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秦漢時代
關燈
小
中
大
而掌州郡，或數歲而至公卿。
此類人升官較快，因曾于丞相府辦事，故此亦為一重要仕途。
（7）诏舉：不定期選舉。
由皇帝下诏舉之，既無定期，亦無一定科目，何人有選舉權亦随時不同，全由诏書随時決定。
科目雖無一定，但多少可作歸類，有： A.賢良方正，直言極谏。
B.文學茂材。
C.勇武知兵法。
D.德行。
E.其他——因事立名。
诏舉多因災異或因臨時需要而下诏選舉。
選舉者之資格，自丞相、禦史大夫以下至州郡長官皆有之，或臨時遣中央官吏出巡，因而選舉人才，被舉者到中央，或由皇帝親自第試。
（8）結論。
漢代仕途，主要者不外上列七徑。
第一種“蔭任”，蓋為古代貴族制之遺存。
第二種“赀選”，當為戰國以來所興起，可視為資産階級、新興貴族之特權。
此二者便利達官富豪子弟之進身，自非合理之制度。
“孝廉”、“茂才”、“射策甲科”、“公府”四途，則為一般文吏儒生努力進身之階，而大抵皆創始于武帝之世。
“诏舉”，漢初已行之，其定制亦在武帝以後，為平民及低級官員仕進之顯途。
自此以後，“蔭任”、“赀選”兩途漸見衰替，而“孝廉”以下諸途，逐漸昌盛，遂使漢代政治本質起重大變化。
蓋自戰國以來，政權已逐漸開放，漢祖崛起草莽，政府陣容，可謂徹底平民化。
此實曠古未有之新面。
然彼輩既純樸農工，于政治設施茫然不解，更無新理想可言，故一切法制，悉承秦舊，“蔭任”、“赀選”蓋其類耳。
是以功臣封侯食采，子弟平流湧進，而不知随時向民間吸收新因素，增加新血輪，緻政府與民間日逐懸隔，在上人材日稀，在下民情隔膜。
上下不能連貫，有僵化為新貴族之趨向。
逮“孝廉”、“茂才”、“射策”、“公府”之制行，遂使民間優秀分子有進身之階，而政府亦可随時與民間接觸，吸收新空氣，增加新血輪，俾能新陳代謝，永遠保持有朝氣之新生命，而政府之社會基礎，亦因之而鞏固。
此等制度，使文人主政之力，為他代所不能比。
且“孝廉”、“茂才”來自四方，雖邊遠荒裔，皆可自達，觀光京師，向心朝化。
漢世始自列國歸于一統，又複開拓疆土，倍于舊壤，皆賴此類制度，凝聚四方之向心力，增強國家統一基礎，政府有縱的社會基礎，有橫的地理基礎，漢世所以能統一控制四百年，此為一重要因素；而中國二千年統一政府，亦于焉植基。
本編約述 （1）秦代政制大體為戰國制度之集結，而作進一步之行政集中。
可謂法家思想發揮到極高點。
（2）漢初政制除了适應客觀環境實行郡縣、封建雙軌制之外，一切制度皆承秦之舊，惟政令則反秦之弊。
因為政令反秦之弊，故制度形式雖與秦不異，但統治狀況實甚松懈，此與當時社會情況，黃老思想，以及朝廷當政者之素質皆有關系。
（3）秦代實行中央集權，而中央權力又集中在皇帝。
漢高祖統一天下不久即棄世，不及收攬政權，而功臣集團勢力龐大，丞相為此集團之領袖，故對于國政有極大之處理權力。
同時對于地方亦采取放任政策，封建王國固保持其半獨立狀态；即郡守亦多為功臣出任，對于郡政可自由處理，中央常不幹涉。
（4）後來朝廷漸采集權政策，逐漸削弱地方行政權。
到武帝時代，功臣集團之勢力已衰，武帝又為雄才大略之主，遂得乘機收攬政權，在中央形成内朝，控制政府，使外朝丞相九卿漸退處于執行内朝所定政策之地位。
在地方，建立刺史監察郡國之州制。
這樣又傾向于中央集權，且權力集中到皇帝，不在丞相。
（5）權力集中到皇帝，勢必常常走上大權旁落之地步。
武帝以後權力常掌握在内朝大臣之手，而有外戚、宦官之禍。
（6）武帝收攬政權，對于漢廷而言，可謂為一大失策，然武帝對于政制，亦有其重大優異之創建，最主要者為建立平民入仕之途徑。
漢初，入仕之重要途徑有二，一為蔭任，二為赀選，這樣長久下去，便會僵化為貴族政治。
武帝創建郡察孝廉，州舉茂才，及博士弟子射策甲科等制度，開平民知識分子入仕之坦途，因此促成社會之靈動性（socialmobility）。
後來隋唐進士科舉亦是沿此方向發展，使中國社會不能産生固定的貴族階級，此與印度、日本、歐洲社會大有不同。
且孝廉、茂才皆地方推薦而來，全國百餘郡國，無論其在中原或邊疆，無論居民之為華夏民族，或邊裔少數民族，亦無論其經濟文化發展之高低，一律一視同仁，皆以戶口多少為比例。
推薦人才到中央為郎官，在首都觀摩數年，然後分派在中央或地方（不到本籍）任職，這樣增加了地方四裔對中央的向心力。
秦漢時代中國第一次走上統一之途，能維持四百年之久，此一制度盡了相當的功能。
中國經此長久的統一局面，已凝成為不可分之一體，自後政治上縱然時或有離心的叛亂出現，但最後終歸統一，得此制度影響甚大。
換言之，中國二千年來世界性國家之局面，為曠世所未有，此一具有闊大胸襟不分夷夏一視同仁之制度，實有其曆史性的影響作用。
附錄：參考資料 （一）《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 孝文帝乃以绛侯（周）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原為右丞相），位次第二。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
”問：“天下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
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于是上亦問左丞相平。
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内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孝文帝乃稱善。
