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談劉勰論“文之樞紐”
關燈
小
中
大
同于經書的部分，是指它的繼承說的；指出它不同于經書的部分，夾雜戰國風氣，是指它的變化說的。
說它不如《詩經》純正，這是他的宗經思想在起作用，但終于指出它是辭賦中的傑作，是指出它的變化開創了一種新的體裁。
他在《時序》裡指出：“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所謂“風雜于戰國”，就是“出乎縱橫之詭俗”，正因為它夾雜了戰國的風氣，才使它不同于《詩經》，有了變化。
這種變化構成了辭賦的傑作，稱為“籠罩雅頌”，指把《詩經》蓋罩了。
那麼劉勰從宗經的角度看，認為《楚辭》不如《詩經》純正；從文學的發展看，認為《楚辭》超過了《詩經》。
這種超過，是不是僅僅《楚辭》的文采超過，還是包括它的内容呢？他說：“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绮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豔而深華；《蔔居》标放言之緻，《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轹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并能矣。
”這裡指出“轹古”即壓倒古代的作品，也就是“籠罩雅頌”，蓋罩《詩經》的意思。
指出“氣往轹古”，這個“氣”就是《神思》裡說的“志氣統其關鍵”，《體性》裡說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是“性情所轹”，同各人的性情有關。
上面又指出“哀志”“傷情”，“放言之緻”，“獨體之才”，“氣”同“情”“志”“才”聯系起來，可見是包括《楚辭》的思想内容說的。
劉勰不是指出《楚辭》裡有“荒淫之意”、“狷狹之志”，是“誇誕”嗎？難道對這部分也肯定嗎？這部分大概就包括在他說的“哀志”“傷情’”裡面，同經書不一樣。
不過劉勰從文學發展看，他認為這部分屬于辭賦的傑作，并不否定。
上面指出，劉勰對作品思想的要求，隻是反對“棄孝廢仁”和“白馬非馬”的詭辯，那麼這些哀志傷情，雖不合于經書，但在文學作品中是可以容許的，所以他極力贊美《楚辭》。
這樣，劉勰從《原道》到《辨騷》，從文學理論的角度看要說明什麼問題呢？除去其中不正确的部分外，他要說明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在《原道》裡，要替當時文學作品的特色，即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找出理論根據，強調自然來反對矯揉造作，強調内容充實來反對浮靡的文風，提出用文來明道的主張。
他強調辭藻、聲律、對偶，是适應六朝時崇尚骈文的特點。
從文學創作看，作品還是要求寫得有文采，寫得語言流暢，有節奏，便于朗誦。
那麼他強調文采、聲律，還可以借鑒；再像作品要寫得自然，要有内容，也是可取的。
在他的《征聖》、《宗經》、《正緯》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不贊成按照一家的思想來寫作，不論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
這是他懂得創作規律的看法。
創作要求創造，要求獨立思考，不該照現存的思想來寫作。
不是結合實際，刻苦鑽研，有創見，而是照現存的思想來寫作，很難創作出傑出的作品來。
但這樣說，并不和《征聖》、《宗經》矛盾，還是要從前人的創作成就裡吸取經驗。
《征聖》、《宗經》不是照聖人的思想來寫作，是吸取聖人和經書在寫作上的成就。
這些成就，特别突出地表現在“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要把自己的情志真實而充分地表達出來，不說假話，不掩飾，又要寫得有文采，還要講究各種寫作手法，對寫作提出各種内容、文辭和風格上的要求。
這樣的《征聖》、《宗經》，包括《正緯》，還是可以借鑒的。
從文學發展看，像《南齊書·文學傳論》講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要講新變。
劉勰就通過《楚辭》來研究文學的新變，所以說“變乎騷”。
他分别《楚辭》有同乎經書的，主要是講它的有所繼承；有異乎經書的，主要是講它新變。
這種新變一定要同它的時代結合。
他正着眼在《楚辭》同戰國的縱橫詭俗的聯系，注意它的特色，看出它的超越《詩經》。
像這樣看到文學的新變，贊美這種新變，探讨造成這種新變的原因，也是值得借鑒的。
劉勰對文學創作關鍵的看法，是他的文學理論的重要部分，同他的創作論、批評論、鑒賞論密切相關。
