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語絲》的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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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确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１２〕，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于老人，學生對于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隻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并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
理科次之。
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
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
至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别人說是不算什幺的。
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别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裡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于‘呐喊’而終于‘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叙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餘波，從我這裡隻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隻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于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隻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并且有了赢餘。
于是小峰就被尊為“老闆”，但這推尊并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隻好搿住了多目夾眼而少開口的小峰，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赢餘來，每月請一回客。
這“将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挂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
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
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系，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
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
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
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裡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
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隻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
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
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裡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态度。
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１６〕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
以關系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
于是擔任了。
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
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删除。
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裡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
所謂“社員”，也并無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
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系，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
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
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
前年的方法，是隻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
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
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１７〕；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複旦大學内幕的文字
當開辦之際，努力确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１２〕，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于老人，學生對于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隻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并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
理科次之。
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
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
至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别人說是不算什幺的。
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别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裡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于‘呐喊’而終于‘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叙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餘波，從我這裡隻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隻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于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隻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并且有了赢餘。
于是小峰就被尊為“老闆”，但這推尊并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隻好搿住了多目夾眼而少開口的小峰，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赢餘來，每月請一回客。
這“将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挂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
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
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系，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
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
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
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裡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
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隻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
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
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裡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态度。
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１６〕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
以關系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
于是擔任了。
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
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删除。
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裡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
所謂“社員”，也并無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
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系，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
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
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
前年的方法，是隻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
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
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１７〕；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複旦大學内幕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