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談《文心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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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的《文心雕龍》，約在齊明帝建武三至四年（496—497）寫定以後，人們對它的評價是跟着文學風尚的不同而變化的。
劉勰要使自己的著作取定于當時文壇巨子沈約，沈約看了，“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梁書·劉勰傳》）。
沈約推重這本書是确實的，因此劉勰就在梁天監初起家奉朝請，進入仕途了。
但沈約寫了《棋品序》，沒有給《文心雕龍》寫序，可見他對這本書的估價還是不夠的。
原來沈約對于文學的看法注重聲律，“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宋書·謝靈運傳論》）。
那麼他所大重的，主要是推重劉勰的《聲律》篇。
但《聲律》在本書中不屬于“文之樞紐”，不屬于論文的主要部分，沈約自然不可能對《文心雕龍》作出真正的估價。
後來，劉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本傳）。
但蕭統對文學的看法，把經、子、史都排斥在文外，對劉勰把經、子、史都納入文中自然無法贊賞。
所以本書在南北朝時期并沒有取得它應有的地位。
到了初唐，聲律論發展成為律詩，聲律的問題解決了。
論文不再受到蕭統排斥經、子、史于文外的拘束，時人看重史文，骈文還受到推重。
于是劉知幾在《史通·自序》裡稱：“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
後來祖述，識昧圓通。
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
”這才看到劉勰識解的圓通，能夠賞識文學的甘辛丹素，對這本書的認識進了一步。
劉勰的《原道》、《征聖》、《宗經》，沒有得到南北朝時崇尚聲律、對偶、辭藻的文學家的贊賞。
到了中唐，韓愈、柳宗元發動了古文運動，主張原道、征聖、宗經，和劉勰的主張一緻了。
可是韓愈反對骈文而提倡古文，反對骈文的聲律而講“文以氣為主”。
劉勰的著作是骈文，他提倡聲律、對偶、辭藻，那他的著作自然不可能得到古文家的賞識了。
到了晚唐，古文和骈文之争又趨和緩。
這時，人們又看到了這本書的價值。
陸龜蒙說：“劉生吐英辯，上下窮高卑。
下臻宋與齊，上指軒從羲。
豈但标八索，殆将包兩儀。
人謠洞野老，騷怨明湘累（屈原）。
立本以緻诘，驅宏來抵。
清如朔雪嚴，緩若春煙羸。
或欲開戶牖，或将飾纓。
雖非倚天劍，亦是囊中錐。
皆由内史意，緻得東莞詞。
”（《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複示榮唱，至于千字，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這是唐人最推重本書的話，評價得比較全面。
指出它立本、驅宏，顯得它能為探本之論，規模宏大；指出它開戶牖，有創見；是囊中錐，能脫穎而出；但非倚天劍，不把它評價過高。
指出它由内史意，如内史的诏王治，有助于治道。
這比劉知幾的稱贊更顯得全面些。
到了宋朝，歐陽修繼承韓愈發動古文運動，加上道學家重道輕文，本書又不被稱賞。
黃庭堅《山谷書牍·與王立之書》：“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二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隻賞識本書中的譏古人，論文病，未免所見者小。
明曹學佺稱：“文之一字最為宋人所忌，加以‘雕龍’之号，則目不閱此書矣。
”（《文心雕龍序》） 到了明朝，李夢陽、何景明崛起，認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古文之法亡于韓”。
于是南朝的骈文同唐宋的古文都被貶斥，這也破除了古文家對骈文的輕視，本書又受到看重。
張之象序稱它：“揚搉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定群嚣，證往哲以覺來彥，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
”指出它的文論有獨斷的創見，可以啟發後學。
到了清朝，本書更受重視。
章學誠稱：“《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
《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
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别也。
”（《文史通義·詩話》）又稱“自出心裁，發揮道妙”（《校雠通義·宗劉》）。
譚獻稱：“并世則《詩品》讓能，後來則《史通》失隽。
文苑之學，寡二少雙。
立言宏旨，在于述聖宗經，所以群言就冶，衆妙朝宗者也。
”（《複堂日記》） 姑且不論這些贊美的話是否恰當，從這部書在曆代的遭遇來看，當本書所用的骈文受到古文家的歧視時，它就不被重視，抛掉了這種歧視，就越來越受到看重，越來越看到作為文學理論上的價值。
所謂“體大而慮周”，“文苑之學，寡二少雙”，都是作為文學理論著作來推重的。
一 評價劉勰的《文心雕龍》，要論世知人，看他在文學理論上比前人有什麼發展，在文學批評史上占什麼地位，看他對當時和以後的創作起什麼作用，有什麼影響，有什麼值得借鑒的。
