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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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
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
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
因不洗，便多虱。
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談”（34），當時竟傳為美事。
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扪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
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
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
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35）。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
（36）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
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
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
——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
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幺，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
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37）——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
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
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
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
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
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
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40）一書裡可以看到。
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41）所殺。
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
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
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谧（43）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
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
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
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
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
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 （44）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
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45）。
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
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
但嵇康也飲酒，劉伶（48）也是這裡面的一個。
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
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
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
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
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态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
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态，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
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号（51）。
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
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
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幺進我的褲子中來？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裡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将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
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
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隐而不顯的。
宋的顔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
他詩裡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
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随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
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
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将嵇康殺了（58）。
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
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禅讓天下的。
嵇康都說不好，那幺，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幺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
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
為什幺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禅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
反對的也很多。
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将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
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62）這是确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
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
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
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着名的孝子，不過将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亵黩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
——但其實不過是态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
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
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
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
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别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
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
他們倒是迂夫子，将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
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别人來模仿他。
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
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鐘會。
（64）鐘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
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
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
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
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
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
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
因不洗，便多虱。
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談”（34），當時竟傳為美事。
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扪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
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
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
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35）。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
（36）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
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
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
——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
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幺，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
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37）——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
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
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
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
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
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
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40）一書裡可以看到。
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41）所殺。
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
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
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谧（43）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
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
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
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
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
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 （44）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
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45）。
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
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
但嵇康也飲酒，劉伶（48）也是這裡面的一個。
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
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
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
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
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态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
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态，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
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号（51）。
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
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
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幺進我的褲子中來？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裡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将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
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
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隐而不顯的。
宋的顔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
他詩裡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
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随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
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
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将嵇康殺了（58）。
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
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禅讓天下的。
嵇康都說不好，那幺，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幺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
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
為什幺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禅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
反對的也很多。
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将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
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62）這是确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
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
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
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着名的孝子，不過将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亵黩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
——但其實不過是态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
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
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
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
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别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
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
他們倒是迂夫子，将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
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别人來模仿他。
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
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鐘會。
（64）鐘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
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
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
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
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