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我與《文心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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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觸《文心雕龍》是從40年代（20世紀）開始的，我剛進上海開明書店，是幫宋雲彬先生校對《辭通》。
《辭通》出版後，我又幫章錫琛先生校對《文心雕龍》。
錫琛先生當時是開明書店總經理，他在空餘時間，也做整理古籍工作，開明書店出版範文瀾先生注的《文心雕龍》，就是錫琛先生整理的。
錫琛先生在書末還寫了《校記》。
《校記》中說：“餘友範君仲沄（即文瀾先生字），博綜群書，為之疏證。
”又稱：“最近得涵芬樓影印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太平禦覽》，偶加尋檢，其中所引《雕龍》文字，頗有同異。
尤足珍者，如《哀吊》篇‘汝陽王亡’，注謂‘汝陽王不知何帝子’。
今此本‘王’作‘主’，則是崔瑗作《哀辭》者，乃公主，非帝子。
《史傳》篇‘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注謂彥和用《玉藻》說。
此本作‘左史記言，右史書事’，則用《漢志》說。
《論說》篇‘仰其經月’，注謂疑當作‘抑其經月’，此本果作‘抑’。
又如《頌贊》篇‘義兼’之為‘贊兼’，《诔碑》篇‘改盼’之為‘顧眄’，《史傳》篇‘同異’之為‘周曲’，‘迍敗’之為‘屯貶’，《章表》篇‘蓋阙’之為‘然阙’，《書記》篇‘遺子反’之為‘責子反’，‘激切’之為‘激昂’，《神思》篇‘綴慮’之為‘綴翰’，《指瑕》篇‘頗疑’之為‘頗拟’，義胥較長。
他類是者尚衆，不遑舉縷。
辄為簽校。
附之卷末，塵山露海，倘有稗乎？民國二十五年六月，開明書店編輯部。
”這是錫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禦覽》中所引《文心雕龍》來校，補正範注謂“汝陽王不知何帝子”之疏漏。
錫琛先生在這篇《校記》裡不署名，讀者不知道錫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禦覽》來校《文心雕龍》，也不知道錫琛先生曾校正範注。
謹在這裡加以指明。
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62年重印範注，後附《校記》，對《文心雕龍》全書，皆用宋本《太平禦覽》所引《文心雕龍》文作校，但沒有錫琛先生《校記》，全文列前，這是難得的。
解放後，開明書店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我也轉去了。
1961年，《人民日報》的《新聞業務》編者叢林中先生找我選譯《文心雕龍》。
按照他的要求，譯文要便于和原文對照，起到句解作用，簡化注釋，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譯文就排在正文下，簡注附後。
為了便于閱讀，在每篇前加一些說明。
在這年《新聞業務》第5期上開始發表，直到1963年第8期止。
譯文發表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約我注釋《文心雕龍》，不要譯文。
這個注釋，自然比選譯的簡注詳些，又把選譯前的“說明”，改為注後的《說明》，也加詳了。
又寫了《例言》和《前言》。
接着，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要我把選譯交給他們。
注釋和選譯都在“文化大革命”前交去了。
“文化大革命”後，1978年4月，在昆明召開古典文學理論學會，我因選譯過《文心雕龍》，也被邀了。
在這以前，四川大學楊明照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我在選譯中的錯誤。
按我的選譯，主要依靠範注，如《總術》篇：“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
”範注：“動用揮扇二句，未詳其義。
”注文可說“未詳其義”，不注了。
選譯時隻好勉強譯，自然譯錯了。
楊先生指正我的錯譯，提出新解：“語既承上張琴句，其文必與鼓琴事有關。
《說苑·善說》篇：‘雍門子周以琴見于孟嘗君。
……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初（原誤作‘切’，據桓譚《新論》改）終而成曲。
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如改‘用’為‘角’，改‘扇’為‘羽’，則文從字順，渙然冰釋矣。
”楊先生既指正了我的誤譯，又補範注之缺，極好。
再說我去昆明開會，與楊先生住一間房，看見楊先生随身攜帶他著的《〈文心雕龍〉校注》，在書的天地頭和旁邊的空白處，寫滿了蠅頭細楷。
楊先生在重慶大學讀書時，就對範注作了補訂。