這樣，是不是可以對它有一個比較正确的認識。
劉勰的生平 《梁書·劉勰傳》裡對劉勰的生平作了簡略的叙述。
關于他的生卒，範文瀾在《文心雕龍·序志》注裡考定他的生卒年約為宋泰始元年（465）到梁普通三年（522）。
那是根據《文心雕龍》寫定之年推算的。
劉毓崧認為《時序》稱“皇齊馭寶”，“于‘齊’上加一‘皇’字”；“至齊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為帝，餘并稱祖稱宗”；“于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東昏上高宗之廟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後，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
其間首尾相距，将及四載。
所謂今聖曆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東昏也。
”因此推定《文心雕龍》約寫定于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501—502）。
《序志》稱“齒在逾立”才著作《文心雕龍》，上推三十多年，劉勰約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前後。
劉勰把《文心雕龍》送請沈約鑒定，當在齊末梁初，所以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就“起家奉朝請”，當是沈約推重後的事。
他在梁代做東宮通事舍人等官，曾上表請改用蔬果來祭天地。
按《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六年（517）十月，開始用蔬果祭宗廟。
那麼劉勰上表當在這年十月以後。
他上表後遷步兵校尉，當在十七年。
僧祐在十七年五月卒（《高僧傳》），梁武帝派劉勰去與慧震整理經藏，當在僧祐卒後，可能在十八年。
整理經藏當需要幾年工夫，完成後出家，出家後不滿一年去世。
他的去世當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前後，約五十八歲。
劉勰的家世，本傳稱“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宋書·劉秀之傳》稱劉秀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
又說他是“劉穆之從兄子也”。
又《劉穆之傳》稱穆之做琅邪内史府的主簿，是宋高祖的心腹大臣。
他自稱“家本貧賤，贍生多缺”。
劉裕上表稱他“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可見和秀之都是出身素族。
劉勰“父尚，越騎校尉”。
當時的士族，在經濟上有田園别墅供其享受，在政治上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
士族做官，擔任清要之職，像秘書郎、著作佐郎，很快可以升遷；或黃門侍郎和散騎侍郎，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陳書·蔡凝傳》）。
因此像劉秀之的求為郡丞，穆之的任主簿，劉尚的任越騎校尉，都不屬于士族入仕的清要之職，也可見劉勰一族是素族而非士族。
劉勰家貧，“依沙門僧祐”，他的《文心雕龍》寫定後，裝作“貨鬻者”去求沈約，這些也顯出他是素族寒門。
劉勰“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
因區别部類，錄而序之。
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本傳）。
可見劉勰的依靠僧祐，同投靠廟宇來逃避租役的不同，是替僧祐編定經藏。
經藏編定後，僧祐又“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慧皎《高僧傳·釋僧祐傳》）。
既然經藏是劉勰編定的，那麼僧祐使人編定的《三藏記》等五部書，可能都是劉勰編定的。
範文瀾稱：“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
自《書記》篇以上，即所謂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謂問論也。
蓋采取釋書法式而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
”他對經藏“區别部類”，同于“論文叙筆”的“囿别區分”。
至于“綱領明”，“毛目顯”（《序志》），同編經藏的要明綱領，顯毛目也是一緻的。
劉勰“博通經論”是不是用佛教的因明（相當于邏輯）來立論呢？從《文心雕龍·論說》看，應該是的。
唐玄奘的《因明入正理論》提出“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
指出論辯分真能立、真能破與似能立、似能破，都是啟悟他人的。
《論說》指出“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
這裡指出“辨正然否”，就是分别真能立、真能破與似能立、似能破，指出“破理”，正指兩種“破”說的。
“越理橫斷”是似能破，“反義取通”是似能立。
這種似能立和似能破都不是真能立與真能破，就其“似”說，是“覽文雖巧”；就其不是“真”說，是“檢迹如妄”。
