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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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
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
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辎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
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
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不可形容的重厭（壓）。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緻于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
1931年1月的共産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态的确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36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38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
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
本來我從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1926年走到最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
雖然現在肺痨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
從1920年直到1931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
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着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
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
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确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
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煉啊！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撫。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
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維持。
我母親甯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裡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着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着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40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
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着表面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
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被能改換的。
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産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争……以至寄生蟲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産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
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内心裡不斷的鬥争，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
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
可是無産階級意識在我的内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抛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翻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種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于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裡去”休息。
我每每幻想着：我願意到随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着發展什麼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着（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夠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沒有公開的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一至延遲下來，隐忍着。
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隻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
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
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的疲勞、倦怠，内心的思想鬥争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着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辨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
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
隻因為久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
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隻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于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産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幹時候，我隻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
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期。
為着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
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随後是宋儒語錄，随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适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濑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
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産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
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為職務的關系時常得讀些列甯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于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并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
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産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
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争，以至無産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産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
為着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着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産階級的民權。
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
我大緻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
誰知越到後來就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随着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
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國（1928—1930），那是當着共産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
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
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辎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
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
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不可形容的重厭（壓）。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緻于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
1931年1月的共産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态的确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36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38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
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
本來我從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1926年走到最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
雖然現在肺痨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
從1920年直到1931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
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着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
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
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确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
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煉啊！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撫。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
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維持。
我母親甯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裡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着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着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40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
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着表面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
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被能改換的。
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産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争……以至寄生蟲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産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
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内心裡不斷的鬥争，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
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
可是無産階級意識在我的内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抛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翻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種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于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裡去”休息。
我每每幻想着：我願意到随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着發展什麼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着（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夠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沒有公開的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一至延遲下來，隐忍着。
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隻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
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
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的疲勞、倦怠，内心的思想鬥争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着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辨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
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
隻因為久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
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隻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于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産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幹時候，我隻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
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期。
為着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
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随後是宋儒語錄，随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适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濑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
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産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
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為職務的關系時常得讀些列甯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于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并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
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産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
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争，以至無産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産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
為着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着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産階級的民權。
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
我大緻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
誰知越到後來就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随着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
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國（1928—1930），那是當着共産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