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藝術的國家
關燈
小
中
大
中華民國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選舉代表權，年滿三十歲經考試及格者，有被選舉代表權。
” 〔５〕憲政國家孫中山在所着《建國大綱》中，劃分“建國”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
主張到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成立民選政府。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曾長期利用“軍政”、“訓政”的說法，作為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們聲稱要“結束訓政”、準備實施憲政，但實際上隻是企圖用以掩飾和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６〕上海隻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裡說的上海，指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準許由“高等華人”組織的“納稅華人會”選舉華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華人委員六人參加租界的行政機關工部局。
“納稅華人會”章程規定有下列資格的可為會員并有選舉權：一、所執産業地價在五百兩（按指銀兩）以上者；二、每年納房捐或地捐十兩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規定出租房産的房捐，由租用者負擔）。
有下列資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選為“納稅華人會”代表大會代表及被推選為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華人委員：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兩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兩以上而付捐者。
本文所說的“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納稅華人會”市民組舉行第十二屆選舉時，按上述條件統計的會員數，其中有選舉權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選舉權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制度規定，舉人經會試考中後又經殿試考中的，分為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８〕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戰事後，蔣介石、汪精衛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為飾詞，掩蓋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勾結、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
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衛在徐州演講中談中日外交問題時，便說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釋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９〕“小貧”這個詞見于孫中山所着《三民主義》一書中《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
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
”孫中山的意思在于說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着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斥和打擊，因而難以發展；但後來中國一些資本家曾利用這句話來否認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區别。
〔１０〕“國貨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為“國貨年”，并于該年元旦舉行遊行大會，進行宣傳。
〔１１〕“君子之中庸”二句，語出《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
” 〔５〕憲政國家孫中山在所着《建國大綱》中，劃分“建國”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
主張到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成立民選政府。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曾長期利用“軍政”、“訓政”的說法，作為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們聲稱要“結束訓政”、準備實施憲政，但實際上隻是企圖用以掩飾和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６〕上海隻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裡說的上海，指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準許由“高等華人”組織的“納稅華人會”選舉華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華人委員六人參加租界的行政機關工部局。
“納稅華人會”章程規定有下列資格的可為會員并有選舉權：一、所執産業地價在五百兩（按指銀兩）以上者；二、每年納房捐或地捐十兩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規定出租房産的房捐，由租用者負擔）。
有下列資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選為“納稅華人會”代表大會代表及被推選為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華人委員：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兩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兩以上而付捐者。
本文所說的“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納稅華人會”市民組舉行第十二屆選舉時，按上述條件統計的會員數，其中有選舉權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選舉權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制度規定，舉人經會試考中後又經殿試考中的，分為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８〕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戰事後，蔣介石、汪精衛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為飾詞，掩蓋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勾結、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
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衛在徐州演講中談中日外交問題時，便說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釋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９〕“小貧”這個詞見于孫中山所着《三民主義》一書中《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
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
”孫中山的意思在于說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着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斥和打擊，因而難以發展；但後來中國一些資本家曾利用這句話來否認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區别。
〔１０〕“國貨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為“國貨年”，并于該年元旦舉行遊行大會，進行宣傳。
〔１１〕“君子之中庸”二句，語出《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