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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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火實者宜清，氣實者宜行，食滞者宜消，痰盛者宜化，皆所謂清利也。
凡此數者，滞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
然此宜用于邪實等證，而本非虛證之所宜。
其有虛中挾實者，不妨少為兼用，此中權度，自有其宜也。
○凡治傷寒瘟疫，有宜下者，必陽明邪實而秘結腹滿者，或元氣素強而胃氣素實者，方可下之。
若大便雖數日不行，而無脹滿之狀，或連日不食，而臍腹坦然者，此其陽明胃腑本無實邪，不可妄下以洩中氣。
蓋諸誤之害，下為尤甚，不可忽也。
○凡治傷寒瘟疫，有宜溫者，為其寒邪凝滞，陽不勝陰，非溫不能行，非溫不能複也。
如寒在經者，以邪在表也，宜用溫散；寒在髒者，以陽氣虛也，或宜溫補，或止溫中。
然用溫法，但察其外雖熱而内無熱者，便是假熱，宜溫不宜涼也；病雖熱而元氣虛者，亦是假熱，宜溫不宜涼也。
真熱者誰不得而知之，惟假熱為難辨耳。
大都實證多真熱，虛證多假熱。
真假不識，誤人不淺。
○凡治傷寒瘟疫，用補之法，與用攻用散者不同。
蓋攻散所以去實邪，其力峻，其效速，故取效在一二劑之間，而此不效，必其用之不善也。
至若補者，所以補虛，其力柔，其功緩，但察其服補無礙，或略見相投，便是得力，輕者二三劑，重者十餘劑，方得見功。
若不知此理，但于一二劑間未見速效，庸讒起，惑亂生，全功盡棄矣。
（張景嶽） 古人言“溫”而不言“瘟”，特所言之“溫”與“瘟”相同，則“溫”“瘟”為一病也明矣。
後人加以，“”字，變“溫”為“瘟”，是就病之名目而言，豈可以“溫”、“瘟”為兩證乎？其曰春溫、夏溫、秋溫、冬溫，總屬強立名色，其實皆因四時感“瘟”氣而成病耳。
其曰風溫、濕溫、溫瘧、溫暑者，即瘟病而兼風、濕、暑、瘧也。
其曰瘟毒者，言瘟病之甚者也。
其曰熱病者，就瘟病之發于夏者而言也。
至于晚發之說，更屬不經。
夫冬月寒厲之氣，感之即病，哪容藏于肌膚半年無恙，至來歲春夏而始發者乎？此必無之理也。
至于“疫”字，傳以民皆疾解之，以其為病，延門阖戶皆同，如徭役然。
去“彳”加“”，不過取其與疾字相關耳。
須知疫病所赅甚廣，瘟疫者不過疫中之一證耳。
此外尚有藏疫、雜疫之殊，而瘟疫書中，卻遺此二條，強分瘟病、疫病而各立方施治。
及細按其方論，漫無差别，不可從也。
籲！“瘟疫”二字，尚不明其義意，又奚以治瘟疫哉？ ○《景嶽全書》各門講解俱極精詳，惟将傷寒、瘟疫二證攪作一團，未曾分晰。
夫瘟疫與傷寒迥乎不同，治法亦異，何謂溫疫本即傷寒乎？夫既曰本即傷寒，再立瘟疫一門，豈非贅瘤乎？且既曰本即傷寒，而又曰染時氣而病，吾不知先傷于寒而後為時氣所染乎？抑染時氣而後為寒所傷乎？ 抑二者并集于一人之身乎？總緣傷寒、瘟疫，原未看清。
猶做文者，認題不真，下筆便錯，雖詞藻絢爛而不中肯綮，總屬塵飯土羹。
最不敢從者，發汗峻補二條。
抑知瘟疫豈強汗之所能解，而峻補豈可施于熱毒之人乎？ 惟汗、下後，或顯虛證，或虛人久病而感瘟者，補法亦自不可少也。
○吳又可之《瘟疫論》，世所盛行，其中達原飲固為治瘟疫之良方，第言瘟邪浮越于某經者，即加某經之藥，止有三陽在表治法。
至于邪之傳裡者，僅有入陽明胃腑一條，三陰略而不及。
夫雲邪伏膜原，自内達外，不似傷寒之按次傳經則可，若曰邪總不入三陰，是将髒腑經絡劃然中斷，而人身之營衛，扡格而不通矣。
每見患瘟疫者，腹滿便實，自利發黃，四肢厥逆，非傳入足太陰經乎？舌幹口燥，咽痛，但欲寐，非傳入足少陰經乎？煩滿囊縮，沖逆動搖，脅肋諸痛，非傳入足厥陰經乎？不特此也，有患在皮毛而哮喘咳嗽者，此邪之入肺也；有患在神志而昏冒喜笑者，此邪之入心也。
是則五髒六腑，瘟邪傳變，無所不到，謂瘟邪止在三陽經，必無是理。
（《說疫》） 疫疠一證，邪從口鼻而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比傷寒六經可表、可下。
夫疫為穢濁之氣，古人所以飲芳香采蘭草者，重滌穢也。
及其傳變，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是以邪在上焦者為喉啞，為口糜；若逆傳膻中者，為神昏舌绛，為喉痛丹疹。
治法：清解之中，必佐芳香宣竅逐穢，如犀角、菖蒲、銀花、郁金等類，兼進至寶丹，從表透裡，以有靈之物，内通心竅，搜剔幽隐。