這裡隻是一點粗淺的說明，對這個問題還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索。
說它不如《詩經》純正，這是他的宗經思想在起作用，但終于指出它是辭賦中的傑作，是指出它的變化開創了一種新的體裁。
他在《時序》裡指出：“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所謂“風雜于戰國”，就是“出乎縱橫之詭俗”，正因為它夾雜了戰國的風氣，才使它不同于《詩經》，有了變化。
這種變化構成了辭賦的傑作，稱為“籠罩雅頌”，指把《詩經》蓋罩了。
那麼劉勰從宗經的角度看，認為《楚辭》不如《詩經》純正；從文學的發展看，認為《楚辭》超過了《詩經》。
這種超過，是不是僅僅《楚辭》的文采超過，還是包括它的内容呢？他說：“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绮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豔而深華；《蔔居》标放言之緻，《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轹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并能矣。
”這裡指出“轹古”即壓倒古代的作品，也就是“籠罩雅頌”，蓋罩《詩經》的意思。
指出“氣往轹古”，這個“氣”就是《神思》裡說的“志氣統其關鍵”，《體性》裡說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是“性情所轹”，同各人的性情有關。
上面又指出“哀志”“傷情”，“放言之緻”，“獨體之才”，“氣”同“情”“志”“才”聯系起來，可見是包括《楚辭》的思想内容說的。
劉勰不是指出《楚辭》裡有“荒淫之意”、“狷狹之志”，是“誇誕”嗎？難道對這部分也肯定嗎？這部分大概就包括在他說的“哀志”“傷情’”裡面，同經書不一樣。
不過劉勰從文學發展看，他認為這部分屬于辭賦的傑作，并不否定。
上面指出，劉勰對作品思想的要求，隻是反對“棄孝廢仁”和“白馬非馬”的詭辯，那麼這些哀志傷情，雖不合于經書，但在文學作品中是可以容許的，所以他極力贊美《楚辭》。
這樣，劉勰從《原道》到《辨騷》，從文學理論的角度看要說明什麼問題呢？除去其中不正确的部分外，他要說明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在《原道》裡，要替當時文學作品的特色，即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找出理論根據，強調自然來反對矯揉造作，強調内容充實來反對浮靡的文風，提出用文來明道的主張。
他強調辭藻、聲律、對偶，是适應六朝時崇尚骈文的特點。
從文學創作看，作品還是要求寫得有文采，寫得語言流暢，有節奏，便于朗誦。
那麼他強調文采、聲律，還可以借鑒；再像作品要寫得自然，要有内容，也是可取的。
在他的《征聖》、《宗經》、《正緯》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不贊成按照一家的思想來寫作，不論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
這是他懂得創作規律的看法。
創作要求創造，要求獨立思考，不該照現存的思想來寫作。
不是結合實際，刻苦鑽研，有創見，而是照現存的思想來寫作，很難創作出傑出的作品來。
但這樣說，并不和《征聖》、《宗經》矛盾，還是要從前人的創作成就裡吸取經驗。
《征聖》、《宗經》不是照聖人的思想來寫作，是吸取聖人和經書在寫作上的成就。
這些成就，特别突出地表現在“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要把自己的情志真實而充分地表達出來，不說假話，不掩飾，又要寫得有文采，還要講究各種寫作手法，對寫作提出各種内容、文辭和風格上的要求。
這樣的《征聖》、《宗經》，包括《正緯》，還是可以借鑒的。
從文學發展看，像《南齊書·文學傳論》講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要講新變。
劉勰就通過《楚辭》來研究文學的新變，所以說“變乎騷”。
他分别《楚辭》有同乎經書的，主要是講它的有所繼承；有異乎經書的，主要是講它新變。
這種新變一定要同它的時代結合。
他正着眼在《楚辭》同戰國的縱橫詭俗的聯系，注意它的特色，看出它的超越《詩經》。
像這樣看到文學的新變，贊美這種新變，探讨造成這種新變的原因，也是值得借鑒的。
劉勰對文學創作關鍵的看法，是他的文學理論的重要部分，同他的創作論、批評論、鑒賞論密切相關。
這裡隻是一點粗淺的說明，對這個問題還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