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崇拜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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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可以分為兩種，就是自然民族與文化民族。
自然民族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
這種民族像蘊藏在礦床裡的自然鐵，無所謂成鋼，也無所謂生鏽。
若不與外界接觸，也許可以永遠保存着原形。
文化民族是離開礦床的鐵，和族外有不斷的交通。
在這種情形底下，可以走向兩條極端的道路。
若是能夠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理想與經驗來保持他的生命，又能采取他民族的長處來改進他的生活，那就是有作為、能向上的。
這樣的民族的特點是自覺的、自給的、自衛的。
若不這樣，一與他民族接觸，便把自己的一切毀滅掉，忘掉自己，輕侮自己，結果便會走到滅亡的命運。
我們知道自古到今，可以夠得上稱為文化民族的有十個。
第一，蘇摩亞甲民族（sumerianakkadian）。
這民族文化發展的最高點是從西紀前3200年到1800年。
第二，埃及民族（egyptian）。
發展的頂點是從西紀前2800年到1200年。
第三，赫代亞述民族（hittite-assyrian）。
起自小亞細亞中部，最後造成大利烏王（darius）的伊蘭帝國。
發展的頂點是從西紀前1800年到800年。
第四，中華民族。
發展的頂點是從周到漢，就是西紀前1126年到西紀220年。
第五，印度民族。
發展的時代也和中華民族差不多，但是降落得早一點。
第六，希臘羅馬民族。
這兩民族文化是一線相連的，所以可以當做一個文化集團看。
發展的頂點是從西紀前約1200年起于愛琴海岸直到羅馬帝國的末運，西紀295年。
第七，猶太天方民族。
這民族的文化生存于從西紀前600年起于猶太直到回教建立以後幾百年間。
第八，摩耶民族（maya）。
發生于美洲中部，時間或者在西紀前600年到新大陸被發現後。
此後西班牙人把這民族和文化一齊毀滅掉。
第九，西歐民族：包括日耳曼、高盧、盎格魯撒遜諸民族。
發展的頂點從西紀900年直到現在。
第十，斯拉夫民族。
這民族的文化以俄羅斯為主，産生于歐戰後，時間離現在太近，還不能定出發展的傾向來。
我們看這十個文化民族，有些已經消滅，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殘喘，有些還可以勉強支持，有些正在發生。
在這十個民族以外，當然還有文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幹地那維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
但嚴格地說起來，維新以前的日本文化不過是中華文化的附庸，維新後又是屬于西歐的。
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還在孕育的時期罷。
同樣，北美和北歐的民族也是承受西歐的統系，還沒有建立為特殊的文化。
美利堅雖然也在創造新文化的行程上走，但時間仍是太短，未能如斯拉夫民族那麼積極和顯明。
此地并不是要讨論誰是文化民族和誰不是，隻是要指出所舉的民族文化發榮時期好像都在一千幾百年間，它們的興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條件。
若合乎興盛的條件，那民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漸次趨到衰滅。
所以一種文化能被維持得越久長、傳播越廣遠就夠得上稱為偉大。
偉大的和優越的文化存在于偉大的民族中間。
所謂偉大是能夠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的意思，所謂優越是凡事有進步、不落後的意思。
包容的範圍有廣狹，進步的程度有遲速，在這裡，文化民族間的優劣就顯出來了。
進步得慢，包容得狹，還可以維持，怕的不能夠容而且事事停頓。
停頓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的民族、甚至于野蠻民族所征服。
然則要怎樣才能使文化不停頓呢？不停頓的文化是造成偉大民族的要素。
所以我們可以換一句話來問，要具什麼條件才能造成偉大的民族？現在且分列在下面。
一、凡偉大的民族必擁有永久性的典籍和藝術。
典籍與藝術是連續文化的線。
線有脆韌，這兩樣也有久暫。
所謂永久性是說在一個民族裡，從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所産出的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藝術作品無論在什麼時代都能“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間“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禮記·樂記》）。