又說“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偏解即似能立、似能破，正理才是真能立、真能破。
《因明入正理論》又說：“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
”指出真現量、真比量與似現量、似比量都是自己悟入的。
現量相當于直覺，如色、聲、香、味、觸；比量相當于推理，如見煙推知有火。
《論說》說：“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
”有數同無形相對，包括現量的直覺在内，無形指比量的推理。
對現量所感覺到的要“迹堅求通”，對比量的無形的推理的要“鈎深取極”，進行推理。
不論直覺和推理都要透過表象求得自悟，所以都是“百慮之筌蹄”。
這裡也有“辨正然否”，即有真現量、真比量與似現量、似比量的分别。
劉勰《文心雕龍》所以立論綿密，這同他運用佛學的因明是分不開的。
劉勰出身庶族，這跟他的著作《文心雕龍》有沒有關系呢？有的。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在《程器》篇釋道：“爾時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生于華宗貴胄，布衣之士，不易見重于世。
蓋自魏文時創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劉毅已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議，宋齊以來，循之未改。
”“是六代甄拔人才，終不出此制，于是士流鹹重門第，而寒族無進身之階，此舍人所以興歎也。
”在《程器》裡劉勰有沒有這種感歎呢？他歎息“将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诮”。
他所說的将相有管仲、吳起、陳平、绛、灌，都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他說的文士，像孔融、陸機倒是世族。
因此，他并沒有士族和庶族不平的感歎，劉永濟的議論是不符合實際的。
那麼在《程器》裡有沒有反映他出身素族的感歎呢？有。
當時的士族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因此不肯“屈志戎旅”（《宋書·王昙首傳》）。
于是庶族出身的将吏，便以軍功進身。
《程器》裡感歎道：“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這是針對當時士族鄙薄武事，将吏不習文事的感歎。
當時的士族，盤踞高位，不屑留心吏治，崇尚玄虛。
他們隻關心保持門閥世族的地位，對于政治的得失、朝代的更換，反而像與己無關似的。
因此，《程器》裡提出要“發揮事業”，“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是針對士族的崇尚玄虛說的。
正由于他出身素族，所以他的《程器》針對士族的這種流弊說，正如同他的論文，要“矯訛翻淺”，糾正淫濫，又是針對士族的文風說的。
劉勰所處的時代 劉勰經曆了宋齊梁三個朝代，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
這個變動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
從黃巾起義摧毀了東漢王朝大一統以後，豪族地主紛紛武裝割據，東漢時州郡向朝廷推薦人才的察舉制度遭到破壞。
魏文帝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在政治上給予豪族地主特權，以取得他們的支持。
從兩晉到宋齊時代，經曆了少數民族和漢族統治者争奪政權的長期戰亂，分成南北朝，南朝更要取得從中原遷來的和南方土著的豪族地主的支持，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世胄攝高位，英俊沉下僚”。
劉勰出身寒門，隻好“窮則獨善以垂文”，去著作《文心雕龍》，想取得有權力者的賞識，達到“達則奉時以騁節”（《程器》）的目的。
再就當時的學術思想說，東漢王朝提倡今文經學，宣揚谶緯迷信。
到東漢後期，馬融提倡古文經學，不宣揚谶緯迷信，兼注《老子》。
馬融是大儒，這說明儒家學風開始在變。
到曹操提倡刑名，儒家禮教更受沖擊。
王弼、何晏用老莊思想來講《易經》，《易》與《老子》、《莊子》稱為三玄，玄學盛極一時。
宋文帝時，設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說明玄學雖然盛行，但封建王朝還得依靠儒學的禮制來治國。
劉勰的《文心雕龍》提出《征聖》、《宗經》，正是這種推重儒學思想的表現，他的提倡“自然之道”（《原道》），又是受玄學的影響。
再就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看，早在後漢靈帝，“頗好俳辭，下習其風，益尚華靡”。
曹操着重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
加上禮教受到沖擊，道家思想擡頭，“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
漢末，“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
騁詞之風肇端于此”（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
