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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争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
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于經濟學我沒有興趣。
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志上的零星論文和列甯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1932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
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确隻知道一點皮毛。
當時我隻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
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
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
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隻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
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内工作，雖然隻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争的形勢，階級鬥争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
從1923年到1927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争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
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
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産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著之中包含着怎樣混雜和小資産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緻于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确，到1930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智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
中國的階級鬥争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産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
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适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症複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
1931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
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
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
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确的。
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别的方法。
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觀點在内，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
——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Stop。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産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
分析新的形勢，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争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彙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
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争更進一步的關口，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
武漢分共之後，我們接着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1927），到11月又決定廣州暴動。
這些暴動本身無〔并〕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衆基礎。
固然，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1927年3月底英、義〔美〕、日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着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竈。
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1928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來個别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1927年10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争取群衆，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
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于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着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
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緻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于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内，認為不久的将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
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
直到1929年秋天讨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
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的更無情的揭發。
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1929年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
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争，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隻想彌縫緩和這些内鬥，覺得互相攻許〔讦〕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俸為“打倒”對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
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産黨駐莫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
自然，在回國的任務之中，最重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之間的派别觀念對于國内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1930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線，派别觀念也使得黨内到處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
而我回來之後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的一切處置，都隻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
實際上我的确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
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覺的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黨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
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
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于經濟學我沒有興趣。
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志上的零星論文和列甯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1932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
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确隻知道一點皮毛。
當時我隻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
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
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
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隻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
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内工作，雖然隻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争的形勢，階級鬥争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
從1923年到1927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争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
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
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産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著之中包含着怎樣混雜和小資産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緻于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确，到1930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智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
中國的階級鬥争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産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
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适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症複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
1931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
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
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
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确的。
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别的方法。
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觀點在内，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
——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Stop。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産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
分析新的形勢，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争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彙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
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争更進一步的關口，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
武漢分共之後，我們接着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1927），到11月又決定廣州暴動。
這些暴動本身無〔并〕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衆基礎。
固然，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1927年3月底英、義〔美〕、日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着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竈。
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1928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來個别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1927年10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争取群衆，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
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于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着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
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緻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于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内，認為不久的将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
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
直到1929年秋天讨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
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的更無情的揭發。
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1929年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
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争，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隻想彌縫緩和這些内鬥，覺得互相攻許〔讦〕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俸為“打倒”對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
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産黨駐莫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
自然，在回國的任務之中，最重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之間的派别觀念對于國内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1930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線，派别觀念也使得黨内到處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
而我回來之後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的一切處置，都隻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
實際上我的确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
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覺的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黨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
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