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2卷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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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也。
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緻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
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
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
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
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孔、鄭所引《逸中霤禮》、《褅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
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于亡。
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
《奔喪》也、《中霤》也、《褅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
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
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
《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
《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
《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
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
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
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
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
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疊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 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
《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
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
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雲。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
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
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
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
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
鄭眾、賈逵受業于杜。
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
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
王安石又為《新義》。
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
至若肆為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
《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于經後雲。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
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
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
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
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為《記》。
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
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
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
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
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
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
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
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
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
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為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
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戢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為割裂顛倒』。
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
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為底本。
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
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
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
據雲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雲止八十一，皆不可考。
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
然向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
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
《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
此外猶三十四篇。
《夏小正》猶《月令》也。
《明堂》猶《明堂位》也。
《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
《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雲。
（以上《三禮序錄》。
）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
長孫氏、江翁、後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
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
漢初，芝子貞出之。
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
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
而安國之本，亡于梁。
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
儒者皆雲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
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
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
」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
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
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
」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
傳者又頗失其次第。
」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
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
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 ，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
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
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
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
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
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
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
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雲。
（《孝經序述》。
）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
宋末，貢補國學。
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庵之父也。
嘗為黃岡尉。
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裡信之。
與吳伯清為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
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承旨原功而深期之。
以國史院編修緻仕。
（參《趙東山集》。
）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
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仲兵部侍郎。
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即先生。
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
《道園行狀》稱滄江為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曾祖也。
） （雲濠謹案：趙東山為《雍公行狀》，以先生為尚書之孫。
歐陽圭齋為《雍公神道碑》則雲：「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後，是為井齋先生。
」是即先生也。
）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先生奎（父士瞻。
）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
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
）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
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
晚而生先生。
天資穎敏，容儀端重，十歲便能屬文。
長益博綜經史。
仕元，為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
遷集賢直學士。
卒，謚文靖。
（參《姓譜》。
）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附李溉之。
）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
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予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
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苦思，屢緻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
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略》。
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
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
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
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
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
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
既乃盡悟失傳之旨。
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
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
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
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
近代覃思之學，推為第一。
吳草廬嘗觀其書，以為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
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
學士李溉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
若餘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
」溉之歎息去。
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緻邪！」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緻米六斛、鈔三十千。
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
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
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
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
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大戚。
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
（從黃氏補本錄入。
）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
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
（《忘象辯》。
）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學者猶可求也。
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
（《象思》。
）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
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兇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
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于異而自異。
（《辨同論》。
以上《易說》。
）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
（《元年春王正月辯》。
）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
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
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
（《筆削本旨》。
）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
其但以為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
（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
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兇，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
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
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
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
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
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
（《易象春秋說》。
）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
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
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
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
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裡之下為三等。
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裡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
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
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
（《周禮說》。
）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圓丘方澤是也。
郊祀上帝，以後稷配。
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
祖禘嚳以後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
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
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
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
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
《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
肅欲以圓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
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上帝亦天神也。
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
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
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
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
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以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于袷，此則其失也。
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
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緻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
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
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
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
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孔、鄭所引《逸中霤禮》、《褅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
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于亡。
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
《奔喪》也、《中霤》也、《褅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
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
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
《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
《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
《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
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
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
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
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
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疊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 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
《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
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
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雲。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
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
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
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
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
鄭眾、賈逵受業于杜。
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
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
王安石又為《新義》。
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
至若肆為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
《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于經後雲。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
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
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
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
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為《記》。
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
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
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
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
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
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
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
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
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
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為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
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戢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為割裂顛倒』。
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
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為底本。
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
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
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
據雲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雲止八十一，皆不可考。
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
然向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
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
《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
此外猶三十四篇。
《夏小正》猶《月令》也。
《明堂》猶《明堂位》也。
《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
《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雲。
（以上《三禮序錄》。
）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
長孫氏、江翁、後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
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
漢初，芝子貞出之。
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
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
而安國之本，亡于梁。
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
儒者皆雲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
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
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
」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
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
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
」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
傳者又頗失其次第。
」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
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
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 ，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
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
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
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
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
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
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
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雲。
（《孝經序述》。
）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
宋末，貢補國學。
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庵之父也。
嘗為黃岡尉。
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裡信之。
與吳伯清為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
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承旨原功而深期之。
以國史院編修緻仕。
（參《趙東山集》。
）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
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仲兵部侍郎。
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即先生。
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
《道園行狀》稱滄江為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曾祖也。
） （雲濠謹案：趙東山為《雍公行狀》，以先生為尚書之孫。
歐陽圭齋為《雍公神道碑》則雲：「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後，是為井齋先生。
」是即先生也。
）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先生奎（父士瞻。
）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
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
）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
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
晚而生先生。
天資穎敏，容儀端重，十歲便能屬文。
長益博綜經史。
仕元，為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
遷集賢直學士。
卒，謚文靖。
（參《姓譜》。
）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附李溉之。
）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
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予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
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苦思，屢緻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
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略》。
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
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
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
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
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
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
既乃盡悟失傳之旨。
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
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
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
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
近代覃思之學，推為第一。
吳草廬嘗觀其書，以為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
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
學士李溉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
若餘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
」溉之歎息去。
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緻邪！」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緻米六斛、鈔三十千。
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
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
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
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
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大戚。
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
（從黃氏補本錄入。
）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
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
（《忘象辯》。
）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學者猶可求也。
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
（《象思》。
）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
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兇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
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于異而自異。
（《辨同論》。
以上《易說》。
）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
（《元年春王正月辯》。
）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
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
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
（《筆削本旨》。
）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
其但以為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
（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
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兇，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
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
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
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
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
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
（《易象春秋說》。
）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
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
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
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
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裡之下為三等。
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裡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
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
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
（《周禮說》。
）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圓丘方澤是也。
郊祀上帝，以後稷配。
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
祖禘嚳以後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
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
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
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
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
《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
肅欲以圓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
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上帝亦天神也。
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
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
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
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
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以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于袷，此則其失也。
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