典籍和藝術雖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得依賴民族自己的信仰、了解和愛護才能留存。
古往今來，多少民族丢了他們寶貴的文化産品，都由于不知愛惜，輕易舍棄。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禮教和風俗是從自有的典籍和藝術的田地發育而成的。
外來的理想和信仰隻可當做輔成的材料，切不可輕易地舍己随人。
民族滅亡的一個内因，是先舍棄自己的典籍和藝術，由此，自己的禮俗也随着喪失。
這樣一代一代自行摧殘，民族的特性與特色也逐漸消滅，至終連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險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對的，一個民族當先有民族意識然後能保持他的文化的遺産。
二、凡偉大的民族必不斷地有重要的發明與發現。
學者每說“需要是發明之母”，但是人間也有很需要而發明不出來的事實。
好像汽力和電力、飛天和遁地的器具，在各民族間不能說沒需要。
汽力和電力所以代身體的勞力，既然會用牛馬，便知人有尋求代勞事物的需要，但人間有了很久的生活經驗，卻不會很早地夢想到利用它們。
飛天和遁地的玄想早已存在，卻要到晚近才實現。
可見在需要之外，應當還有别的條件。
我權且說這是“求知欲”與“求全欲”。
人對于宇宙間的物與則當先有欲知的意志；由知而後求透徹的理解，由理解而後求完全的利用。
要如此發明與發現才可以辦到。
凡能利用物與則去創物，既創成又能時刻改進，直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與求全的欲望所驅使的。
中華民族的發明與發現能力并不微弱，隻是短少了求全的欲望，因此對于所創的物、所說的物，每每為盲目的自滿自足。
一樣物品或一條道理被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進前往深追究的人。
乃至凡有所說，都是推磨式的，轉來轉去，還是回到原來那一點上。
血液循環的原理在中國早已被發現，但“運行血氣”的看法于醫學上和解剖學上沒有多少貢獻。
木鸢飛天和飛車行空的事情，自古有其說，最多隻能被認為世界最初會放風筝的民族，我們卻沒有發展到飛機的制造。
木牛流馬沒有發展到鐵軌車，火藥沒用來開山疏河，種種等等，并非不需要，乃因想不到。
想不到便是求知與求全的欲望不具備的結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繼續地發明與發現的原因。
然則，要怎樣才能想得到呢？現代的發現與發明，我想是多用手的緣故。
人之所以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條件之一。
由手與腦聯絡便産生實際的知識。
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區分，隻是偏重腦與偏重手的關系。
古人以手作為賤役，所以說勞力者是役于人的。
他們所注重的是思想，偏重于為人間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禮，故此哲學文學藝術都有相當的成就。
現代人不以手作勞動為賤役，他們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應的結果便産出純正的科學。
不用手去着實做，隻用腦來空想，絕不會産生近代的科學。
沒有科學，發明與發現也就難有了。
我們可以說舊文化是屬于勞心不勞力的有閑者所産，而新文化是屬心手俱勞的勞動者的。
而在兩者當中，偶一不慎便會落到一個也不忙、也不閑、庸庸碌碌、混混沌沌的窠臼裡。
在這樣的境地裡，人做什麼他便跟着做什麼；人說什麼他便随着說什麼。
我們沒有好名稱送給這樣的民族文化，隻可說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鹦鹉禅的文化”。
有這樣文化的民族，雖然可以享受别人所創的事物，歸到根底，他便會萎靡不振，乃至于滅亡，豈但弱小而已！ 三、凡偉大的民族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衛衛人。
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強健的、威武的，為維持正義與和平當具有充足的能力。
民族的能力最淺顯而具體的是武備，所以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
偉大民族的武備并不是率禽獸食人或損人肥己的設施。
