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語絲》的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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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
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裡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态度。
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１６〕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
以關系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
于是擔任了。
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
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删除。
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裡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
所謂“社員”，也并無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
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系，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
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
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
前年的方法，是隻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
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
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１７〕；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複旦大學内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１８〕老爺卻有複旦大學出身的人們。
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于曆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将“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叙事夾在這裡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确實也在消沉下去。
一是對于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過時又少了幾個了。
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
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
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１９〕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２０〕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
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２１〕，說明着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着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
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
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２２〕上，就能見“虎标良藥”的招牌。
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隻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
《語絲》初辦的時候，對于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
因為是同人雜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
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
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于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
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
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
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裡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态度。
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１６〕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
以關系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
于是擔任了。
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
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删除。
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裡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
所謂“社員”，也并無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
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系，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
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
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
前年的方法，是隻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
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
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１７〕；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複旦大學内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１８〕老爺卻有複旦大學出身的人們。
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于曆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将“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叙事夾在這裡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确實也在消沉下去。
一是對于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過時又少了幾個了。
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
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
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１９〕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２０〕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
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２１〕，說明着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着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
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
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２２〕上，就能見“虎标良藥”的招牌。
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隻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
《語絲》初辦的時候，對于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
因為是同人雜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
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
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于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
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