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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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裡已經說過了。
到這裡，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隻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
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
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隻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
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着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複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于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
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
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
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将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确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
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诘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雲。
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喚去，并着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
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将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
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 在記事裡分明可見，盛對于楊，并未說有“倫常”關系，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
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号和頭号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幹叔奸侄女 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男指系遊玩并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幹”字，于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
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
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隻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
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幺“員外”什幺“警犬”〔１〕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
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于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裡是很難得的。
但這秘密，在這裡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２〕。
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隻驅使着真僞雜糅的記事。
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号炮，别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适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呐喊。
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
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曆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
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志，是着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于《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
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着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将。
這時新文壇對于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
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衆，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寝”！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
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擡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複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号，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将《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于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沖突。
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隻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盤。
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内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于他現有地位的危殆。
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
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于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隻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
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裡的人物，私心自用，以緻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
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
〔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擡頭水手關于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擡起頭了。
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産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确是較前稍有起色。
在雜志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志，也左傾起來。
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志》，原是中國曆史最久的雜志，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志，可是據王雲五老闆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
但雖然是經過王老闆大刀闊斧的删段以後，《東方雜志》依然還嫌太左傾，于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
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
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
《東方雜志》是屬于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于《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
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着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闆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确指魯迅與沈雁冰〔３〕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系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于經傳之新進作家。
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
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
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
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并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系雲。
〔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衆，取得滿意的收獲了。
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複興他們的文化運動。
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铎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緻，——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
而沈雁冰及鄭振铎，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于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
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衆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
〔農〕這些記載，于編輯者黎烈文是并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４〕，卻在《文壇進行曲》裡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
”（七月十五日，九期。
）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于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
但《微言》卻更為巧妙：隻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于《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
但我以為這并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也并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
但這時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遊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于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
到這裡，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隻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
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
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隻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
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着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複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于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
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
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
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将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确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
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诘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雲。
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喚去，并着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
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将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
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 在記事裡分明可見，盛對于楊，并未說有“倫常”關系，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
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号和頭号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幹叔奸侄女 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男指系遊玩并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幹”字，于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
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
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隻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
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幺“員外”什幺“警犬”〔１〕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
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于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裡是很難得的。
但這秘密，在這裡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２〕。
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隻驅使着真僞雜糅的記事。
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号炮，别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适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呐喊。
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
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曆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
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志，是着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于《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
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着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将。
這時新文壇對于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
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衆，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寝”！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
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擡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複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号，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将《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于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沖突。
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隻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盤。
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内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于他現有地位的危殆。
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
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于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隻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
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裡的人物，私心自用，以緻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
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
〔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擡頭水手關于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擡起頭了。
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産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确是較前稍有起色。
在雜志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志，也左傾起來。
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志》，原是中國曆史最久的雜志，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志，可是據王雲五老闆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
但雖然是經過王老闆大刀闊斧的删段以後，《東方雜志》依然還嫌太左傾，于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
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
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
《東方雜志》是屬于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于《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
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着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闆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确指魯迅與沈雁冰〔３〕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系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于經傳之新進作家。
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
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
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
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并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系雲。
〔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衆，取得滿意的收獲了。
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複興他們的文化運動。
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铎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緻，——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
而沈雁冰及鄭振铎，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于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
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衆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
〔農〕這些記載，于編輯者黎烈文是并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４〕，卻在《文壇進行曲》裡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
”（七月十五日，九期。
）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于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
但《微言》卻更為巧妙：隻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于《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
但我以為這并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也并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
但這時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遊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于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