右丞相大慚。
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居頃之，绛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
（二）褚補《三王世家》： 元狩六年封王之制：“禦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此下字衍）郡太守、諸侯相。
” 居延簡： □□（禦史）大夫廣明下丞相，丞相義下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
又簡： 丞相相下車騎将軍、将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
《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宣帝時，安世拜大司馬車騎将軍，領尚書事。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
每定大政，已決，辄移病出。
聞有诏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
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三）《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等，并在左右。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觐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诎。
《漢書》卷七七《劉輔傳》引孟康曰： 中朝，内朝也。
大司馬左右前後将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 《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或稱朝者，其文非一，惟孟康此注最為分明……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
（耕望按：左右曹亦中朝官下缺漢也在中朝官之列。
）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秩尚卑。
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幹丞相禦史職事。
至昭、宣之世，大将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将軍，在内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中者，皆自托為腹心之臣矣。
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言明之，讀者可推撿而得也。
（四）《漢書》卷六六《楊敞傳》： 為丞相。
……大将軍（霍）光與車騎将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更立。
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将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将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将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
（五）《漢書》卷五〇《張釋之傳》： 民驚乘輿，文帝以付廷尉論之，釋之處以罰金。
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漢書》卷二三《刑法志》： 高皇帝七年制诏禦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
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
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冬谳所屬二千石官（即指郡國長官）。
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附也）所當比律令，以聞。
” （六）《漢書》卷十九上《百官表》： 少府，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先屬太常）、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擇米）、樂府、若盧（主收藏兵器有獄）、考工室、左弋、居室（佐弋射）、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
又胞人（庖人）、都水、均官（蓋本主市價）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谒者、黃門、鈎盾（主園囿）、尚方（作禁器刀劍）、禦府（主天子衣服）、永巷（主宮婢）、内者（禁中布張諸物）、宦者八官令丞。
