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文心雕龍》論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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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光彩。
他推重的是這種發自性情的文采，因此批評“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
認為堆砌辭藻，對于表達思想感情反而受到掩蔽。
這就接觸到情文，即真實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提倡“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
“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确有積憤要發洩，發自性情，這樣的為情造文是好的。
至于“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有的人熱衷于高官厚祿，卻空泛地歌唱田野的隐居生活；有的人一心牽挂着繁忙的政務，卻空說世外的情趣，不表達真實的心情，講假話，就不行了。
他講聲文，在《聲律》裡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認為聲音有飛揚和下沉兩種，音響有雙聲和疊韻兩種。
配合得不合适，念起來就像文章家的口吃。
他講聲律，就要使文章的音節配合得當，有聲韻之美。
這樣，他講“文之為德”，講形文、聲文、情文，就是要求骈文寫得自然，有真實的思想感情，有聲韻之美，這是一。
他這樣做，也要糾正當時文風的浮靡訛濫。
浮靡指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不符合情文的要求。
訛濫指文體不正，堆砌辭藻，不合形文聲文的要求，這是二。
結合這兩點來看，他講文之為德，德指文的屬性，即提出形文、聲文、情文的寫作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形文、聲文、情文本身所應該具有的，即是文之屬性。
這是從骈文的創作上提出來的要求，符合這樣的要求，既可創作出優秀的骈文，也可糾正當時文風的浮靡訛濫了。
在糾正當時文風的浮靡方面，他又提出文的功用來。
他講“文之為德”也指文在禮樂教化上的功用，這是跟《征聖》、《宗經》結合起來的。
他認為當時的文風浮靡，即内容不充實，所以要用《征聖》、《宗經》來作補救。
在《征聖》裡，他提出“政化貴文”，“事迹貴文”，“修身貴文”，即把文跟政治教化、事迹、修身結合起來，用文來反映政治教化、事迹、修身的成就。
這樣的文章，就有充實的内容，可以糾正浮靡的文風。
他講《宗經》，提出“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他提出這六個要求，既是寫作的要求，也是跟糾正當時浮靡的文風結合的。
六義要求情深義正，即在表達情理上，需情深理正，這是對情文的要求。
要求事信文麗，這是對形文的要求，形文講究對偶辭藻，對偶需用事，求事信；辭藻需文采，講文麗。
風清體約，是情文、形文、聲文的共同要求。
再說當時文風浮靡，即缺乏情深、義正，加上事誕文淫，得不到風清體約。
做到六義，再用文來反映政治教化、事迹、修身，才能用文來起到“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即發揮文的功用了。
劉勰講“文之為德”，既和情文聯系，要求表達真實的思想感情，又和《征聖》、《宗經》結合，提出情深義正。
這就使人想到《論語·憲問》說：“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易·乾·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有德者的話是從肺腑中流出的，是表達真實感情的，是修辭立誠的。
劉勰講“文之為德”，在這方面有沒有發揮呢？有的。
他在《諸子》裡說：“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
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
這裡他首先提出立德，其次才是立言。
他又提出名德來，接着講文章，要與日月争光，一定要跟立德結合。
《時序》稱：“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
”說明周文王的德教，使得《周南》的民歌反映人民雖勤勞而不怨，把德教和民歌結合。
在文德和寫作結合上，劉勰還有什麼進一步的發揮呢？他在《論說》裡講：“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要分别是非。
“必使心與理會，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
”立論一定要合理，事和理配合得沒有一點裂縫，文辭同思想完全一緻，使敵人無隙可乘。
“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
”指出議論像劈柴，要按照木柴的紋理來劈。
斧子鋒利地不顧紋理把它從橫裡切斷，口才好的強詞奪理來自圓其說，看文字雖講得巧妙，考求實際就識破是荒謬的。
這裡講辯論要講道理，不能以勢壓人，不能強詞奪理。
又反對陸機在《文賦》裡講：“說烨以谲诳”，即說要有光彩而用權詐欺诳。
他認為說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于成務”，即對當時有利，意義正确，有利于完成任務。
這樣看來，劉勰講的“文之為德”，就德作為屬性講，講到形文、聲文、情文，即寫作要講究文辭的形和色，講究文辭的音節美，講究文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的真實性。
