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集卷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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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
《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訛也。
又考《實錄》，丁酉七月丁醜，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
《武桓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醜，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
雲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将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甯調遣，遂沒而不書。
獨于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
然此事所以傳訛者，蓋亦有故。
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将軍，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
流傳既久，即聖祖制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
《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為無據。
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
夫史家異同，必取衷于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
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禦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亻疑，而猶或未免于傳疑。
史家之難，豈不信哉！餘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啬（者。
迄今數年，排缵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
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為何如也？天啟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
九月，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甯河《神道碑》記甯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
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
按：是時甯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甯河以守将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
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
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
考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
則當以十月為正。
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
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十萬欲複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
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
《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
考甯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
蓋甯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
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甯河調遣。
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
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甯河事略》互觀。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間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将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
至是深叛。
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
大海大喜，即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
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為深間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
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
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既解甲内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為，而謂君子為之乎？蘇伯衡撰《缪美列傳》雲：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辎重。
金華遂降。
己亥十一月，複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
美率敢死士持梃，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
守将石抹參政棄城而竄。
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谕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将誰與﹃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
龍泉、慶元皆平。
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
内出銀碗文绮賜之，而遣還金華。
按伯衡記缪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
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複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訛，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将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台城，諸将奉上為吳國公。
今考之，誤也。
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亳都升上為行省平章。
己亥五月，升行中書省左丞相。
辛醜正月，乃為吳國公。
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
據辛醜十一月葉子奇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
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赍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
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常之号。
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為重輕哉！史臣于是為無識矣。
《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訛也。
又考《實錄》，丁酉七月丁醜，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
《武桓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醜，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
雲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将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甯調遣，遂沒而不書。
獨于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
然此事所以傳訛者，蓋亦有故。
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将軍，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
流傳既久，即聖祖制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
《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為無據。
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
夫史家異同，必取衷于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
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禦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亻疑，而猶或未免于傳疑。
史家之難，豈不信哉！餘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啬（者。
迄今數年，排缵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
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為何如也？天啟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
九月，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甯河《神道碑》記甯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
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
按：是時甯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甯河以守将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
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
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
考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
則當以十月為正。
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
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十萬欲複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
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
《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
考甯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
蓋甯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
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甯河調遣。
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
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甯河事略》互觀。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間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将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
至是深叛。
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
大海大喜，即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
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為深間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
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
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既解甲内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為，而謂君子為之乎？蘇伯衡撰《缪美列傳》雲：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辎重。
金華遂降。
己亥十一月，複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
美率敢死士持梃，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
守将石抹參政棄城而竄。
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谕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将誰與﹃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
龍泉、慶元皆平。
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
内出銀碗文绮賜之，而遣還金華。
按伯衡記缪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
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複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訛，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将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台城，諸将奉上為吳國公。
今考之，誤也。
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亳都升上為行省平章。
己亥五月，升行中書省左丞相。
辛醜正月，乃為吳國公。
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
據辛醜十一月葉子奇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
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赍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
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常之号。
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為重輕哉！史臣于是為無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