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
此類人升官較快，因曾于丞相府辦事，故此亦為一重要仕途。
（7）诏舉：不定期選舉。
由皇帝下诏舉之，既無定期，亦無一定科目，何人有選舉權亦随時不同，全由诏書随時決定。
科目雖無一定，但多少可作歸類，有： A.賢良方正，直言極谏。
B.文學茂材。
C.勇武知兵法。
D.德行。
E.其他——因事立名。
诏舉多因災異或因臨時需要而下诏選舉。
選舉者之資格，自丞相、禦史大夫以下至州郡長官皆有之，或臨時遣中央官吏出巡，因而選舉人才，被舉者到中央，或由皇帝親自第試。
（8）結論。
漢代仕途，主要者不外上列七徑。
第一種“蔭任”，蓋為古代貴族制之遺存。
第二種“赀選”，當為戰國以來所興起，可視為資産階級、新興貴族之特權。
此二者便利達官富豪子弟之進身，自非合理之制度。
“孝廉”、“茂才”、“射策甲科”、“公府”四途，則為一般文吏儒生努力進身之階，而大抵皆創始于武帝之世。
“诏舉”，漢初已行之，其定制亦在武帝以後，為平民及低級官員仕進之顯途。
自此以後，“蔭任”、“赀選”兩途漸見衰替，而“孝廉”以下諸途，逐漸昌盛，遂使漢代政治本質起重大變化。
蓋自戰國以來，政權已逐漸開放，漢祖崛起草莽，政府陣容，可謂徹底平民化。
此實曠古未有之新面。
然彼輩既純樸農工，于政治設施茫然不解，更無新理想可言，故一切法制，悉承秦舊，“蔭任”、“赀選”蓋其類耳。
是以功臣封侯食采，子弟平流湧進，而不知随時向民間吸收新因素，增加新血輪，緻政府與民間日逐懸隔，在上人材日稀，在下民情隔膜。
上下不能連貫，有僵化為新貴族之趨向。
逮“孝廉”、“茂才”、“射策”、“公府”之制行，遂使民間優秀分子有進身之階，而政府亦可随時與民間接觸，吸收新空氣，增加新血輪，俾能新陳代謝，永遠保持有朝氣之新生命，而政府之社會基礎，亦因之而鞏固。
此等制度，使文人主政之力，為他代所不能比。
且“孝廉”、“茂才”來自四方，雖邊遠荒裔，皆可自達，觀光京師，向心朝化。
漢世始自列國歸于一統，又複開拓疆土，倍于舊壤，皆賴此類制度，凝聚四方之向心力，增強國家統一基礎，政府有縱的社會基礎，有橫的地理基礎，漢世所以能統一控制四百年，此為一重要因素；而中國二千年統一政府，亦于焉植基。
本編約述 （1）秦代政制大體為戰國制度之集結，而作進一步之行政集中。
可謂法家思想發揮到極高點。
（2）漢初政制除了适應客觀環境實行郡縣、封建雙軌制之外，一切制度皆承秦之舊，惟政令則反秦之弊。
因為政令反秦之弊，故制度形式雖與秦不異，但統治狀況實甚松懈，此與當時社會情況，黃老思想，以及朝廷當政者之素質皆有關系。
（3）秦代實行中央集權，而中央權力又集中在皇帝。
漢高祖統一天下不久即棄世，不及收攬政權，而功臣集團勢力龐大，丞相為此集團之領袖，故對于國政有極大之處理權力。
同時對于地方亦采取放任政策，封建王國固保持其半獨立狀态；即郡守亦多為功臣出任，對于郡政可自由處理，中央常不幹涉。
（4）後來朝廷漸采集權政策，逐漸削弱地方行政權。
到武帝時代，功臣集團之勢力已衰，武帝又為雄才大略之主，遂得乘機收攬政權，在中央形成内朝，控制政府，使外朝丞相九卿漸退處于執行内朝所定政策之地位。
在地方，建立刺史監察郡國之州制。
這樣又傾向于中央集權，且權力集中到皇帝，不在丞相。
（5）權力集中到皇帝，勢必常常走上大權旁落之地步。
武帝以後權力常掌握在内朝大臣之手，而有外戚、宦官之禍。
（6）武帝收攬政權，對于漢廷而言，可謂為一大失策，然武帝對于政制，亦有其重大優異之創建，最主要者為建立平民入仕之途徑。
漢初，入仕之重要途徑有二，一為蔭任，二為赀選，這樣長久下去，便會僵化為貴族政治。
武帝創建郡察孝廉，州舉茂才，及博士弟子射策甲科等制度，開平民知識分子入仕之坦途，因此促成社會之靈動性（socialmobility）。
後來隋唐進士科舉亦是沿此方向發展，使中國社會不能産生固定的貴族階級，此與印度、日本、歐洲社會大有不同。
且孝廉、茂才皆地方推薦而來，全國百餘郡國，無論其在中原或邊疆，無論居民之為華夏民族，或邊裔少數民族，亦無論其經濟文化發展之高低，一律一視同仁，皆以戶口多少為比例。
推薦人才到中央為郎官，在首都觀摩數年，然後分派在中央或地方（不到本籍）任職，這樣增加了地方四裔對中央的向心力。
秦漢時代中國第一次走上統一之途，能維持四百年之久，此一制度盡了相當的功能。
中國經此長久的統一局面，已凝成為不可分之一體，自後政治上縱然時或有離心的叛亂出現，但最後終歸統一，得此制度影響甚大。
換言之，中國二千年來世界性國家之局面，為曠世所未有，此一具有闊大胸襟不分夷夏一視同仁之制度，實有其曆史性的影響作用。
附錄：參考資料 （一）《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 孝文帝乃以绛侯（周）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原為右丞相），位次第二。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
”問：“天下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
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于是上亦問左丞相平。
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内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孝文帝乃稱善。
右丞相大慚。