吳起說兵的名有五種：“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吳子·圖國》） 戰争是人類還沒離禽獸生活的行為，但在距離大同時代這樣道阻且長的情形底下，人不能不戒備，所以兵是不可少的。
禁暴救亂是偉大民族的義務。
他不能容忍人類受任何非理的摧殘，無論族内族外，對于剛強暴逆諸兵，不恤舍棄自己去救護。
要達到這個地步，民族自己的修養是不可缺乏的。
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訓自己，使自己的立腳處穩固，明白自己所負的責任，知道排難解紛并不是由于恚怒和貪欲，乃是為正義上的利人利己。
我們可以借佛家的教訓來說明自護護他的意義。
“若自護者，即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
雲何自護即是護他？自能修習。
多修習故，有所證悟。
由斯自護，即是護他。
雲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于物。
是名護他變成自護。
”（《有部毗奈耶下十八》）能具有這種精神才配有武備。
兵可以為義戰而備，但不一定要戰，能夠按兵不動，用道理來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
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謀攻》）這話可以重新地解說。
我們生在這有武力才能講道義的時代，更當建立較高的理想，但要能夠自護才可以進前做。
如果自己失掉衛護自己的能力那就完了。
摩耶民族的文化被人毀滅，未必是因為當時的歐洲人的道德高尚或理想優越，主要原因還是自衛的能力低微罷了。
四、凡偉大的民族須有多量的生活必需品。
物質生活是生物絕對的需要。
所以天産的豐斂與民族生産力的強弱，也是決定民族命運的權衡。
我們可以說凡偉大的民族都是自給的，不但自給，并且可以供給别人。
反過來說，如果事事物物仰給于人，那民族就像籠中鳥、池裡魚，連生命都受統治，還配講什麼偉大？假如天賜的土地不十分肥沃，能進取的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創造，不達到補天開物的功效不肯罷休。
就拿糧食來說罷，“民以食為天”，沒得糧食是變亂和戰争的一個根源。
若是糧食不足，老向外族求籴，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正當的辦法是盡地力，盡天工，盡人事。
能使土地生産量增加是盡地力，能發現和改善無用的植物、使它們成為農作物是盡天工，能在工廠裡用方法使一塊黏土在很短的期間變成像面粉一樣可以吃的東西，是盡人事。
中華古代的社會政策在物質生活方面最主要的是足食主義。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自然民族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
這種民族像蘊藏在礦床裡的自然鐵，無所謂成鋼，也無所謂生鏽。
若不與外界接觸，也許可以永遠保存着原形。
文化民族是離開礦床的鐵，和族外有不斷的交通。
在這種情形底下，可以走向兩條極端的道路。
若是能夠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理想與經驗來保持他的生命，又能采取他民族的長處來改進他的生活，那就是有作為、能向上的。
這樣的民族的特點是自覺的、自給的、自衛的。
若不這樣，一與他民族接觸，便把自己的一切毀滅掉，忘掉自己，輕侮自己，結果便會走到滅亡的命運。
我們知道自古到今，可以夠得上稱為文化民族的有十個。
第一，蘇摩亞甲民族（sumerianakkadian）。
這民族文化發展的最高點是從西紀前3200年到1800年。
第二，埃及民族（egyptian）。
發展的頂點是從西紀前2800年到1200年。
第三，赫代亞述民族（hittite-assyrian）。
起自小亞細亞中部，最後造成大利烏王（darius）的伊蘭帝國。
發展的頂點是從西紀前1800年到800年。
第四，中華民族。
發展的頂點是從周到漢，就是西紀前1126年到西紀220年。
第五，印度民族。
發展的時代也和中華民族差不多，但是降落得早一點。
第六，希臘羅馬民族。
這兩民族文化是一線相連的，所以可以當做一個文化集團看。
發展的頂點是從西紀前約1200年起于愛琴海岸直到羅馬帝國的末運，西紀295年。
第七，猶太天方民族。
這民族的文化生存于從西紀前600年起于猶太直到回教建立以後幾百年間。
第八，摩耶民族（maya）。
發生于美洲中部，時間或者在西紀前600年到新大陸被發現後。
此後西班牙人把這民族和文化一齊毀滅掉。
第九，西歐民族：包括日耳曼、高盧、盎格魯撒遜諸民族。
發展的頂點從西紀900年直到現在。
第十，斯拉夫民族。
這民族的文化以俄羅斯為主，産生于歐戰後，時間離現在太近，還不能定出發展的傾向來。
我們看這十個文化民族，有些已經消滅，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殘喘，有些還可以勉強支持，有些正在發生。
