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談劉勰論“文之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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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中體大思精之作。
他在《序志》裡講到文學理論的關鍵部分，稱做“文之樞紐”。
他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
”這就是說，他把《原道》、《征聖》、《宗經》、《正緯》、《辨騷》說成是他的文學理論的關鍵。
他的文學理論的關鍵究竟講些什麼？這些關鍵同他講的文學理論的關系怎樣？這些關鍵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正确的？下面想來談談這些問題。
一、為什麼要“原道” 文之樞紐首先是講《原道》。
論文原道是什麼意思？早在劉勰以前，荀子、孟子、揚雄等也都講過“道”，主張效法聖人。
“原道”、“征聖”、“宗經”的含義，揚雄已提出來了，但揚雄不是講文學作品。
用“道”來講文學作品的，第一個是劉勰。
劉勰的“原道”、“道”究竟是唯心還是唯物？《原道》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
”即最早的人文是從“太極”來的。
天地未分，混沌之狀謂之“太極”，由“太極”而分天地。
天地還沒有分，怎麼有“人文之元”呢？原來他認為最早的“人文”，是從“神理”來的。
從太極到分為天地，也是神理造成的。
有了天地就有天地的形體，就有天玄地黃的顔色，這些形體和顔色就是文。
不過那是自然界的文，還不是“人文之元”。
劉勰認為最早的“人文”像神話中的黃河出圖、洛水出書，也是神理造成的，同太極分為天地是神理造成的一樣，所以他說最早的“人文”也是神理造成的。
所謂神理也就是道。
這個道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樣講自然是不對的。
那他講“道”又有什麼意義呢？是有意義的。
中國的文學作品，發展到魏晉時代，要講文采，具體說來，就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
劉勰作為文學理論家，就想為文學作品為什麼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找出一個理論根據來，他提出原道，就要從“道”裡找理論根據。
他從自然界中來找根據，認為像鳳凰虎豹都有文采，這是作品要講辭藻的根據；泉水激石有音節，這是作品要講聲律的根據；像天和地、日和月、龍鳳和虎豹都是對偶的，這是作品要講對偶的根據。
這是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他認為作品既要講究文采，又要寫得自然，反對做作。
要寫得有辭藻、聲律、對偶，又要寫得自然，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當時講自然很重要。
但是鳳凰的文采，泉水的音節，天和地、日和月的對偶都是自然造成的，因此他講“道”，就是要替作品寫得自然找理論根據，提出“自然之道”。
這是又一方面。
還有，他要求作品寫得有内容，要充實，要寫“業峻鴻績”、“勳德彌缛”，要“精義堅深”，即要寫重大的事業，寫大功德，要意義确實精深。
這些，他也歸到“道”上，他認為聖人認識道，所以能寫出那樣充實的作品，用來反對當時文體的訛濫浮靡。
這是又一方面。
就這三方面說，他講“道”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是有積極作用的。
不過他這樣講也有缺點，比方他從自然界中去找文采、聲韻、對偶，用來說明文學作品的需要辭藻、聲律、對偶，認為作品中的辭藻、聲律、對偶也都是自然形成的。
這樣說，就有問題。
有語言才有文章，語言有質樸的，有華采的；有講究聲律的，有不講究聲律的；有對偶的，有不講對偶的。
一般說來，在語言中，質樸的、不講究聲律的、不對偶的，比較多，那是符合語言的自然的。
句句要求講辭藻、聲律、對偶，反而不符合語言的自然，是靠人工造成的。
有誰講話，句句要求用辭藻，講聲律、對偶呢？因此，他要求作品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是當時文學發展的要求。
他認為這些要求像虎豹的文采、泉水的音節、日月的相對一樣，都是天生的，合乎“自然之道”，是不确切的。
還有，文學作品是作家創作的，是屬于意識形态的範疇，跟自然界的事物是兩回事，用自然界的事物來比附，也是不對的。
劉勰原道論文雖有這些缺點，但就上面列舉的幾個方面說，還是有它的積極作用的。
在講“道”時，劉勰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即認為聖人懂得道，道通過聖人用文來表達出來，聖人用文來說明道，這就提出“因文明道”來。
