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談劉勰論“文之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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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的聖人既然是指孔子，《宗經》的經書又是指五經，所以有人認為劉勰所說的“道”是儒家的道，這是一種片面的解釋。
劉勰講“自然之道”，這個“道”來自道家，不是來自儒家。
儒家是講仁義之道。
劉勰講的道，不光有儒家之道，也有道家之道。
《諸子》篇認為諸子都符合道，“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諸子“身與時舛，志共道申”。
因此，“道”的内容極廣泛，無所不包。
儒、道、墨、名、陰陽等諸子百家都入道，不光儒家的仁義才是道。
韓愈提倡的“道”是儒家之道，因此他既反佛家，又反道家，這與劉勰不同。
《論說》篇談到儒家崇有、佛家貴無，他認為執著于“有”或強調“無”都是片面的。
“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貴無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于正理。
”最正确的是佛家：“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儒家“崇有”，講實在的；道家“貴無”，主張無為，一切聽其自然。
佛教的般若，要破除有，也要破除無，想超越有無。
劉勰認為佛教最高。
這樣說也是不正确的。
在崇有貴無問題上，還是崇有正确。
在這裡，隻是說明劉勰的所謂道，不是專講儒家之道。
那麼他在《原道》裡為什麼不講佛教之道呢？因為他是為論文而講道，他認為講文學創作，不能講佛教之道，所以他隻講《宗經》、《諸子》，不談佛經。
這是因為佛經的文字，同他要求的講究辭藻、聲律、對偶的文辭不同的緣故。
不講文學創作，那麼劉勰還是把佛教看得比儒家、道家還高。
他這樣講道是為封建皇權服務的。
當時的封建王朝要用儒家的禮制、法家的法制等來統治國家，但也要利用道家和佛教。
從封建統治者看來，它們對于欺騙、麻醉人民以鞏固統治也有用處。
凡是封建統治者需要的，劉勰也同樣認為必不可少。
劉勰在《諸子》裡隻反對法家的“棄孝廢仁”和名家的“白馬非馬”。
因為封建統治者需要法家的法制，但不要法家的“棄孝廢仁”，他們認為仁孝的人就不會犯上作亂，對鞏固統治有利。
封建統治者對于名家的正名也要，但不要“白馬非馬”，因為這會把名和實搞亂，不利于它的統治，所以劉勰反對“棄孝廢仁”和“白馬非馬”。
劉勰講的“道”既不專講儒家的道，那他為什麼要講“征聖”、“宗經”呢？為什麼要提出向聖人、經書學習呢？原來，劉勰認為向聖人和經書學習可以在寫文章時達到“六義”：感情是深切的而不是虛僞的；風格是清新的而不是雜亂的；事實是真實的而不是歪曲的；意義是直率的而不是隐晦的；文章是精練的而不是浮靡的；文采是美麗的而不是虛誇的（《宗經》）。
他的“宗經”，提出向經書學習，即是從感情、風格、事實、意義、文體和語言六個方面提出具體的寫作要求。
因此所謂“宗經”，不是指用儒家經書的思想來寫作，而是提出具體的寫文章的要求。
劉勰沒有提倡用儒家思想來進行寫作。
《諸子》篇說，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發表學說，進行争鳴，都是自己開辟一條道路，誰也不依靠誰，儒、道、名、法、陰陽各家都互不依靠。
到漢武帝定儒家于一尊，漢以後的作家寫文章，都依靠儒家思想，自己不開辟新路，因人成事，文章的力量就慢慢地衰弱了。
依靠某一種思想，文章就差；而獨立思考，文章就好。
“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
”這話是說得很中肯的。
《時序》篇說，東漢文章，受儒影響大的，成就就低，不談也罷。
“文章之選，存而不論。
”又說，東晉時道家思想泛濫，作家用道家思想來寫作，不能真實反映時代，“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
處在亂世，文章寫得像太平時那樣。
可見他也反對用道家思想來寫作。
提倡“宗經”，又不主張用儒家思想來寫作，提倡“自然之道”，又不主張用道家思想來寫作，這是懂得作品要求創造的道理的，具有辯證觀點。
提倡“宗經”，是要向經書學習，從而達到寫作上的“六義”。
對劉勰的“宗經”，應當作這樣的理解。
認為“宗經”就是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這顯然是一種誤解。