在這十個民族以外，當然還有文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幹地那維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
但嚴格地說起來，維新以前的日本文化不過是中華文化的附庸，維新後又是屬于西歐的。
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還在孕育的時期罷。
同樣，北美和北歐的民族也是承受西歐的統系，還沒有建立為特殊的文化。
美利堅雖然也在創造新文化的行程上走，但時間仍是太短，未能如斯拉夫民族那麼積極和顯明。
此地并不是要讨論誰是文化民族和誰不是，隻是要指出所舉的民族文化發榮時期好像都在一千幾百年間，它們的興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條件。
若合乎興盛的條件，那民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漸次趨到衰滅。
所以一種文化能被維持得越久長、傳播越廣遠就夠得上稱為偉大。
偉大的和優越的文化存在于偉大的民族中間。
所謂偉大是能夠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的意思，所謂優越是凡事有進步、不落後的意思。
包容的範圍有廣狹，進步的程度有遲速，在這裡，文化民族間的優劣就顯出來了。
進步得慢，包容得狹，還可以維持，怕的不能夠容而且事事停頓。
停頓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的民族、甚至于野蠻民族所征服。
然則要怎樣才能使文化不停頓呢？不停頓的文化是造成偉大民族的要素。
所以我們可以換一句話來問，要具什麼條件才能造成偉大的民族？現在且分列在下面。
一、凡偉大的民族必擁有永久性的典籍和藝術。
典籍與藝術是連續文化的線。
線有脆韌，這兩樣也有久暫。
所謂永久性是說在一個民族裡，從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所産出的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藝術作品無論在什麼時代都能“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間“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禮記·樂記》）。
典籍和藝術雖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得依賴民族自己的信仰、了解和愛護才能留存。
古往今來，多少民族丢了他們寶貴的文化産品，都由于不知愛惜，輕易舍棄。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禮教和風俗是從自有的典籍和藝術的田地發育而成的。
外來的理想和信仰隻可當做輔成的材料，切不可輕易地舍己随人。
民族滅亡的一個内因，是先舍棄自己的典籍和藝術，由此，自己的禮俗也随着喪失。
這樣一代一代自行摧殘，民族的特性與特色也逐漸消滅，至終連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險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對的，一個民族當先有民族意識然後能保持他的文化的遺産。
二、凡偉大的民族必不斷地有重要的發明與發現。
學者每說“需要是發明之母”，但是人間也有很需要而發明不出來的事實。
好像汽力和電力、飛天和遁地的器具，在各民族間不能說沒需要。
汽力和電力所以代身體的勞力，既然會用牛馬，便知人有尋求代勞事物的需要，但人間有了很久的生活經驗，卻不會很早地夢想到利用它們。
飛天和遁地的玄想早已存在，卻要到晚近才實現。
可見在需要之外，應當還有别的條件。
我權且說這是“求知欲”與“求全欲”。
人對于宇宙間的物與則當先有欲知的意志；由知而後求透徹的理解，由理解而後求完全的利用。
要如此發明與發現才可以辦到。
凡能利用物與則去創物，既創成又能時刻改進，直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與求全的欲望所驅使的。
中華民族的發明與發現能力并不微弱，隻是短少了求全的欲望，因此對于所創的物、所說的物，每每為盲目的自滿自足。
一樣物品或一條道理被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進前往深追究的人。
乃至凡有所說，都是推磨式的，轉來轉去，還是回到原來那一點上。
血液循環的原理在中國早已被發現，但“運行血氣”的看法于醫學上和解剖學上沒有多少貢獻。
木鸢飛天和飛車行空的事情，自古有其說，最多隻能被認為世界最初會放風筝的民族，我們卻沒有發展到飛機的制造。
木牛流馬沒有發展到鐵軌車，火藥沒用來開山疏河，種種等等，并非不需要，乃因想不到。
想不到便是求知與求全的欲望不具備的結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繼續地發明與發現的原因。