這就從《原道》轉到《征聖》。
把“明道”和《征聖》、《宗經》結合起來，《征
他在《序志》裡講到文學理論的關鍵部分，稱做“文之樞紐”。
他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
”這就是說，他把《原道》、《征聖》、《宗經》、《正緯》、《辨騷》說成是他的文學理論的關鍵。
他的文學理論的關鍵究竟講些什麼？這些關鍵同他講的文學理論的關系怎樣？這些關鍵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正确的？下面想來談談這些問題。
一、為什麼要“原道” 文之樞紐首先是講《原道》。
論文原道是什麼意思？早在劉勰以前，荀子、孟子、揚雄等也都講過“道”，主張效法聖人。
“原道”、“征聖”、“宗經”的含義，揚雄已提出來了，但揚雄不是講文學作品。
用“道”來講文學作品的，第一個是劉勰。
劉勰的“原道”、“道”究竟是唯心還是唯物？《原道》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
”即最早的人文是從“太極”來的。
天地未分，混沌之狀謂之“太極”，由“太極”而分天地。
天地還沒有分，怎麼有“人文之元”呢？原來他認為最早的“人文”，是從“神理”來的。
從太極到分為天地，也是神理造成的。
有了天地就有天地的形體，就有天玄地黃的顔色，這些形體和顔色就是文。
不過那是自然界的文，還不是“人文之元”。
劉勰認為最早的“人文”像神話中的黃河出圖、洛水出書，也是神理造成的，同太極分為天地是神理造成的一樣，所以他說最早的“人文”也是神理造成的。
所謂神理也就是道。
這個道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樣講自然是不對的。
那他講“道”又有什麼意義呢？是有意義的。
中國的文學作品，發展到魏晉時代，要講文采，具體說來，就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
劉勰作為文學理論家，就想為文學作品為什麼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找出一個理論根據來，他提出原道，就要從“道”裡找理論根據。
他從自然界中來找根據，認為像鳳凰虎豹都有文采，這是作品要講辭藻的根據；泉水激石有音節，這是作品要講聲律的根據；像天和地、日和月、龍鳳和虎豹都是對偶的，這是作品要講對偶的根據。
這是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他認為作品既要講究文采，又要寫得自然，反對做作。
要寫得有辭藻、聲律、對偶，又要寫得自然，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當時講自然很重要。
但是鳳凰的文采，泉水的音節，天和地、日和月的對偶都是自然造成的，因此他講“道”，就是要替作品寫得自然找理論根據，提出“自然之道”。
這是又一方面。
還有，他要求作品寫得有内容，要充實，要寫“業峻鴻績”、“勳德彌缛”，要“精義堅深”，即要寫重大的事業，寫大功德，要意義确實精深。
這些，他也歸到“道”上，他認為聖人認識道，所以能寫出那樣充實的作品，用來反對當時文體的訛濫浮靡。
這是又一方面。
就這三方面說，他講“道”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是有積極作用的。
不過他這樣講也有缺點，比方他從自然界中去找文采、聲韻、對偶，用來說明文學作品的需要辭藻、聲律、對偶，認為作品中的辭藻、聲律、對偶也都是自然形成的。
這樣說，就有問題。
有語言才有文章，語言有質樸的，有華采的；有講究聲律的，有不講究聲律的；有對偶的，有不講對偶的。
一般說來，在語言中，質樸的、不講究聲律的、不對偶的，比較多，那是符合語言的自然的。
句句要求講辭藻、聲律、對偶，反而不符合語言的自然，是靠人工造成的。
有誰講話，句句要求用辭藻，講聲律、對偶呢？因此，他要求作品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是當時文學發展的要求。
他認為這些要求像虎豹的文采、泉水的音節、日月的相對一樣，都是天生的，合乎“自然之道”，是不确切的。
還有，文學作品是作家創作的，是屬于意識形态的範疇，跟自然界的事物是兩回事，用自然界的事物來比附，也是不對的。
劉勰原道論文雖有這些缺點，但就上面列舉的幾個方面說，還是有它的積極作用的。
在講“道”時，劉勰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即認為聖人懂得道，道通過聖人用文來表達出來，聖人用文來說明道，這就提出“因文明道”來。
這就從《原道》轉到《征聖》。
把“明道”和《征聖》、《宗經》結合起來，《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