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我與《文心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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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篇補訂範注的文章，投寄中華書局《文史》。
我說回京後，想找這篇文章來讀，用來補訂我的注釋，請求楊先生同意，楊先生慷慨地同意了。
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都把我交去的注釋和簡譯退還給我，要我修改。
這樣，我就把楊先生文字補訂條目可采的引入我的注中，注明楊注，減少拙注的誤缺，這是非常感謝楊先生的。
楊先生的補訂稿，已在198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稱《〈文心雕龍〉校注拾遺》。
在修訂注釋時，寫有《例言》，說明人民文學編輯陳新同志審訂拙注時，對範注也有拾補。
如《頌贊》：“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
”範注：“紀傳後評者，謂《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雲作《五帝本紀》第一之意。
《漢書叙傳》亦仿其體，而雲述《高祖本紀》第一。
”陳新同志認為“紀傳後評”即本紀、列傳後面的評語；“亦同其名”，指《漢書》也同樣稱為“贊曰”，非指自序後的自述作意。
又《風骨》“務盈守氣”，陳新同志認為“守氣”本于《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論周單子“視下言徐”，以為“無守氣矣”，“其将死乎？”“守氣”指“生氣”，範注未注。
我也指出《書記》篇：“趙至叙離，乃少年之激切也。
”範注引《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作注，以書為趙至寫的。
按此書開端稱“安白”，明非趙至書。
《文選》五臣中，李周翰注據幹寶《晉紀》，定為呂安與嵇康書，與“安白”相合，又《文選》向秀《思舊賦》李善注，引幹寶《晉紀》，亦稱呂安“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雲雲。
太祖（司馬昭）惡之，追取下獄。
康理之，但死”。
亦謂是呂安與嵇康書。
書中稱“披艱掃穢，平滌九區”，要推翻司馬氏的篡奪政權，呂安與嵇康因而被殺。
康子嵇紹諱言，改為趙至與嵇茂齊書。
蕭統與劉勰于此均為失考，因加注改正。
《選譯》出版後，中華書局要我把“選譯”改為“全譯”。
我也感到《選譯》對二十篇文體論，隻譯了“文”和“筆”兩部分的前三篇，說明對文體論的認識不夠。
現在看來，《文心雕龍》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像劉勰在《序志》裡批評各家文論的“各照隅隙”，他要“彌綸群言”，對後來說的經史子集四部書沒有不包括的；也像他的編定經藏，“區别部類”。
在“彌綸群言”時，“論文叙筆，則囿别區分”，先從文體論入手。
在文體論裡，“敷理以舉統”，敷陳各體文的創作理論，再歸納為創作論。
因此，創作論是從文體論中概括出來的，沒有文體論就很難作出創作論，更難建立全書的體系。
因此補譯文體論是必要的。
補譯了文體論，想再加點什麼新的東西。
想到在參加古典文學理論學會和《文心雕龍》學會時，聽到有些同志要求編《文心雕龍》術語解釋，他們認為對《文心雕龍》的術語解釋頗有分歧，影響對《文心雕龍》的正确理解。
假使對這些術語，就它們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總起來看，作些解釋，是适應讀者的需要的，因此嘗試來做一下。
由于書中術語，就它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總起來看，有時作一般詞語用，有時作術語用，這兩者又相關，解釋時似應都注意到，又術語的範圍不容易确定，因此稱作“詞語簡釋”。
在《詞語簡釋》的《例言》裡指出對“道”字有不同解釋。
如黃侃《劄記》引《韓非子·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又認為非“一家之道”，作為一家之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
範注：“彥和所稱之道，自指聖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後承以《征聖》、《宗經》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
”黃注認為非“一家之道”，範注認為即儒家之道，“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
兩說不同。
就全書看，劉勰寫了《征聖》、《宗經》，聖主要指孔子，經主要指儒家的“五經”，所以他講的道，主要指儒家之道。
但他在《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又有取于道家的主張自然。
