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序跋之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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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牍者，卒不易其體。
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
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馀，古今鹹在。
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
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
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
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
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
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阙焉。
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
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
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
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铨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甯免小疵。
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
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範晔《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曆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
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曆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後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
凡是二者，蓋曆代之統紀，典章系焉，而杜書亦複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澀，汲绠不修，豈複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微，釋之者曰：“文，典籍也。
獻，賢者也。
”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讨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
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
嘗恐一旦散轶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别，曰田賦，曰錢币，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
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
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
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
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
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
陳壽号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
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雖複窮老盡氣，刿目钅術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蕪，增廣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裡，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而王畿之内複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
其土壤之肥硗，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而奸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
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
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闾裡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
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奸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複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
雖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複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複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
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産以予百姓矣。
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
欲複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争；欲複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ゥ。
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随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複問其多寡，始於商鞅。
随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複視其丁中，始於楊炎。
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
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作《田賦考》第一，叙曆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
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於用者，曰珠、玉、五金。
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為貨币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币，黃金為中币，刀、布為下币（刀、布即古錢之名）。
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
然古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
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
數多而直輕，則其緻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創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赍貿易者。
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
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
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
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用之物也。
以其可貴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
至於以楮為币，則始以無用為用矣。
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
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舍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作《錢币考》第二。
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
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穑；及其為兵，則善戰陣。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是以千裡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
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
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
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隻以身為累矣。
作《戶口考》第三，叙曆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
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
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裡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在軍旅則執幹戈，興土木則親畚锸，調征行則負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
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
然則鄉長、裡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裡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
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
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纭雜襲，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
噫！成周之裡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啬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淩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叙曆代役法之詳，而以複除附焉。
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争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
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采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
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複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
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
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
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作《征榷考》第五，首叙曆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缗，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
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馀，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
而市之說則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
籴者，民庶之事。
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馀，未有國家而籴粟者也。
而籴之說則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
然泉府與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
方其滞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粜之。
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
然沿襲既久，古意浸失。
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
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貧民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
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
作《市籴考》第六。
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馀四服俱無之。
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
然叔季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
至於珍禽、奇獸、袤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
甚至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馀”，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
作《土貢考》第七。
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頌聲作。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财盡而不能勝其求。
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然則國之廢興非财也，财少而國延，财多而國促，其效可睹矣。
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
兩漢财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
唐既有轉運、度支，而複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複有封樁、内藏。
於是天下之财，其歸於上者，複有公私。
恭儉賢主，常捐内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财匮而其民怨。
此又曆代制國用者龜鑒也。
作《國用考》第八，叙曆代财計首末，而以漕運、赈恤、蠲貸附焉。
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
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
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
皆考之以裡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
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
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铨曹，紳發轫悉由於科目。
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
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複存者矣。
然此二法者，曆數百年而不可以複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将以官之。
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
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
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铨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尼之法。
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
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複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
作《選舉考》第九。
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
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闾、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
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
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闾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
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
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是人也。
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
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
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
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
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作《學校考》第十，叙曆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
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别，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
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
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
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
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俊之流，宮伯、内宰、盡興賢之侶。
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
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
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将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
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紳，特以之備員表著。
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複殊異，而官之内外始分矣。
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複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
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内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并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
唐以後亦為三公。
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
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将作有監貳而未嘗谙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
尚書令在漢為司牍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绶，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
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
漢入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
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
護羌校尉、護鳥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
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盛。
）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
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數，内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
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
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
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
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
《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
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谶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
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
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
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複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
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疊用之，竟不能偏廢也。
至於、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折衷，其叢雜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
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
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複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
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存王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牍者，卒不易其體。
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
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馀，古今鹹在。
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
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
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
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
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
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阙焉。
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
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
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
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铨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甯免小疵。
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
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範晔《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曆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
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曆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後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
凡是二者，蓋曆代之統紀，典章系焉，而杜書亦複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澀，汲绠不修，豈複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微，釋之者曰：“文，典籍也。
獻，賢者也。
”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讨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
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
嘗恐一旦散轶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别，曰田賦，曰錢币，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
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
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
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
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
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
陳壽号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
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雖複窮老盡氣，刿目钅術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蕪，增廣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裡，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而王畿之内複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
其土壤之肥硗，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而奸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
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
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闾裡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
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奸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複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
雖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複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複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
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産以予百姓矣。
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
欲複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争；欲複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ゥ。
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随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複問其多寡，始於商鞅。
随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複視其丁中，始於楊炎。
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
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作《田賦考》第一，叙曆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
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於用者，曰珠、玉、五金。
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為貨币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币，黃金為中币，刀、布為下币（刀、布即古錢之名）。
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
然古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
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
數多而直輕，則其緻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創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赍貿易者。
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
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
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
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用之物也。
以其可貴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
至於以楮為币，則始以無用為用矣。
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
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舍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作《錢币考》第二。
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
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穑；及其為兵，則善戰陣。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是以千裡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
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
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
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隻以身為累矣。
作《戶口考》第三，叙曆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
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
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裡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在軍旅則執幹戈，興土木則親畚锸，調征行則負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
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
然則鄉長、裡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裡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
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
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纭雜襲，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
噫！成周之裡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啬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淩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叙曆代役法之詳，而以複除附焉。
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争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
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采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
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複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
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
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
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作《征榷考》第五，首叙曆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缗，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
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馀，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
而市之說則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
籴者，民庶之事。
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馀，未有國家而籴粟者也。
而籴之說則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
然泉府與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
方其滞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粜之。
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
然沿襲既久，古意浸失。
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
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貧民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
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
作《市籴考》第六。
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馀四服俱無之。
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
然叔季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
至於珍禽、奇獸、袤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
甚至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馀”，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
作《土貢考》第七。
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頌聲作。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财盡而不能勝其求。
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然則國之廢興非财也，财少而國延，财多而國促，其效可睹矣。
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
兩漢财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
唐既有轉運、度支，而複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複有封樁、内藏。
於是天下之财，其歸於上者，複有公私。
恭儉賢主，常捐内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财匮而其民怨。
此又曆代制國用者龜鑒也。
作《國用考》第八，叙曆代财計首末，而以漕運、赈恤、蠲貸附焉。
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
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
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
皆考之以裡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
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
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铨曹，紳發轫悉由於科目。
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
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複存者矣。
然此二法者，曆數百年而不可以複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将以官之。
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
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
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铨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尼之法。
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
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複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
作《選舉考》第九。
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
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闾、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
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
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闾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
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
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是人也。
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
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
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
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
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作《學校考》第十，叙曆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
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别，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
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
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
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
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俊之流，宮伯、内宰、盡興賢之侶。
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
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
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将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
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紳，特以之備員表著。
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複殊異，而官之内外始分矣。
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複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
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内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并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
唐以後亦為三公。
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
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将作有監貳而未嘗谙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
尚書令在漢為司牍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绶，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
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
漢入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
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
護羌校尉、護鳥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
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盛。
）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
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數，内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
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
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
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
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
《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
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谶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
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
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
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複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
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疊用之，竟不能偏廢也。
至於、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折衷，其叢雜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
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
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複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
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存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