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語絲》的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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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顧颉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
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隻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态度，自然離開。
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隻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
于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隻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産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産生怎樣的“新”，卻并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隐約其詞。
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于這一點。
〔１１〕但是，叱吧兒狗險于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隐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确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１２〕，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于老人，學生對于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隻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并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
理科次之。
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
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
至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别人說是不算什幺的。
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别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裡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于‘呐喊’而終于‘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叙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餘波，從我這裡隻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隻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于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隻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并且有了赢餘。
于是小峰就被尊為“老闆”，但這推尊并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隻好搿住了多目夾眼而少開口的小峰，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赢餘來，每月請一回客。
這“将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挂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
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
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系，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
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
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
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裡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
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隻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
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隻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态度，自然離開。
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隻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
于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隻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産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産生怎樣的“新”，卻并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隐約其詞。
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于這一點。
〔１１〕但是，叱吧兒狗險于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隐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确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１２〕，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于老人，學生對于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隻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并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
理科次之。
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
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
至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别人說是不算什幺的。
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别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裡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于‘呐喊’而終于‘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叙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餘波，從我這裡隻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隻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于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隻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并且有了赢餘。
于是小峰就被尊為“老闆”，但這推尊并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隻好搿住了多目夾眼而少開口的小峰，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赢餘來，每月請一回客。
這“将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挂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
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
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系，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
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
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
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裡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
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隻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