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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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有香炷燃着。
我母親對于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為一個有名的學者，并在科考中成為一個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學的人。
他對于釋道兩教強烈反對。
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曬淡了的字條，寫着“僧道無緣”幾個字。
我後來才得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例的一部。
但是我父親業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子則都在上海。
剩在家裡的婦女們，對于我父親的理學遺規，沒有什麼拘束了。
他們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禮，并随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
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是為了出于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
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裡去進香，她雖纏足，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裡讀書。
讀了九年（1895-1904）。
在這個期間，我讀習并記誦了下列幾部書： 1.《孝經》：孔子後的一部經籍，作者不明。
2.《小學》：一部論新儒教道德學說的書，普通謂系宋哲朱烹所作。
3.《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4.《五經》中的四經：《詩經》、《尚書》、《易經》、《禮記》。
我母親對于家用向來是節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卻堅要比平常要多三倍。
平常學金兩塊銀圓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塊錢，後又逐漸增加到十二元。
由增加學金這一點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數目比率所未能給的利益。
因為那兩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
獨我為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得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将死闆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
這部書，實在是大曆史家司馬光于一零八四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
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随後有一天，我在叔父家裡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浒傳》的殘本，便站在箱邊把它看完了。
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
從此以後，我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
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
它們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幹年後，使我能在中國開始民衆所稱為“文學革命”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過一個特異的激變。
我系生長在拜偶像的環境，習于諸神兇惡醜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
我十一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了解的。
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
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
”這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于死後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後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元五世紀名範缜的一位哲學家，與朝衆競辯“神滅論”。
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
範缜的見解，由司馬光攝述為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地，神者形之用也。
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刃。
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滅而神在哉。
”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徹有理。
範缜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謂其僅系神之用。
這一番化繁為簡合着我兒童的心胸。
讀到“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據範缜反對因果輪回說的事。
他與竟陵公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缜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随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涵之中。
堕茵席者，殿 下是也；落糞涵者，下官是也。
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因果之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數最有力的觀念之一。
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訓。
但在現實生活上并不真确。
佛教的因果優于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将其歸之于前世來世不斷的輪回。
但是範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噩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
而我以十一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論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
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範缜又得了我的心。
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果。
一九零三年的新年裡，我到我住在二十四裡外的大姊家去拜年。
在她家住了幾天，我和她的兒子回家，他是來拜我母親的年的。
他家的一個長工替他挑着新年禮物。
我們回到路上，經過一個亭子，供着幾個奇形怪狀的神像。
我停下來對我外甥說：“這裡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菩薩抛到污泥坑裡去罷。
”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吓住了。
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瀕于危境的神道。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我們到了家中，家裡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上杯燒酒。
酒在我的肚子裡，便作怪起來。
我不久便在院子裡跑，喊月亮下來看燈。
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
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
我終被捉住，但還努力想掙脫。
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
我心裡害怕，便胡言亂道起來。
于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錯亂了。
恐怕是神道怪了他。
今天下午我們路過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抛到污泥坑裡去。
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事。
”我竊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
我喊叫得更兇，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
我母親于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裡的人，都急忙跑去看，隻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
一會兒我就睡着了。
母親許的願，顯然是靈應了。
一個月後，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門亭還我們許下的願。
五 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
自這次别離後，我于十四年之中，隻省候過我母親三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七個月。
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所帶着的，隻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六年（1904-1910），在美國過了七年（1910-1917）。
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内，我經曆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曆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
從故林纖氏及其他請人的意譯文字中，我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Dumaspereetfils
我母親對于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為一個有名的學者，并在科考中成為一個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學的人。
他對于釋道兩教強烈反對。
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曬淡了的字條，寫着“僧道無緣”幾個字。
我後來才得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例的一部。
但是我父親業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子則都在上海。
剩在家裡的婦女們，對于我父親的理學遺規，沒有什麼拘束了。
他們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禮，并随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
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是為了出于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
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裡去進香，她雖纏足，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裡讀書。
讀了九年（1895-1904）。
在這個期間，我讀習并記誦了下列幾部書： 1.《孝經》：孔子後的一部經籍，作者不明。
2.《小學》：一部論新儒教道德學說的書，普通謂系宋哲朱烹所作。
3.《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4.《五經》中的四經：《詩經》、《尚書》、《易經》、《禮記》。
我母親對于家用向來是節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卻堅要比平常要多三倍。
平常學金兩塊銀圓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塊錢，後又逐漸增加到十二元。
由增加學金這一點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數目比率所未能給的利益。
因為那兩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
獨我為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得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将死闆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
這部書，實在是大曆史家司馬光于一零八四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
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随後有一天，我在叔父家裡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浒傳》的殘本，便站在箱邊把它看完了。
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
從此以後，我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
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
它們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幹年後，使我能在中國開始民衆所稱為“文學革命”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過一個特異的激變。
我系生長在拜偶像的環境，習于諸神兇惡醜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
我十一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了解的。
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
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
”這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于死後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後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元五世紀名範缜的一位哲學家，與朝衆競辯“神滅論”。
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
範缜的見解，由司馬光攝述為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地，神者形之用也。
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刃。
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滅而神在哉。
”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徹有理。
範缜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謂其僅系神之用。
這一番化繁為簡合着我兒童的心胸。
讀到“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據範缜反對因果輪回說的事。
他與竟陵公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缜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随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涵之中。
堕茵席者，殿 下是也；落糞涵者，下官是也。
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因果之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數最有力的觀念之一。
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訓。
但在現實生活上并不真确。
佛教的因果優于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将其歸之于前世來世不斷的輪回。
但是範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噩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
而我以十一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論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
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範缜又得了我的心。
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果。
一九零三年的新年裡，我到我住在二十四裡外的大姊家去拜年。
在她家住了幾天，我和她的兒子回家，他是來拜我母親的年的。
他家的一個長工替他挑着新年禮物。
我們回到路上，經過一個亭子，供着幾個奇形怪狀的神像。
我停下來對我外甥說：“這裡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菩薩抛到污泥坑裡去罷。
”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吓住了。
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瀕于危境的神道。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我們到了家中，家裡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上杯燒酒。
酒在我的肚子裡，便作怪起來。
我不久便在院子裡跑，喊月亮下來看燈。
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
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
我終被捉住，但還努力想掙脫。
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
我心裡害怕，便胡言亂道起來。
于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錯亂了。
恐怕是神道怪了他。
今天下午我們路過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抛到污泥坑裡去。
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事。
”我竊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
我喊叫得更兇，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
我母親于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裡的人，都急忙跑去看，隻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
一會兒我就睡着了。
母親許的願，顯然是靈應了。
一個月後，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門亭還我們許下的願。
五 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
自這次别離後，我于十四年之中，隻省候過我母親三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七個月。
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所帶着的，隻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六年（1904-1910），在美國過了七年（1910-1917）。
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内，我經曆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曆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
從故林纖氏及其他請人的意譯文字中，我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Dumaspereetf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