若邪入營中，三焦相混，熱愈結，邪愈深者，理宜鹹苦大制之法，仍恐性速直走在下，故用元參、金銀花露、金汁、栝蒌皮輕揚理上，所謂仿古法而不泥其法者也。
考是證，惟張景嶽、喻嘉言、吳又可論之最詳。
然宗張、喻二氏，恐有遺邪留患，若宗吳氏，又恐邪去正傷，惟在臨證權衡，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方不愧為司命矣。
（《臨證指南》） 認疫若何？于聞見中但有兩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
留心若何？病有怪怪奇奇，不近情理，較諸傷寒、風溫、濕溫、溫熱、暑等門迥乎大異者，即疫也。
脈證不必大涼，而服大涼之藥，似有害而終無害者，即疫也。
脈證可進溫補，而投溫補之劑，始似安而終不安者，即疫也。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
若夫疫者，穢惡之氣，互相傳染，吳又可論之詳矣。
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既由口鼻吸受，肺為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
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證之身熱，先有憎寒者，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入心包者。
所雲厲氣，無非郁熱。
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字，未嘗區别，蓋亦有見乎此耳。
況所雲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渎，決逐解毒。
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為郁熱，意在言表矣。
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汗解，此非熱毒之明驗乎？至于疫邪雖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征也。
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效，餘于治痢方中加以貫衆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
此亦熱毒之一驗也。
○治疫之法，總以“毒”字為提綱，憑他如妖似怪，自能體會無疑。
君如不信，試觀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為主？吳又可之專用大黃，非解毒乎？張路玉之酷喜人中黃，而以童便配蔥、豉為起手方，非解毒乎？葉天士之銀花、金汁必同用犀角、黃連、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喻氏有要言不繁，觀其旨，上中下則有升、疏、決之異，而獨于“解毒”一言，疊疊緊接，不分彼此，豈非反複叮咛，示人真谛也哉？（《吳醫彙講》） 疫病是天地不正之異氣，四時皆有，能傳染于人，以氣感召，從口鼻而入，不比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從皮毛而入，不傳染于人者也。
又與瘧相似，但瘧乃天地暑熱之正氣，呆在少陽一經，寒熱各半，不比疫病起始凜凜惡寒，繼而大熱，晝夜不退。
寅卯二時，是疫病交關之所，此時熱可暫退，過此又發大熱矣。
疫病亦有間日發寒熱者，但發時寒短熱長，不呵欠，不鼓颔為異耳。
醫家大病，概認作傷寒施治，誤謂邪從毛竅而入，藥進羌、防，以散太陽之邪，又為謂少陽、陽明二經，藥進柴、葛，以散少陽、陽明之邪。
不知疫邪從口鼻而入，多在膜原，表散不惟疫邪不能解，反耗津液元氣，邪反乘虛入裡，或傳厥陰，人事昏沉，而元氣敗壞，血液耗灼，未有不死者矣。
餘創立救陰解疫毒一方，初病即用，意謂先補正氣，正旺則五内堅固，邪無由而入；陰回則津液内生，邪不攻而自走，即仲景建中湯之意也。
且内有甘草、黑豆、銀花、黃泥之屬，解熱毒之邪于扶正之中，又何患熱不退而病不痊耶？若其人本體素虛，救陰不效，則從用八味以救陽；其人本體脾虛，救陰不效，則從用補中、異功以救土，此又法之變也。
○厲氣之來，從鼻而入者，則伏于膜原；從口而入者，則幹于胃腑。