他在《論說》裡贊美著名的論文，稱為“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就是不依靠儒家或道家，是獨立思考，有創見的，文章寫得有鋒芒的，内容精密的，這是他懂得作品
劉勰講“自然之道”，這個“道”來自道家，不是來自儒家。
儒家是講仁義之道。
劉勰講的道，不光有儒家之道，也有道家之道。
《諸子》篇認為諸子都符合道，“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諸子“身與時舛，志共道申”。
因此，“道”的内容極廣泛，無所不包。
儒、道、墨、名、陰陽等諸子百家都入道，不光儒家的仁義才是道。
韓愈提倡的“道”是儒家之道，因此他既反佛家，又反道家，這與劉勰不同。
《論說》篇談到儒家崇有、佛家貴無，他認為執著于“有”或強調“無”都是片面的。
“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貴無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于正理。
”最正确的是佛家：“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儒家“崇有”，講實在的；道家“貴無”，主張無為，一切聽其自然。
佛教的般若，要破除有，也要破除無，想超越有無。
劉勰認為佛教最高。
這樣說也是不正确的。
在崇有貴無問題上，還是崇有正确。
在這裡，隻是說明劉勰的所謂道，不是專講儒家之道。
那麼他在《原道》裡為什麼不講佛教之道呢？因為他是為論文而講道，他認為講文學創作，不能講佛教之道，所以他隻講《宗經》、《諸子》，不談佛經。
這是因為佛經的文字，同他要求的講究辭藻、聲律、對偶的文辭不同的緣故。
不講文學創作，那麼劉勰還是把佛教看得比儒家、道家還高。
他這樣講道是為封建皇權服務的。
當時的封建王朝要用儒家的禮制、法家的法制等來統治國家，但也要利用道家和佛教。
從封建統治者看來，它們對于欺騙、麻醉人民以鞏固統治也有用處。
凡是封建統治者需要的，劉勰也同樣認為必不可少。
劉勰在《諸子》裡隻反對法家的“棄孝廢仁”和名家的“白馬非馬”。
因為封建統治者需要法家的法制，但不要法家的“棄孝廢仁”，他們認為仁孝的人就不會犯上作亂，對鞏固統治有利。
封建統治者對于名家的正名也要，但不要“白馬非馬”，因為這會把名和實搞亂，不利于它的統治，所以劉勰反對“棄孝廢仁”和“白馬非馬”。
劉勰講的“道”既不專講儒家的道，那他為什麼要講“征聖”、“宗經”呢？為什麼要提出向聖人、經書學習呢？原來，劉勰認為向聖人和經書學習可以在寫文章時達到“六義”：感情是深切的而不是虛僞的；風格是清新的而不是雜亂的；事實是真實的而不是歪曲的；意義是直率的而不是隐晦的；文章是精練的而不是浮靡的；文采是美麗的而不是虛誇的（《宗經》）。
他的“宗經”，提出向經書學習，即是從感情、風格、事實、意義、文體和語言六個方面提出具體的寫作要求。
因此所謂“宗經”，不是指用儒家經書的思想來寫作，而是提出具體的寫文章的要求。
劉勰沒有提倡用儒家思想來進行寫作。
《諸子》篇說，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發表學說，進行争鳴，都是自己開辟一條道路，誰也不依靠誰，儒、道、名、法、陰陽各家都互不依靠。
到漢武帝定儒家于一尊，漢以後的作家寫文章，都依靠儒家思想，自己不開辟新路，因人成事，文章的力量就慢慢地衰弱了。
依靠某一種思想，文章就差；而獨立思考，文章就好。
“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
”這話是說得很中肯的。
《時序》篇說，東漢文章，受儒影響大的，成就就低，不談也罷。
“文章之選，存而不論。
”又說，東晉時道家思想泛濫，作家用道家思想來寫作，不能真實反映時代，“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
處在亂世，文章寫得像太平時那樣。
可見他也反對用道家思想來寫作。
提倡“宗經”，又不主張用儒家思想來寫作，提倡“自然之道”，又不主張用道家思想來寫作，這是懂得作品要求創造的道理的，具有辯證觀點。
提倡“宗經”，是要向經書學習，從而達到寫作上的“六義”。
對劉勰的“宗經”，應當作這樣的理解。
認為“宗經”就是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這顯然是一種誤解。
他在《論說》裡贊美著名的論文，稱為“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就是不依靠儒家或道家，是獨立思考，有創見的，文章寫得有鋒芒的，内容精密的，這是他懂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