晉初，“潘陸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更其崇尚華藻。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殚乎此。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劉勰也指出後漢靈帝“時好辭制”，“招集淺陋”。
東晉時“中朝貴玄，江左稱盛。
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時序》）。
批評“江左篇制，溺乎玄風”（《明詩》）。
劉勰還指出當時文風的流弊：“辭人愛奇，言貴浮詭。
飾羽尚畫，文貴鞶帨。
離本彌甚，将遂訛濫。
”（《序志》）後來裴子野撰《雕蟲論》，指出“淫文破典，斐爾為功”，跟劉勰的批評是一緻的。
再就漢末以來的文學理論說，曹丕在《典論·論文》裡提出“詩賦欲麗”，陸機在《文賦》裡提出“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
這種理論适應于當時追求文辭華靡的需要。
劉勰恢複了儒家“詩言志”的提法，還提出“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提出“順美匡惡”的美刺作用。
這是為了要挽救浮靡的文風。
總的看來，劉勰認為“江左篇制，溺乎玄風”（《明詩》），對玄學是貶抑的；但說“何晏之徒，始盛玄論”，贊美他們的文章“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論說》），又極力推尊玄論了。
“魏晉淺而绮，宋初訛而新”（《通變》），對魏晉宋的文學是貶抑的；但又稱建安文學“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贊美“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明詩》），又兼贊晉代作家了。
這種看似矛盾的說法，應該怎樣解釋呢？ 章太炎《五朝學》稱：“夫馳說者，不務綜終始，苟以玄學為诟。
其惟大雅，推見至隐，知風之自玄學者，固不與藝術文行迕，且翼扶之。
昔者阮鹹任達不拘，荀勖與論音律，自以弗逮。
宗少文達生死分，然能為金石弄。
戴颙述莊周大旨，而制新弄十五部，合《何嘗》《白鹄》二聲以為一調。
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醫術亦究眇微。
雷次宗、周續之皆事沙門慧遠，尤明三禮。
關康之散發被黃巾，申王弼《易》，而就沙門支僧納學算，眇盡其能，又造《禮論》十卷。
下逮文儒，祖沖之始定圓率，至今為繩墨，其綴術文最深，而史在《文學傳》（《南史》）。
謝莊善辭賦，顧嘗制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宇内一。
徐陵雖華，猶能草陳律，非專為美言也。
夫經莫穹乎禮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急乎藥石。
五朝諸名士皆綜之。
其
劉勰要使自己的著作取定于當時文壇巨子沈約，沈約看了，“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梁書·劉勰傳》）。
沈約推重這本書是确實的，因此劉勰就在梁天監初起家奉朝請，進入仕途了。
但沈約寫了《棋品序》，沒有給《文心雕龍》寫序，可見他對這本書的估價還是不夠的。
原來沈約對于文學的看法注重聲律，“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宋書·謝靈運傳論》）。
那麼他所大重的，主要是推重劉勰的《聲律》篇。
但《聲律》在本書中不屬于“文之樞紐”，不屬于論文的主要部分，沈約自然不可能對《文心雕龍》作出真正的估價。
後來，劉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本傳）。
但蕭統對文學的看法，把經、子、史都排斥在文外，對劉勰把經、子、史都納入文中自然無法贊賞。
所以本書在南北朝時期并沒有取得它應有的地位。
到了初唐，聲律論發展成為律詩，聲律的問題解決了。
論文不再受到蕭統排斥經、子、史于文外的拘束，時人看重史文，骈文還受到推重。
于是劉知幾在《史通·自序》裡稱：“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
後來祖述，識昧圓通。
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
”這才看到劉勰識解的圓通，能夠賞識文學的甘辛丹素，對這本書的認識進了一步。
劉勰的《原道》、《征聖》、《宗經》，沒有得到南北朝時崇尚聲律、對偶、辭藻的文學家的贊賞。
到了中唐，韓愈、柳宗元發動了古文運動，主張原道、征聖、宗經，和劉勰的主張一緻了。
可是韓愈反對骈文而提倡古文，反對骈文的聲律而講“文以氣為主”。
劉勰的著作是骈文，他提倡聲律、對偶、辭藻，那他的著作自然不可能得到古文家的賞識了。
到了晚唐，古文和骈文之争又趨和緩。
這時，人們又看到了這本書的價值。
陸龜蒙說：“劉生吐英辯，上下窮高卑。
下臻宋與齊，上指軒從羲。
豈但标八索，殆将包兩儀。
人謠洞野老，騷怨明湘累（屈原）。
立本以緻诘，驅宏來抵。
清如朔雪嚴，緩若春煙羸。
或欲開戶牖，或将飾纓。
雖非倚天劍，亦是囊中錐。
皆由内史意，緻得東莞詞。
”（《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複示榮唱，至于千字，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這是唐人最推重本書的話，評價得比較全面。
