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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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跷。
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１５〕。
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
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
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饑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１６〕，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裡躲》，宋雲彬〔１７〕先生做的。
文中有這樣的對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複他‘呐喊’的勇氣，并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裡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
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裡去了。
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複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并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
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
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
《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
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擱下了。
那兩句話是：“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甯〔１９〕和梭波裡〔２０〕的自殺而發的。
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但葉遂甯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
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
他們到底并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确也感到一點小康。
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裡可都看不見了。
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
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
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蹑了。
現在就隻好是這樣罷。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
〔２〕柏生即孫伏園（１８９４—１９６６），浙江紹興人，曾任北京《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語絲》的編輯。
當時在廈門大學工作。
〔３〕愛而指李遇安，《語絲》、《莽原》的投稿者。
一九二六年為廣州中山大學職員，不久離去。
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１５〕。
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
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
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饑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１６〕，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裡躲》，宋雲彬〔１７〕先生做的。
文中有這樣的對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複他‘呐喊’的勇氣，并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裡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
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裡去了。
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複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并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
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
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
《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
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擱下了。
那兩句話是：“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甯〔１９〕和梭波裡〔２０〕的自殺而發的。
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但葉遂甯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
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
他們到底并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确也感到一點小康。
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裡可都看不見了。
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
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
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蹑了。
現在就隻好是這樣罷。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
〔２〕柏生即孫伏園（１８９４—１９６６），浙江紹興人，曾任北京《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語絲》的編輯。
當時在廈門大學工作。
〔３〕愛而指李遇安，《語絲》、《莽原》的投稿者。
一九二六年為廣州中山大學職員，不久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