其間體實而受邪者，有之；體虛而受邪者，有之，本熱而假寒者，有之；本寒而假熱者，有之。
非可盡投膏黃，純用芩、連
凡此數者，滞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
然此宜用于邪實等證，而本非虛證之所宜。
其有虛中挾實者，不妨少為兼用，此中權度，自有其宜也。
○凡治傷寒瘟疫，有宜下者，必陽明邪實而秘結腹滿者，或元氣素強而胃氣素實者，方可下之。
若大便雖數日不行，而無脹滿之狀，或連日不食，而臍腹坦然者，此其陽明胃腑本無實邪，不可妄下以洩中氣。
蓋諸誤之害，下為尤甚，不可忽也。
○凡治傷寒瘟疫，有宜溫者，為其寒邪凝滞，陽不勝陰，非溫不能行，非溫不能複也。
如寒在經者，以邪在表也，宜用溫散；寒在髒者，以陽氣虛也，或宜溫補，或止溫中。
然用溫法，但察其外雖熱而内無熱者，便是假熱，宜溫不宜涼也；病雖熱而元氣虛者，亦是假熱，宜溫不宜涼也。
真熱者誰不得而知之，惟假熱為難辨耳。
大都實證多真熱，虛證多假熱。
真假不識，誤人不淺。
○凡治傷寒瘟疫，用補之法，與用攻用散者不同。
蓋攻散所以去實邪，其力峻，其效速，故取效在一二劑之間，而此不效，必其用之不善也。
至若補者，所以補虛，其力柔，其功緩，但察其服補無礙，或略見相投，便是得力，輕者二三劑，重者十餘劑，方得見功。
若不知此理，但于一二劑間未見速效，庸讒起，惑亂生，全功盡棄矣。
（張景嶽） 古人言“溫”而不言“瘟”，特所言之“溫”與“瘟”相同，則“溫”“瘟”為一病也明矣。
後人加以，“”字，變“溫”為“瘟”，是就病之名目而言，豈可以“溫”、“瘟”為兩證乎？其曰春溫、夏溫、秋溫、冬溫，總屬強立名色，其實皆因四時感“瘟”氣而成病耳。
其曰風溫、濕溫、溫瘧、溫暑者，即瘟病而兼風、濕、暑、瘧也。
其曰瘟毒者，言瘟病之甚者也。
其曰熱病者，就瘟病之發于夏者而言也。
至于晚發之說，更屬不經。
夫冬月寒厲之氣，感之即病，哪容藏于肌膚半年無恙，至來歲春夏而始發者乎？此必無之理也。
至于“疫”字，傳以民皆疾解之，以其為病，延門阖戶皆同，如徭役然。
去“彳”加“”，不過取其與疾字相關耳。
須知疫病所赅甚廣，瘟疫者不過疫中之一證耳。
此外尚有藏疫、雜疫之殊，而瘟疫書中，卻遺此二條，強分瘟病、疫病而各立方施治。
及細按其方論，漫無差别，不可從也。
籲！“瘟疫”二字，尚不明其義意，又奚以治瘟疫哉？ ○《景嶽全書》各門講解俱極精詳，惟将傷寒、瘟疫二證攪作一團，未曾分晰。
夫瘟疫與傷寒迥乎不同，治法亦異，何謂溫疫本即傷寒乎？夫既曰本即傷寒，再立瘟疫一門，豈非贅瘤乎？且既曰本即傷寒，而又曰染時氣而病，吾不知先傷于寒而後為時氣所染乎？抑染時氣而後為寒所傷乎？ 抑二者并集于一人之身乎？總緣傷寒、瘟疫，原未看清。
猶做文者，認題不真，下筆便錯，雖詞藻絢爛而不中肯綮，總屬塵飯土羹。
最不敢從者，發汗峻補二條。
抑知瘟疫豈強汗之所能解，而峻補豈可施于熱毒之人乎？ 惟汗、下後，或顯虛證，或虛人久病而感瘟者，補法亦自不可少也。
○吳又可之《瘟疫論》，世所盛行，其中達原飲固為治瘟疫之良方，第言瘟邪浮越于某經者，即加某經之藥，止有三陽在表治法。
至于邪之傳裡者，僅有入陽明胃腑一條，三陰略而不及。
夫雲邪伏膜原，自内達外，不似傷寒之按次傳經則可，若曰邪總不入三陰，是将髒腑經絡劃然中斷，而人身之營衛，扡格而不通矣。
每見患瘟疫者，腹滿便實，自利發黃，四肢厥逆，非傳入足太陰經乎？舌幹口燥，咽痛，但欲寐，非傳入足少陰經乎？煩滿囊縮，沖逆動搖，脅肋諸痛，非傳入足厥陰經乎？不特此也，有患在皮毛而哮喘咳嗽者，此邪之入肺也；有患在神志而昏冒喜笑者，此邪之入心也。
是則五髒六腑，瘟邪傳變，無所不到，謂瘟邪止在三陽經，必無是理。
（《說疫》） 疫疠一證，邪從口鼻而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比傷寒六經可表、可下。
夫疫為穢濁之氣，古人所以飲芳香采蘭草者，重滌穢也。
及其傳變，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是以邪在上焦者為喉啞，為口糜；若逆傳膻中者，為神昏舌绛，為喉痛丹疹。
治法：清解之中，必佐芳香宣竅逐穢，如犀角、菖蒲、銀花、郁金等類，兼進至寶丹，從表透裡，以有靈之物，内通心竅，搜剔幽隐。
若邪入營中，三焦相混，熱愈結，邪愈深者，理宜鹹苦大制之法，仍恐性速直走在下，故用元參、金銀花露、金汁、栝蒌皮輕揚理上，所謂仿古法而不泥其法者也。
考是證，惟張景嶽、喻嘉言、吳又可論之最詳。