在《論說》篇，他又有取于“般若”，勝過“滞有”“貴無”隻看到一方面，隻有佛說能看到全面，他又有取于佛家之道。
所以黃注和範注兩說都有理，不過劉勰是論文原道，從論文角度說，隻能有取于儒家之道，比方儒家有《春秋》與《禮》，是講曆史
我說回京後，想找這篇文章來讀，用來補訂我的注釋，請求楊先生同意，楊先生慷慨地同意了。
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都把我交去的注釋和簡譯退還給我，要我修改。
這樣，我就把楊先生文字補訂條目可采的引入我的注中，注明楊注，減少拙注的誤缺，這是非常感謝楊先生的。
楊先生的補訂稿，已在198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稱《〈文心雕龍〉校注拾遺》。
在修訂注釋時，寫有《例言》，說明人民文學編輯陳新同志審訂拙注時，對範注也有拾補。
如《頌贊》：“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
”範注：“紀傳後評者，謂《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雲作《五帝本紀》第一之意。
《漢書叙傳》亦仿其體，而雲述《高祖本紀》第一。
”陳新同志認為“紀傳後評”即本紀、列傳後面的評語；“亦同其名”，指《漢書》也同樣稱為“贊曰”，非指自序後的自述作意。
又《風骨》“務盈守氣”，陳新同志認為“守氣”本于《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論周單子“視下言徐”，以為“無守氣矣”，“其将死乎？”“守氣”指“生氣”，範注未注。
我也指出《書記》篇：“趙至叙離，乃少年之激切也。
”範注引《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作注，以書為趙至寫的。
按此書開端稱“安白”，明非趙至書。
《文選》五臣中，李周翰注據幹寶《晉紀》，定為呂安與嵇康書，與“安白”相合，又《文選》向秀《思舊賦》李善注，引幹寶《晉紀》，亦稱呂安“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雲雲。
太祖（司馬昭）惡之，追取下獄。
康理之，但死”。
亦謂是呂安與嵇康書。
書中稱“披艱掃穢，平滌九區”，要推翻司馬氏的篡奪政權，呂安與嵇康因而被殺。
康子嵇紹諱言，改為趙至與嵇茂齊書。
蕭統與劉勰于此均為失考，因加注改正。
《選譯》出版後，中華書局要我把“選譯”改為“全譯”。
我也感到《選譯》對二十篇文體論，隻譯了“文”和“筆”兩部分的前三篇，說明對文體論的認識不夠。
現在看來，《文心雕龍》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像劉勰在《序志》裡批評各家文論的“各照隅隙”，他要“彌綸群言”，對後來說的經史子集四部書沒有不包括的；也像他的編定經藏，“區别部類”。
在“彌綸群言”時，“論文叙筆，則囿别區分”，先從文體論入手。
在文體論裡，“敷理以舉統”，敷陳各體文的創作理論，再歸納為創作論。
因此，創作論是從文體論中概括出來的，沒有文體論就很難作出創作論，更難建立全書的體系。
因此補譯文體論是必要的。
補譯了文體論，想再加點什麼新的東西。
想到在參加古典文學理論學會和《文心雕龍》學會時，聽到有些同志要求編《文心雕龍》術語解釋，他們認為對《文心雕龍》的術語解釋頗有分歧，影響對《文心雕龍》的正确理解。
假使對這些術語，就它們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總起來看，作些解釋，是适應讀者的需要的，因此嘗試來做一下。
由于書中術語，就它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總起來看，有時作一般詞語用，有時作術語用，這兩者又相關，解釋時似應都注意到，又術語的範圍不容易确定，因此稱作“詞語簡釋”。
在《詞語簡釋》的《例言》裡指出對“道”字有不同解釋。
如黃侃《劄記》引《韓非子·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又認為非“一家之道”，作為一家之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
範注：“彥和所稱之道，自指聖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後承以《征聖》、《宗經》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
”黃注認為非“一家之道”，範注認為即儒家之道，“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
兩說不同。
就全書看，劉勰寫了《征聖》、《宗經》，聖主要指孔子，經主要指儒家的“五經”，所以他講的道，主要指儒家之道。
但他在《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又有取于道家的主張自然。
在《論說》篇，他又有取于“般若”，勝過“滞有”“貴無”隻看到一方面，隻有佛說能看到全面，他又有取于佛家之道。
所以黃注和範注兩說都有理，不過劉勰是論文原道，從論文角度說，隻能有取于儒家之道，比方儒家有《春秋》與《禮》，是講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