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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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
我在當時卻辨别不出來。
事後我可以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緻于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
我當然間接的負着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
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擔。
我第二次回國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
可是這半年對于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研究——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
自然有可能還是可以幹一幹，“以度餘年”的。
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
1934年1月，為着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2月5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閑職務。
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了一部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着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熊〔态〕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
但是現在我連内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
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
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的争辨〔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革命奮鬥，為着黨的正确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一些，說“奮鬥”是實太恭維了。
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卻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産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重了，曆史的事實是抹殺〔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曆史的最公開的裁判。
1935，5，20。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
的确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
這并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詠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
正因為他對于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于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于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遊民罷了。
假使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麼，隻要你願意。
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改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為着自己的見解去鬥争，實行。
隻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産”——一份很壞的遺産。
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
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
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于我，與其說是智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閑的工具。
究竟在那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智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産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裡。
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
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
”其實，這倒是真心話。
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着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
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隻會照着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
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确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兇兇〔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
優柔寡斷，随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實我是最怕争論的。
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
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
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
假使我急〔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裡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着自己，就是沒有抛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
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
我隻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
僅僅為着“體面”，所以既然卷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扮覺〔着〕大學教授，扮着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
雖然這對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确是很苦的。
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緻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為甚麼？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
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它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
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闆〕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了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并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
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于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識和累墜〔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
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
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
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于實際生活，總像霧裡看花似的，隔着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緻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
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
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
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
固然，在瑞金、甯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
我在當時卻辨别不出來。
事後我可以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緻于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
我當然間接的負着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
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擔。
我第二次回國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
可是這半年對于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研究——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
自然有可能還是可以幹一幹，“以度餘年”的。
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
1934年1月，為着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2月5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閑職務。
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了一部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着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熊〔态〕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
但是現在我連内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
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
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的争辨〔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革命奮鬥，為着黨的正确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一些，說“奮鬥”是實太恭維了。
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卻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産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重了，曆史的事實是抹殺〔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曆史的最公開的裁判。
1935，5，20。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
的确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
這并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詠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
正因為他對于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于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于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遊民罷了。
假使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麼，隻要你願意。
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改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為着自己的見解去鬥争，實行。
隻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産”——一份很壞的遺産。
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
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
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于我，與其說是智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閑的工具。
究竟在那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智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産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裡。
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
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
”其實，這倒是真心話。
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着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
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隻會照着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
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确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兇兇〔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
優柔寡斷，随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實我是最怕争論的。
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
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
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
假使我急〔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裡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着自己，就是沒有抛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
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
我隻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
僅僅為着“體面”，所以既然卷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扮覺〔着〕大學教授，扮着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
雖然這對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确是很苦的。
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緻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為甚麼？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
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它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
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闆〕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了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并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
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于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識和累墜〔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
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
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
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于實際生活，總像霧裡看花似的，隔着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緻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
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
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
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
固然，在瑞金、甯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