然則，要怎樣才能想得到呢？現代的發現與發明，我想是多用手的緣故。
人之所以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條件之一。
由手與腦聯絡便産生實際的知識。
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區分，隻是偏重腦與偏重手的關系。
古人以手作為賤役，所以說勞力者是役于人的。
他們所注重的是思想，偏重于為人間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禮，故此哲學文學藝術都有相當的成就。
現代人不以手作勞動為賤役，他們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應的結果便産出純正的科學。
不用手去着實做，隻用腦來空想，絕不會産生近代的科學。
沒有科學，發明與發現也就難有了。
我們可以說舊文化是屬于勞心不勞力的有閑者所産，而新文化是屬心手俱勞的勞動者的。
而在兩者當中，偶一不慎便會落到一個也不忙、也不閑、庸庸碌碌、混混沌沌的窠臼裡。
在這樣的境地裡，人做什麼他便跟着做什麼；人說什麼他便随着說什麼。
我們沒有好名稱送給這樣的民族文化，隻可說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鹦鹉禅的文化”。
有這樣文化的民族，雖然可以享受别人所創的事物，歸到根底，他便會萎靡不振，乃至于滅亡，豈但弱小而已！ 三、凡偉大的民族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衛衛人。
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強健的、威武的，為維持正義與和平當具有充足的能力。
民族的能力最淺顯而具體的是武備，所以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
偉大民族的武備并不是率禽獸食人或損人肥己的設施。
吳起說兵的名有五種：“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吳子·圖國》） 戰争是人類還沒離禽獸生活的行為，但在距離大同時代這樣道阻且長的情形底下，人不能不戒備，所以兵是不可少的。
禁暴救亂是偉大民族的義務。
他不能容忍人類受任何非理的摧殘，無論族内族外，對于剛強暴逆諸兵，不恤舍棄自己去救護。
要達到這個地步，民族自己的修養是不可缺乏的。
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訓自己，使自己的立腳處穩固，明白自己所負的責任，知道排難解紛并不是由于恚怒和貪欲，乃是為正義上的利人利己。
我們可以借佛家的教訓來說明自護護他的意義。
“若自護者，即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
雲何自護即是護他？自能修習。
多修習故，有所證悟。
由斯自護，即是護他。
雲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于物。
是名護他變成自護。
”（《有部毗奈耶下十八》）能具有這種精神才配有武備。
兵可以為義戰而備，但不一定要戰，能夠按兵不動，用道理來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
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謀攻》）這話可以重新地解說。
我們生在這有武力才能講道義的時代，更當建立較高的理想，但要能夠自護才可以進前做。
如果自己失掉衛護自己的能力那就完了。
摩耶民族的文化被人毀滅，未必是因為當時的歐洲人的道德高尚或理想優越，主要原因還是自衛的能力低微罷了。
四、凡偉大的民族須有多量的生活必需品。
物質生活是生物絕對的需要。
所以天産的豐斂與民族生産力的強弱，也是決定民族命運的權衡。
我們可以說凡偉大的民族都是自給的，不但自給，并且可以供給别人。
反過來說，如果事事物物仰給于人，那民族就像籠中鳥、池裡魚，連生命都受統治，還配講什麼偉大？假如天賜的土地不十分肥沃，能進取的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創造，不達到補天開物的功效不肯罷休。
就拿糧食來說罷，“民以食為天”，沒得糧食是變亂和戰争的一個根源。
若是糧食不足，老向外族求籴，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正當的辦法是盡地力，盡天工，盡人事。
能使土地生産量增加是盡地力，能發現和改善無用的植物、使它們成為農作物是盡天工，能在工廠裡用方法使一塊黏土在很短的期間變成像面粉一樣可以吃的東西，是盡人事。
中華古代的社會政策在物質生活方面最主要的是足食主義。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