訛濫，提倡體要來針對浮詭，接下來《征聖》、《宗經》就說明聖人的經書、文辭是自然、體要的，這樣來論文原道，就像紀昀說的：“标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
”可是他不這樣做，他論文原道，把文推原到形文、聲文和藻采為文，那他的目的在為骈文說明，骈文的講對偶、聲律、辭藻皆原于道，即原于客觀自然。
那他的《征聖》、《宗經》，就與他在《原道》中的推原骈文的對偶、聲律、藻采連不起來了，所以他的《征聖》裡講“繁略殊形，隐顯異術”的寫作法，《宗經》裡講“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的寫作法，既不與救弊結合，又不與骈文的講對偶、聲律、辭藻結合了。
他又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這裡講道、聖、文三者。
就論文原道說，這裡應先是求道，道從聖來，求道有學聖的一面，學到聖的品德，則所見亦如聖的可以得道。
聖因文以明道，文即經，則從經可以得道。
但劉勰的論文原道，不求學聖，因為他認為聖人“研神理而設教”，常人無法研究神理，不能學聖。
“聖因文以明道”，道中有神理，因此研經亦不能得神理，不能明道，所以《征聖》隻能學習“繁略殊形，隐顯異術”的寫作法，《宗經》隻能學習“體有六義”的寫作法，不能學到道。
因此他的論文原道，隻講形文、聲文的原于客觀事物，情文的原于神理，沒有道可學。
他講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是承接上文“實天地之心”來的。
他又說：“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他認為《易經》的《乾卦》、《坤卦》的《文言》是“天地之心”，即聖人的制作。
因此他講的“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即懂得神理的聖人，也不可學。
因此他講的論文原道，聖既不可學，道亦不可學，因中有神理是學不到的。
後來唐人的論文原道，不講神理，所以“道沿聖以垂文”，就可以學聖以求道，“聖因文以明道”，就可學經以求道，在《征聖》、《宗經》上與劉勰講法不同了。
韓愈《答李翊書》裡說：“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要學聖，學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狀美感）也”。
學到成為“仁義之人”，其言美感，即得道了，從學聖來求得道。
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講從經求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這說明劉勰的論文原道，不能使人求得道，這是他講道結合神理的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