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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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
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隻在所用的顔色。
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
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别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
——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鬥膽說幾句壞話。
然而有什幺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并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删掉了。
給一處做文章〔９〕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
但有如大乘佛教〔１０〕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于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
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
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１２〕，不中吃了。
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着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１３〕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
學校大事，蓋無過于補考與開課也，與别的一切學校同。
于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于是又開會，讨論，計分，發榜。
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于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寫榜。
于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
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幺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
然而那時卻并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别：對于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為奇。
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
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
‘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Ｋ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
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
‘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
然而還太重。
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緻是真的罷。
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适宜于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
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隻在所用的顔色。
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
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别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
——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鬥膽說幾句壞話。
然而有什幺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并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删掉了。
給一處做文章〔９〕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
但有如大乘佛教〔１０〕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于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
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
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１２〕，不中吃了。
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着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１３〕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
學校大事，蓋無過于補考與開課也，與别的一切學校同。
于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于是又開會，讨論，計分，發榜。
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于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寫榜。
于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
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幺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
然而那時卻并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别：對于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為奇。
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
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
‘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Ｋ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
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
‘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
然而還太重。
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緻是真的罷。
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适宜于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