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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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俄（Hugo），以及托爾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内。
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并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啟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騷（Rousseau）、賓坦（Bentham）、康德（Kant）、達爾文（Darwin）等諸泰西思想家。
梁氏是一個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連續發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于歐洲人所具有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愛自由，自治能力，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
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争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
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别的人一樣，對于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複所譯穆勒的《自由論》和赫胥黎的《天演論》。
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于1898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識階級的接受。
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并沒有版權），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于一個感受惰性與儒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禅。
無數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号，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争中消滅的禍害。
向嘗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号。
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于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
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
他隻想了一刻，他就說，“‘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後于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六 我對于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連了起來。
例如在道家僞書《列子》所述的下面這個故事中，發現二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
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魚鳥以為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
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
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造相食，非相為而生之。
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而生之，且蚊納哈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的生人，虎狼生肉者錢？” 1906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于未受教育的民衆，系以白話刊行。
我被邀在創刊号撰稿。
一年之後，我獨自做編輯。
我編輯這個雜志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運用現行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
在我為這個雜志所著的許多論文内，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
1908年，我家因營業失敗，經濟大感困難。
我于十七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家中的母親。
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
1910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1909-1910）是中國曆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曆史上的黑暗時代。
革命在好幾省内爆發，每次都歸失敗。
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裡的舊同學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為數也不少。
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
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赢的賭博。
我們甚至還請了一個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
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一句：“霜濃欺日淡”！ 意氣消沉與執勞任役驅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
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鎮上與巡捕角鬥，把我自己弄進監裡去關了一夜。
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
”（這一句一時也查不出原文。
）我決心脫離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
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
我考試及格，即于七月間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國，滿懷悲觀。
但不久便交結了些朋友，對于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
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
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
我不能避免這種對于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裡以哲學的态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為樂。
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
但是到競争愈漸激烈，我也就開郵悟這種熱心。
随後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發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W.W.Rowlee）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緻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着衆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内，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
在緻一個華友的信裡面，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為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
”在我的日記上，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懼就是作僞者。
”又如我自己譯自勃朗甯的這一節詩： 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雲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占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 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睡而再醒。
1914年1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上：“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
”1915年，我以關于勃朗甯最優的論文得受柯生獎金。
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朗甯樂觀主義辯》。
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于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大學生涯。
我的選擇是根據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麼實用的這個信念。
但是也有一個經濟的動機。
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彙給我的母親。
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并且我的心也不在農業上。
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
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後轉人文理學院，一次繳納四個學期的學費，就是使我受八個月困境的處分。
但是我對于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
我對于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
康奈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
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鮑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1915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就學于杜威教授，直至1917年我回
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并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啟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騷（Rousseau）、賓坦（Bentham）、康德（Kant）、達爾文（Darwin）等諸泰西思想家。
梁氏是一個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連續發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于歐洲人所具有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愛自由，自治能力，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
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争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
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别的人一樣，對于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複所譯穆勒的《自由論》和赫胥黎的《天演論》。
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于1898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識階級的接受。
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并沒有版權），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于一個感受惰性與儒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禅。
無數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号，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争中消滅的禍害。
向嘗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号。
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于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
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
他隻想了一刻，他就說，“‘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後于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六 我對于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連了起來。
例如在道家僞書《列子》所述的下面這個故事中，發現二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
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魚鳥以為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
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
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造相食，非相為而生之。
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而生之，且蚊納哈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的生人，虎狼生肉者錢？” 1906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于未受教育的民衆，系以白話刊行。
我被邀在創刊号撰稿。
一年之後，我獨自做編輯。
我編輯這個雜志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運用現行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
在我為這個雜志所著的許多論文内，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
1908年，我家因營業失敗，經濟大感困難。
我于十七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家中的母親。
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
1910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1909-1910）是中國曆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曆史上的黑暗時代。
革命在好幾省内爆發，每次都歸失敗。
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裡的舊同學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為數也不少。
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
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赢的賭博。
我們甚至還請了一個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
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一句：“霜濃欺日淡”！ 意氣消沉與執勞任役驅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
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鎮上與巡捕角鬥，把我自己弄進監裡去關了一夜。
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
”（這一句一時也查不出原文。
）我決心脫離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
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
我考試及格，即于七月間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國，滿懷悲觀。
但不久便交結了些朋友，對于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
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
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
我不能避免這種對于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裡以哲學的态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為樂。
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
但是到競争愈漸激烈，我也就開郵悟這種熱心。
随後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發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W.W.Rowlee）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緻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着衆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内，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
在緻一個華友的信裡面，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為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
”在我的日記上，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懼就是作僞者。
”又如我自己譯自勃朗甯的這一節詩： 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雲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占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 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睡而再醒。
1914年1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上：“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
”1915年，我以關于勃朗甯最優的論文得受柯生獎金。
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朗甯樂觀主義辯》。
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于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大學生涯。
我的選擇是根據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麼實用的這個信念。
但是也有一個經濟的動機。
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彙給我的母親。
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并且我的心也不在農業上。
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
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後轉人文理學院，一次繳納四個學期的學費，就是使我受八個月困境的處分。
但是我對于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
我對于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
康奈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
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鮑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1915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就學于杜威教授，直至1917年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