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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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将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争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
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着杯子。
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
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
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
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
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内心，卻不知道。
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
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
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
”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
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
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
他的态度是随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
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
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
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
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
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這樣的自然狀态，實在不易模仿。
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擡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
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緻，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時候。
但他沒有什幺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
但《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
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
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
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着，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着書；楊子就一定不着，這才是“為我”。
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别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
用别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系，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
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
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
當時的廣州市長林雲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
他們打着“學術”的旗号，也“邀請”學者演講。
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
作者後來說過： “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緻陳濬信）他在這次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裡，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标志，稱為“黃巾軍”。
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
但後來終于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
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後，外戚首領大将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後，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
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争權，聯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
後為王允、呂布所殺。
他在離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裡内盡成墟土；又驅數百萬人口入關，積屍盈途。
在他被殺以後，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黨锢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
統治階級内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與太學生互通聲氣，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黨為亂，桓帝便捕李膺、範滂等下獄，株連二百餘人。
以後又于靈帝建甯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黨人，更诏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
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诏将他們赦免。
這件事，史稱“黨锢之禍”。
（6）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谯（今安徽亳縣）人。
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
曹丕篡漢後追尊為武帝。
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
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
後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着。
書中将曹操描寫為“奸雄”。
（8）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
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谕。
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曆二十餘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
稍後，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并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将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
原書于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于廣州。
（9）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蘇無錫人。
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後習醫，曾至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後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
他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作者七百餘人，依時代分為十一集，總計五十四卷。
一九一六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10）劉師培（1884—1919）一名光漢，字申叔，江蘇儀征人。
清末曾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常在《民報》發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後來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出賣革命黨人。
入民國後，他又依附袁世凱，與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竭力贊助袁世凱竊國稱帝的陰謀。
他的着作很多，《中國中古文學史》是他在民國初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所編的講義，後收入《劉申叔遺書》中。
（11）《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無篡漢的意思，内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話。
（12）《太平禦覽》卷四二五引謝承《後漢書》：“範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
聞裡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範史雲輩而雲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勉。
’遂投錢去。
”按範丹（112—185），一作範冉，字史雲，後漢陳留外黃（今河南杞縣東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賢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廢“偏短”，每次都強調以才能為用人的标準。
《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令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又裴注引王沈《魏書》所載二十二年令說：“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将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 （14）“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見《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載曹操《董卓歌》：“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
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
”按鄭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東漢經學家，其生存時代較曹操約早二十餘年。
（15）曹操的遺令，散見于《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其他古書中，嚴可均綴合為一篇，收入《全三國文》卷三，其中有這樣的話： “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着銅雀台，善待之。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按指諸妾）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也。
吾曆宮所得绶（印绶），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别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 （16）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詩人。
他評曹操的話，見蕭統《文選》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塵謗于後王。
”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輕微何所有，而空贻
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争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
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着杯子。
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
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
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
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
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内心，卻不知道。
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
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
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
”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
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
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
他的态度是随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
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
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
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
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
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這樣的自然狀态，實在不易模仿。
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擡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
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緻，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時候。
但他沒有什幺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
但《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
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
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
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着，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着書；楊子就一定不着，這才是“為我”。
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别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
用别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系，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
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
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
當時的廣州市長林雲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
他們打着“學術”的旗号，也“邀請”學者演講。
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
作者後來說過： “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緻陳濬信）他在這次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裡，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标志，稱為“黃巾軍”。
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
但後來終于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
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後，外戚首領大将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後，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
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争權，聯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
後為王允、呂布所殺。
他在離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裡内盡成墟土；又驅數百萬人口入關，積屍盈途。
在他被殺以後，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黨锢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
統治階級内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與太學生互通聲氣，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黨為亂，桓帝便捕李膺、範滂等下獄，株連二百餘人。
以後又于靈帝建甯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黨人，更诏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
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诏将他們赦免。
這件事，史稱“黨锢之禍”。
（6）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谯（今安徽亳縣）人。
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
曹丕篡漢後追尊為武帝。
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
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
後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着。
書中将曹操描寫為“奸雄”。
（8）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
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谕。
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曆二十餘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
稍後，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并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将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
原書于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于廣州。
（9）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蘇無錫人。
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後習醫，曾至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後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
他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作者七百餘人，依時代分為十一集，總計五十四卷。
一九一六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10）劉師培（1884—1919）一名光漢，字申叔，江蘇儀征人。
清末曾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常在《民報》發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後來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出賣革命黨人。
入民國後，他又依附袁世凱，與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竭力贊助袁世凱竊國稱帝的陰謀。
他的着作很多，《中國中古文學史》是他在民國初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所編的講義，後收入《劉申叔遺書》中。
（11）《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無篡漢的意思，内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話。
（12）《太平禦覽》卷四二五引謝承《後漢書》：“範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
聞裡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範史雲輩而雲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勉。
’遂投錢去。
”按範丹（112—185），一作範冉，字史雲，後漢陳留外黃（今河南杞縣東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賢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廢“偏短”，每次都強調以才能為用人的标準。
《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令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又裴注引王沈《魏書》所載二十二年令說：“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将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 （14）“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見《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載曹操《董卓歌》：“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
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
”按鄭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東漢經學家，其生存時代較曹操約早二十餘年。
（15）曹操的遺令，散見于《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其他古書中，嚴可均綴合為一篇，收入《全三國文》卷三，其中有這樣的話： “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着銅雀台，善待之。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按指諸妾）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也。
吾曆宮所得绶（印绶），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别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 （16）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詩人。
他評曹操的話，見蕭統《文選》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塵謗于後王。
”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輕微何所有，而空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