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居頃之，绛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
（二）褚補《三王世家》： 元狩六年封王之制：“禦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此下字衍）郡太守、諸侯相。
” 居延簡： □□（禦史）大夫廣明下丞相，丞相義下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
又簡： 丞相相下車騎将軍、将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
《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宣帝時，安世拜大司馬車騎将軍，領尚書事。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
每定大政，已決，辄移病出。
聞有诏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
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三）《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等，并在左右。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觐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诎。
《漢書》卷七七《劉輔傳》引孟康曰： 中朝，内朝也。
大司馬左右前後将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 《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或稱朝者，其文非一，惟孟康此注最為分明……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
（耕望按：左右曹亦中朝官下缺漢也在中朝官之列。
）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秩尚卑。
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幹丞相禦史職事。
至昭、宣之世，大将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将軍，在内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中者，皆自托為腹心之臣矣。
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言明之，讀者可推撿而得也。
（四）《漢書》卷六六《楊敞傳》： 為丞相。
……大将軍（霍）光與車騎将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更立。
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将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将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将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
（五）《漢書》卷五〇《張釋之傳》： 民驚乘輿，文帝以付廷尉論之，釋之處以罰金。
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漢書》卷二三《刑法志》： 高皇帝七年制诏禦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
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
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冬谳所屬二千石官（即指郡國長官）。
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附也）所當比律令，以聞。
” （六）《漢書》卷十九上《百官表》： 少府，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先屬太常）、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擇米）、樂府、若盧（主收藏兵器有獄）、考工室、左弋、居室（佐弋射）、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
又胞人（庖人）、都水、均官（蓋本主市價）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谒者、黃門、鈎盾（主園囿）、尚方（作禁器刀劍）、禦府（主天子衣服）、永巷（主宮婢）、内者（禁中布張諸物）、宦者八官令丞。
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