他在燕京大學進修時，就用《〈文心雕龍〉校注》作為畢業論文，到1957年，再加補訂，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校注》出版後，楊先生繼續校訂，注滿在這本書上，先後相繼，在當時已經經過了四十多年，楊先生對《文心雕龍》校注所下的功力，當是無與倫比的了。
當時楊先生告訴我
《辭通》出版後，我又幫章錫琛先生校對《文心雕龍》。
錫琛先生當時是開明書店總經理，他在空餘時間，也做整理古籍工作，開明書店出版範文瀾先生注的《文心雕龍》，就是錫琛先生整理的。
錫琛先生在書末還寫了《校記》。
《校記》中說：“餘友範君仲沄（即文瀾先生字），博綜群書，為之疏證。
”又稱：“最近得涵芬樓影印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太平禦覽》，偶加尋檢，其中所引《雕龍》文字，頗有同異。
尤足珍者，如《哀吊》篇‘汝陽王亡’，注謂‘汝陽王不知何帝子’。
今此本‘王’作‘主’，則是崔瑗作《哀辭》者，乃公主，非帝子。
《史傳》篇‘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注謂彥和用《玉藻》說。
此本作‘左史記言，右史書事’，則用《漢志》說。
《論說》篇‘仰其經月’，注謂疑當作‘抑其經月’，此本果作‘抑’。
又如《頌贊》篇‘義兼’之為‘贊兼’，《诔碑》篇‘改盼’之為‘顧眄’，《史傳》篇‘同異’之為‘周曲’，‘迍敗’之為‘屯貶’，《章表》篇‘蓋阙’之為‘然阙’，《書記》篇‘遺子反’之為‘責子反’，‘激切’之為‘激昂’，《神思》篇‘綴慮’之為‘綴翰’，《指瑕》篇‘頗疑’之為‘頗拟’，義胥較長。
他類是者尚衆，不遑舉縷。
辄為簽校。
附之卷末，塵山露海，倘有稗乎？民國二十五年六月，開明書店編輯部。
”這是錫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禦覽》中所引《文心雕龍》來校，補正範注謂“汝陽王不知何帝子”之疏漏。
錫琛先生在這篇《校記》裡不署名，讀者不知道錫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禦覽》來校《文心雕龍》，也不知道錫琛先生曾校正範注。
謹在這裡加以指明。
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62年重印範注，後附《校記》，對《文心雕龍》全書，皆用宋本《太平禦覽》所引《文心雕龍》文作校，但沒有錫琛先生《校記》，全文列前，這是難得的。
解放後，開明書店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我也轉去了。
1961年，《人民日報》的《新聞業務》編者叢林中先生找我選譯《文心雕龍》。
按照他的要求，譯文要便于和原文對照，起到句解作用，簡化注釋，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譯文就排在正文下，簡注附後。
為了便于閱讀，在每篇前加一些說明。
在這年《新聞業務》第5期上開始發表，直到1963年第8期止。
譯文發表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約我注釋《文心雕龍》，不要譯文。
這個注釋，自然比選譯的簡注詳些，又把選譯前的“說明”，改為注後的《說明》，也加詳了。
又寫了《例言》和《前言》。
接着，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要我把選譯交給他們。
注釋和選譯都在“文化大革命”前交去了。
“文化大革命”後，1978年4月，在昆明召開古典文學理論學會，我因選譯過《文心雕龍》，也被邀了。
在這以前，四川大學楊明照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我在選譯中的錯誤。
按我的選譯，主要依靠範注，如《總術》篇：“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
”範注：“動用揮扇二句，未詳其義。
”注文可說“未詳其義”，不注了。
選譯時隻好勉強譯，自然譯錯了。
楊先生指正我的錯譯，提出新解：“語既承上張琴句，其文必與鼓琴事有關。
《說苑·善說》篇：‘雍門子周以琴見于孟嘗君。
……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初（原誤作‘切’，據桓譚《新論》改）終而成曲。
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如改‘用’為‘角’，改‘扇’為‘羽’，則文從字順，渙然冰釋矣。
”楊先生既指正了我的誤譯，又補範注之缺，極好。
再說我去昆明開會，與楊先生住一間房，看見楊先生随身攜帶他著的《〈文心雕龍〉校注》，在書的天地頭和旁邊的空白處，寫滿了蠅頭細楷。
楊先生在重慶大學讀書時，就對範注作了補訂。
他在燕京大學進修時，就用《〈文心雕龍〉校注》作為畢業論文，到1957年，再加補訂，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校注》出版後，楊先生繼續校訂，注滿在這本書上，先後相繼，在當時已經經過了四十多年，楊先生對《文心雕龍》校注所下的功力，當是無與倫比的了。
當時楊先生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