指出它立本、驅宏，顯得它能為探本之論，規模宏大；指出它開戶牖，有創見；是囊中錐，能脫穎而出；但非倚天劍，不把它評價過高。
指出它由内史意，如内史的诏王治，有助于治道。
這比劉知幾的稱贊更顯得全面些。
到了宋朝，歐陽修繼承韓愈發動古文運動，加上道學家重道輕文，本書又不被稱賞。
黃庭堅《山谷書牍·與王立之書》：“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二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隻賞識本書中的譏古人，論文病，未免所見者小。
明曹學佺稱：“文之一字最為宋人所忌，加以‘雕龍’之号，則目不閱此書矣。
”（《文心雕龍序》） 到了明朝，李夢陽、何景明崛起，認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古文之法亡于韓”。
于是南朝的骈文同唐宋的古文都被貶斥，這也破除了古文家對骈文的輕視，本書又受到看重。
張之象序稱它：“揚搉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定群嚣，證往哲以覺來彥，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
”指出它的文論有獨斷的創見，可以啟發後學。
到了清朝，本書更受重視。
章學誠稱：“《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
《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
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别也。
”（《文史通義·詩話》）又稱“自出心裁，發揮道妙”（《校雠通義·宗劉》）。
譚獻稱：“并世則《詩品》讓能，後來則《史通》失隽。
文苑之學，寡二少雙。
立言宏旨，在于述聖宗經，所以群言就冶，衆妙朝宗者也。
”（《複堂日記》） 姑且不論這些贊美的話是否恰當，從這部書在曆代的遭遇來看，當本書所用的骈文受到古文家的歧視時，它就不被重視，抛掉了這種歧視，就越來越受到看重，越來越看到作為文學理論上的價值。
所謂“體大而慮周”，“文苑之學，寡二少雙”，都是作為文學理論著作來推重的。
一 評價劉勰的《文心雕龍》，要論世知人，看他在文學理論上比前人有什麼發展，在文學批評史上占什麼地位，看他對當時和以後的創作起什麼作用，有什麼影響，有什麼值得借鑒的。
這樣，是不是可以對它有一個比較正确的認識。
劉勰的生平 《梁書·劉勰傳》裡對劉勰的生平作了簡略的叙述。
關于他的生卒，範文瀾在《文心雕龍·序志》注裡考定他的生卒年約為宋泰始元年（465）到梁普通三年（522）。
那是根據《文心雕龍》寫定之年推算的。
劉毓崧認為《時序》稱“皇齊馭寶”，“于‘齊’上加一‘皇’字”；“至齊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為帝，餘并稱祖稱宗”；“于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東昏上高宗之廟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後，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
其間首尾相距，将及四載。
所謂今聖曆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東昏也。
”因此推定《文心雕龍》約寫定于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501—502）。
《序志》稱“齒在逾立”才著作《文心雕龍》，上推三十多年，劉勰約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前後。
劉勰把《文心雕龍》送請沈約鑒定，當在齊末梁初，所以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就“起家奉朝請”，當是沈約推重後的事。
他在梁代做東宮通事舍人等官，曾上表請改用蔬果來祭天地。
按《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六年（517）十月，開始用蔬果祭宗廟。
那麼劉勰上表當在這年十月以後。
他上表後遷步兵校尉，當在十七年。
僧祐在十七年五月卒（《高僧傳》），梁武帝派劉勰去與慧震整理經藏，當在僧祐卒後，可能在十八年。
整理經藏當需要幾年工夫，完成後出家，出家後不滿一年去世。
他的去世當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前後，約五十八歲。
劉勰的家世，本傳稱“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宋書·劉秀之傳》稱劉秀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
又說他是“劉穆之從兄子也”。
又《劉穆之傳》稱穆之做琅邪内史府的主簿，是宋高祖的心腹大臣。
他自稱“家本貧賤，贍生多缺”。
劉裕上表稱他“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可見和秀之都是出身素族。
劉勰“父尚，越騎校尉”。
當時的士族，在經濟上有田園别墅供其享受，在政治上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
