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今注今譯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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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嗣等易注的影響,專主以儒理來說易的,這便是儒家易學的一派。

     所謂六宗:(一)占蔔。

    (二)災祥。

    (三)谶緯。

    (四)老莊。

    (五)儒理。

    (六)史事。

     “占蔔”“災祥”“谶緯”等三宗易學,其實都是不脫象數的範圍。

    以“老莊”來說易的,開始于魏、晉之初,由阮籍、王弼等開其先聲。

    繼之而起,便有北魏以後的道教,套用東漢魏伯陽著《參同契》的觀念,彼此挹注,雜相運用“易”與“老莊”的道理。

    “儒理”說易,大盛于南北宋時期,如司馬光的《潛虛》、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程頤的《易傳》,以至于朱熹的《易本義》等,大抵都屬于這一範圍。

    史事一系,也由宋儒開始,如楊萬裡的易學,便偏重于這一觀點。

     事實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說,還不能盡概兩千餘年易學關聯的内容。

    如果加上由象數易學的發展,包括術數的雜易等,應該可歸納為十宗,除了以上所說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醫藥。

    (八)丹道。

    (九)堪輿。

    (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師,如蕅益和尚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剛大易衍義》等,都是從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開發,雖别有會心之處,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學的正宗。

    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學,都以象數為主,比較偏向于固有的科學性質,素來不為尋章摘句、循行數墨的學者所能接受,因此在過去的學術專制時代中,便被打入江湖術士的方伎之流,無法有所增益與發明,頗為可惜。

     事實上,《易經》學術思想的根源,如果離開象數,隻是偏重儒理,對于中國文化來說,未免是很大的損失。

    古人所謂“象外無詞”,也便是這個意思。

    如果潛心研究象數的易學,配合科學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發現,很可能會替中國文化的前途,開發更大的光芒。

    古人雖然也有這種企圖,但始終不敢脫離前人的窠臼。

    例如,焦延壽的《易林》、京房的《易傳》、南宋以後邵康節的《皇極經世》以及假托邵康節所著的《河洛理數》、明代術數家們所著的《太乙數統宗》等易書,雖然對于象數易學,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膽地創設卦爻辭例,但仍困于災祥休咎的觀念,隻作人事吉兇的判斷,并未擴充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萬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學的風氣頗盛,如王船山、惠棟、江永、焦循等,都有專著,唯仍多依違于漢、宋儒易的範圍,為清代的經學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齋、尚秉和頗得象數的效用,亦自成一家。

     易學的精神 唐、宋以後的易學研究,應該說,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說。

    這個新的“三易”觀念,也是說明秦、漢以後以至現代的易學内涵之範圍。

    換言之,唐、宋以後所謂易學的内涵,它大要包括有“理、象、數”的三個要點。

     如果用現代的觀念來說:“理”,便是類似于哲學思想的範圍。

    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變、所變與不變之原理。

     “象”,是從現實世界萬有現象中,尋求其變化的原則。

     “數”,是由現象界中形下的數理,演繹推詳它的變化過程,由此而知人事與萬物的前因與後果。

    反之,也可由數理的歸納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來綜合這三種内涵的意義,便可知“易理”之學,是屬于哲學性的,“象、數”之學,是屬于科學性的。

    總而言之,完整的易學,它必須要由“象、數”科學的基礎而到達哲學的最高境界。

    它并非屬于純粹的思想哲學,隻憑心、意識的思維觀念,便來類比推斷一切事物的。

     宇宙萬象,變化莫測。

    人生際遇,動止紛纭。

    綜羅易學“理、象、數”的内涵,無非教人知變與适變而已。

    知變是“理”智的結晶。

    适變是“象、數”的明辨。

    《禮記·五經解》中,提到易學的宗旨,便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所謂“潔靜”的意義,是指易學的精神,是具有宗教哲學性的高度理智之修養。

    所謂“精微”的意義,是指易學“潔靜”的内涵,同時具有科學性周密明辨的作用。

    但在明辨理性之間,倘使不從沉潛靜定的涵養而進入易學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鋒,便會流入歧途,自落魔障。

    故《經解》中,又說到易學的偏失,很可能會“使人也賊”。

     從“理、象、數”的精華來看易學,由“乾”“坤”兩卦開始,錯綜重疊,旁通蔓延,初從八卦而演變為六十四卦。

    循此再加演繹,層層推廣,便多至無數,大至無窮,盡“精微”之至。

     如果歸納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隻有“乾、坤、剝、複、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