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2卷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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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
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
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
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裡謠等之為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為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
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
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為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為孝」答。
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于顏子。
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為可。
豈謂曾子之孝為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于啟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于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
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為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為。
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
《大學》「靜而後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
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
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
《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
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
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
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
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
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
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
方其迎精而反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
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
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
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
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
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
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
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
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
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雲爾。
《連山》，夏之《易》。
《周官》太蔔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
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
」說者以《坤》、《乾》為《歸藏》。
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
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
《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
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
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
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雲。
凡十三卷，今存。
（以上《易序錄》。
）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而始就。
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
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
』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為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為最大。
』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為《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為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
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
若改《屯》初之『磐桓』為『盤桓』，《師象》之『丈人』為『大人』，《否》二之『包承』為『包羞』，而以『億喪貝』為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為自得者，殆其所以為自用也。
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為例，實則本諸草廬雲。
」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
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
十月還家，《易纂言》成。
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
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
草廬于《易》自雲：『累脫■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
』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
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
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邪﹖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邪﹖草廬之《易》，愚所不喜。
至于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創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為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
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為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為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
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為之辯正也。
《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
《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為惜。
朱竹垞檢討《經義考》雲：「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
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
伏生，故秦博士。
焚《書》時，生壁藏之。
其後兵起流亡。
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間。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
詔太常遣掌故錯往受之。
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
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
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
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
賾遂奏上其書。
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
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鬥書，科鬥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
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
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鹹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
漢《藝文志》雲，《尚書經》二十九篇。
《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
《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
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
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
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
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
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
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
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釆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
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隻是後漢末人。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
」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緻極輕。
」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
」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
」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別于伏氏之《書》。
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雲爾，凡四卷。
今存。
（以上《書序錄》。
）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
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
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
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
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
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
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
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生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
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
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
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
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
《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
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
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
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
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
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為甚大也。
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
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
至若變風強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雲爾。
《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
《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
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詩序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
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
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
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
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
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
嗚呼！聖人筆削魯史，緻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
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駮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
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
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
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
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
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
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
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春秋序錄》。
）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後倉，倉授戴德、戴聖。
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
尊卑吉兇，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
《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
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
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缺典。
每伏讀而為之惋惜。
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
《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
《詩》、《書》之序，本自為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
《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
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
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
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
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
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
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
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
脫■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本而已。
若執■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
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
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
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
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
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
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
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
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
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
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
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
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裡謠等之為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為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
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
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為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為孝」答。
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于顏子。
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為可。
豈謂曾子之孝為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于啟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于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
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為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為。
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
《大學》「靜而後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
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
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
《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
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
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
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
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
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
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
方其迎精而反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
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
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
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
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
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
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
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
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
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雲爾。
《連山》，夏之《易》。
《周官》太蔔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
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
」說者以《坤》、《乾》為《歸藏》。
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
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
《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
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
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
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雲。
凡十三卷，今存。
（以上《易序錄》。
）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而始就。
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
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
』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為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為最大。
』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為《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為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
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
若改《屯》初之『磐桓』為『盤桓』，《師象》之『丈人』為『大人』，《否》二之『包承』為『包羞』，而以『億喪貝』為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為自得者，殆其所以為自用也。
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為例，實則本諸草廬雲。
」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
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
十月還家，《易纂言》成。
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
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
草廬于《易》自雲：『累脫■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
』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
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
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邪﹖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邪﹖草廬之《易》，愚所不喜。
至于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創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為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
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為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為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
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為之辯正也。
《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
《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為惜。
朱竹垞檢討《經義考》雲：「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
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
伏生，故秦博士。
焚《書》時，生壁藏之。
其後兵起流亡。
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間。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
詔太常遣掌故錯往受之。
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
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
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
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
賾遂奏上其書。
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
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鬥書，科鬥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
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
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鹹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
漢《藝文志》雲，《尚書經》二十九篇。
《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
《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
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
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
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
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
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
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
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釆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
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隻是後漢末人。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
」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緻極輕。
」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
」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
」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別于伏氏之《書》。
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雲爾，凡四卷。
今存。
（以上《書序錄》。
）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
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
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
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
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
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
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
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生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
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
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
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
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
《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
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
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
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
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
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為甚大也。
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
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
至若變風強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雲爾。
《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
《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
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詩序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
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
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
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
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
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
嗚呼！聖人筆削魯史，緻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
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駮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
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
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
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
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
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
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
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春秋序錄》。
）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後倉，倉授戴德、戴聖。
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
尊卑吉兇，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
《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
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
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缺典。
每伏讀而為之惋惜。
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
《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
《詩》、《書》之序，本自為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
《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
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
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
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
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
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
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
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
脫■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本而已。
若執■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
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
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
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
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
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
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
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
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
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