士族做官，擔任清要之職，像秘書郎、著作佐郎，很快可以升遷；或黃門侍郎和散騎侍郎，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陳書·蔡凝傳》）。
因此像劉秀之的求為郡丞，穆之的任主簿，劉尚的任越騎校尉，都不屬于士族入仕的清要之職，也可見劉勰一族是素族而非士族。
劉勰家貧，“依沙門僧祐”，他的《文心雕龍》寫定後，裝作“貨鬻者”去求沈約，這些也顯出他是素族寒門。
劉勰“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
因區别部類，錄而序之。
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本傳）。
可見劉勰的依靠僧祐，同投靠廟宇來逃避租役的不同，是替僧祐編定經藏。
經藏編定後，僧祐又“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慧皎《高僧傳·釋僧祐傳》）。
既然經藏是劉勰編定的，那麼僧祐使人編定的《三藏記》等五部書，可能都是劉勰編定的。
範文瀾稱：“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
自《書記》篇以上，即所謂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謂問論也。
蓋采取釋書法式而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
”他對經藏“區别部類”，同于“論文叙筆”的“囿别區分”。
至于“綱領明”，“毛目顯”（《序志》），同編經藏的要明綱領，顯毛目也是一緻的。
劉勰“博通經論”是不是用佛教的因明（相當于邏輯）來立論呢？從《文心雕龍·論說》看，應該是的。
唐玄奘的《因明入正理論》提出“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
指出論辯分真能立、真能破與似能立、似能破，都是啟悟他人的。
《論說》指出“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
這裡指出“辨正然否”，就是分别真能立、真能破與似能立、似能破，指出“破理”，正指兩種“破”說的。
“越理橫斷”是似能破，“反義取通”是似能立。
這種似能立和似能破都不是真能立與真能破，就其“似”說，是“覽文雖巧”；就其不是“真”說，是“檢迹如妄”。
又說“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偏解即似能立、似能破，正理才是真能立、真能破。
《因明入正理論》又說：“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
”指出真現量、真比量與似現量、似比量都是自己悟入的。
現量相當于直覺，如色、聲、香、味、觸；比量相當于推理，如見煙推知有火。
《論說》說：“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
”有數同無形相對，包括現量的直覺在内，無形指比量的推理。
對現量所感覺到的要“迹堅求通”，對比量的無形的推理的要“鈎深取極”，進行推理。
不論直覺和推理都要透過表象求得自悟，所以都是“百慮之筌蹄”。
這裡也有“辨正然否”，即有真現量、真比量與似現量、似比量的分别。
劉勰《文心雕龍》所以立論綿密，這同他運用佛學的因明是分不開的。
劉勰出身庶族，這跟他的著作《文心雕龍》有沒有關系呢？有的。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在《程器》篇釋道：“爾時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生于華宗貴胄，布衣之士，不易見重于世。
蓋自魏文時創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劉毅已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議，宋齊以來，循之未改。
”“是六代甄拔人才，終不出此制，于是士流鹹重門第，而寒族無進身之階，此舍人所以興歎也。
”在《程器》裡劉勰有沒有這種感歎呢？他歎息“将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诮”。
他所說的将相有管仲、吳起、陳平、绛、灌，都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他說的文士，像孔融、陸機倒是世族。
因此，他并沒有士族和庶族不平的感歎，劉永濟的議論是不符合實際的。
那麼在《程器》裡有沒有反映他出身素族的感歎呢？有。
當時的士族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因此不肯“屈志戎旅”（《宋書·王昙首傳》）。
于是庶族出身的将吏，便以軍功進身。
《程器》裡感歎道：“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這是針對當時士族鄙薄武事，将吏不習文事的感歎。
當時的士族，盤踞高位，不屑留心吏治，崇尚玄虛。
他們隻關心保持門閥世族的地位，對于政治的得失、朝代的更換，反而像與己無關似的。
因此，《程器》裡提出要“發揮事業”，“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是針對士族的崇尚玄虛說的。
正由于他出身素族，所以他的《程器》針對士族的這種流弊說，正如同他的論文，要“矯訛翻淺”，糾正淫濫，又是針對士族的文風說的。