就德作為功用講，寫作要反映政治教化的功用。
就德作為道德講，寫作要講道理，要獻可替否，還要講正義，培養正氣。
這樣看來，劉勰講文德是比較全面的，是值得借鑒的。
他推重的是這種發自性情的文采，因此批評“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
認為堆砌辭藻，對于表達思想感情反而受到掩蔽。
這就接觸到情文，即真實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提倡“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
“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确有積憤要發洩，發自性情，這樣的為情造文是好的。
至于“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有的人熱衷于高官厚祿，卻空泛地歌唱田野的隐居生活；有的人一心牽挂着繁忙的政務，卻空說世外的情趣，不表達真實的心情，講假話，就不行了。
他講聲文，在《聲律》裡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認為聲音有飛揚和下沉兩種，音響有雙聲和疊韻兩種。
配合得不合适，念起來就像文章家的口吃。
他講聲律，就要使文章的音節配合得當，有聲韻之美。
這樣，他講“文之為德”，講形文、聲文、情文，就是要求骈文寫得自然，有真實的思想感情，有聲韻之美，這是一。
他這樣做，也要糾正當時文風的浮靡訛濫。
浮靡指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不符合情文的要求。
訛濫指文體不正，堆砌辭藻，不合形文聲文的要求，這是二。
結合這兩點來看，他講文之為德，德指文的屬性，即提出形文、聲文、情文的寫作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形文、聲文、情文本身所應該具有的，即是文之屬性。
這是從骈文的創作上提出來的要求，符合這樣的要求，既可創作出優秀的骈文，也可糾正當時文風的浮靡訛濫了。
在糾正當時文風的浮靡方面，他又提出文的功用來。
他講“文之為德”也指文在禮樂教化上的功用，這是跟《征聖》、《宗經》結合起來的。
他認為當時的文風浮靡，即内容不充實，所以要用《征聖》、《宗經》來作補救。
在《征聖》裡，他提出“政化貴文”，“事迹貴文”，“修身貴文”，即把文跟政治教化、事迹、修身結合起來，用文來反映政治教化、事迹、修身的成就。
這樣的文章，就有充實的内容，可以糾正浮靡的文風。
他講《宗經》，提出“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他提出這六個要求，既是寫作的要求，也是跟糾正當時浮靡的文風結合的。
六義要求情深義正，即在表達情理上，需情深理正，這是對情文的要求。
要求事信文麗，這是對形文的要求，形文講究對偶辭藻，對偶需用事，求事信；辭藻需文采，講文麗。
風清體約，是情文、形文、聲文的共同要求。
再說當時文風浮靡，即缺乏情深、義正，加上事誕文淫，得不到風清體約。
做到六義，再用文來反映政治教化、事迹、修身，才能用文來起到“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即發揮文的功用了。
劉勰講“文之為德”，既和情文聯系，要求表達真實的思想感情，又和《征聖》、《宗經》結合，提出情深義正。
這就使人想到《論語·憲問》說：“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易·乾·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有德者的話是從肺腑中流出的，是表達真實感情的，是修辭立誠的。
劉勰講“文之為德”，在這方面有沒有發揮呢？有的。
他在《諸子》裡說：“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
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
這裡他首先提出立德，其次才是立言。
他又提出名德來，接着講文章，要與日月争光，一定要跟立德結合。
《時序》稱：“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
”說明周文王的德教，使得《周南》的民歌反映人民雖勤勞而不怨，把德教和民歌結合。
在文德和寫作結合上，劉勰還有什麼進一步的發揮呢？他在《論說》裡講：“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要分别是非。
“必使心與理會，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
”立論一定要合理，事和理配合得沒有一點裂縫，文辭同思想完全一緻，使敵人無隙可乘。
“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
”指出議論像劈柴，要按照木柴的紋理來劈。
斧子鋒利地不顧紋理把它從橫裡切斷，口才好的強詞奪理來自圓其說，看文字雖講得巧妙，考求實際就識破是荒謬的。
這裡講辯論要講道理，不能以勢壓人，不能強詞奪理。
又反對陸機在《文賦》裡講：“說烨以谲诳”，即說要有光彩而用權詐欺诳。
他認為說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于成務”，即對當時有利，意義正确，有利于完成任務。
這樣看來，劉勰講的“文之為德”，就德作為屬性講，講到形文、聲文、情文，即寫作要講究文辭的形和色，講究文辭的音節美，講究文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的真實性。
就德作為功用講，寫作要反映政治教化的功用。
就德作為道德講，寫作要講道理，要獻可替否，還要講正義，培養正氣。
這樣看來，劉勰講文德是比較全面的，是值得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