然宗張、喻二氏，恐有遺邪留患，若宗吳氏，又恐邪去正傷，惟在臨證權衡，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方不愧為司命矣。
（《臨證指南》） 認疫若何？于聞見中但有兩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
留心若何？病有怪怪奇奇，不近情理，較諸傷寒、風溫、濕溫、溫熱、暑等門迥乎大異者，即疫也。
脈證不必大涼，而服大涼之藥，似有害而終無害者，即疫也。
脈證可進溫補，而投溫補之劑，始似安而終不安者，即疫也。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
若夫疫者，穢惡之氣，互相傳染，吳又可論之詳矣。
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既由口鼻吸受，肺為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
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證之身熱，先有憎寒者，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入心包者。
所雲厲氣，無非郁熱。
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字，未嘗區别，蓋亦有見乎此耳。
況所雲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渎，決逐解毒。
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為郁熱，意在言表矣。
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汗解，此非熱毒之明驗乎？至于疫邪雖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征也。
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效，餘于治痢方中加以貫衆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
此亦熱毒之一驗也。
○治疫之法，總以“毒”字為提綱，憑他如妖似怪，自能體會無疑。
君如不信，試觀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為主？吳又可之專用大黃，非解毒乎？張路玉之酷喜人中黃，而以童便配蔥、豉為起手方，非解毒乎？葉天士之銀花、金汁必同用犀角、黃連、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喻氏有要言不繁，觀其旨，上中下則有升、疏、決之異，而獨于“解毒”一言，疊疊緊接，不分彼此，豈非反複叮咛，示人真谛也哉？（《吳醫彙講》） 疫病是天地不正之異氣，四時皆有，能傳染于人，以氣感召，從口鼻而入，不比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從皮毛而入，不傳染于人者也。
又與瘧相似，但瘧乃天地暑熱之正氣，呆在少陽一經，寒熱各半，不比疫病起始凜凜惡寒，繼而大熱，晝夜不退。
寅卯二時，是疫病交關之所，此時熱可暫退，過此又發大熱矣。
疫病亦有間日發寒熱者，但發時寒短熱長，不呵欠，不鼓颔為異耳。
醫家大病，概認作傷寒施治，誤謂邪從毛竅而入，藥進羌、防，以散太陽之邪，又為謂少陽、陽明二經，藥進柴、葛，以散少陽、陽明之邪。
不知疫邪從口鼻而入，多在膜原，表散不惟疫邪不能解，反耗津液元氣，邪反乘虛入裡，或傳厥陰，人事昏沉，而元氣敗壞，血液耗灼，未有不死者矣。
餘創立救陰解疫毒一方，初病即用，意謂先補正氣，正旺則五内堅固，邪無由而入；陰回則津液内生，邪不攻而自走，即仲景建中湯之意也。
且内有甘草、黑豆、銀花、黃泥之屬，解熱毒之邪于扶正之中，又何患熱不退而病不痊耶？若其人本體素虛，救陰不效，則從用八味以救陽；其人本體脾虛，救陰不效，則從用補中、異功以救土，此又法之變也。
○厲氣之來，從鼻而入者，則伏于膜原；從口而入者，則幹于胃腑。
其間體實而受邪者，有之；體虛而受邪者，有之，本熱而假寒者，有之；本寒而假熱者，有之。
非可盡投膏黃，純用芩、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