劉勰所處的時代 劉勰經曆了宋齊梁三個朝代，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
這個變動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
從黃巾起義摧毀了東漢王朝大一統以後，豪族地主紛紛武裝割據，東漢時州郡向朝廷推薦人才的察舉制度遭到破壞。
魏文帝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在政治上給予豪族地主特權，以取得他們的支持。
從兩晉到宋齊時代，經曆了少數民族和漢族統治者争奪政權的長期戰亂，分成南北朝，南朝更要取得從中原遷來的和南方土著的豪族地主的支持，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世胄攝高位，英俊沉下僚”。
劉勰出身寒門，隻好“窮則獨善以垂文”，去著作《文心雕龍》，想取得有權力者的賞識，達到“達則奉時以騁節”（《程器》）的目的。
再就當時的學術思想說，東漢王朝提倡今文經學，宣揚谶緯迷信。
到東漢後期，馬融提倡古文經學，不宣揚谶緯迷信，兼注《老子》。
馬融是大儒，這說明儒家學風開始在變。
到曹操提倡刑名，儒家禮教更受沖擊。
王弼、何晏用老莊思想來講《易經》，《易》與《老子》、《莊子》稱為三玄，玄學盛極一時。
宋文帝時，設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說明玄學雖然盛行，但封建王朝還得依靠儒學的禮制來治國。
劉勰的《文心雕龍》提出《征聖》、《宗經》，正是這種推重儒學思想的表現，他的提倡“自然之道”（《原道》），又是受玄學的影響。
再就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看，早在後漢靈帝，“頗好俳辭，下習其風，益尚華靡”。
曹操着重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
加上禮教受到沖擊，道家思想擡頭，“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
漢末，“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
騁詞之風肇端于此”（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
晉初，“潘陸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更其崇尚華藻。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殚乎此。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劉勰也指出後漢靈帝“時好辭制”，“招集淺陋”。
東晉時“中朝貴玄，江左稱盛。
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時序》）。
批評“江左篇制，溺乎玄風”（《明詩》）。
劉勰還指出當時文風的流弊：“辭人愛奇，言貴浮詭。
飾羽尚畫，文貴鞶帨。
離本彌甚，将遂訛濫。
”（《序志》）後來裴子野撰《雕蟲論》，指出“淫文破典，斐爾為功”，跟劉勰的批評是一緻的。
再就漢末以來的文學理論說，曹丕在《典論·論文》裡提出“詩賦欲麗”，陸機在《文賦》裡提出“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
這種理論适應于當時追求文辭華靡的需要。
劉勰恢複了儒家“詩言志”的提法，還提出“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提出“順美匡惡”的美刺作用。
這是為了要挽救浮靡的文風。
總的看來，劉勰認為“江左篇制，溺乎玄風”（《明詩》），對玄學是貶抑的；但說“何晏之徒，始盛玄論”，贊美他們的文章“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論說》），又極力推尊玄論了。
“魏晉淺而绮，宋初訛而新”（《通變》），對魏晉宋的文學是貶抑的；但又稱建安文學“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贊美“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明詩》），又兼贊晉代作家了。
這種看似矛盾的說法，應該怎樣解釋呢？ 章太炎《五朝學》稱：“夫馳說者，不務綜終始，苟以玄學為诟。
其惟大雅，推見至隐，知風之自玄學者，固不與藝術文行迕，且翼扶之。
昔者阮鹹任達不拘，荀勖與論音律，自以弗逮。
宗少文達生死分，然能為金石弄。
戴颙述莊周大旨，而制新弄十五部，合《何嘗》《白鹄》二聲以為一調。
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醫術亦究眇微。
雷次宗、周續之皆事沙門慧遠，尤明三禮。
關康之散發被黃巾，申王弼《易》，而就沙門支僧納學算，眇盡其能，又造《禮論》十卷。
下逮文儒，祖沖之始定圓率，至今為繩墨，其綴術文最深，而史在《文學傳》（《南史》）。
謝莊善辭賦，顧嘗制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宇内一。
徐陵雖華，猶能草陳律，非專為美言也。
夫經莫穹乎禮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急乎藥石。
五朝諸名士皆綜之。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