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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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于見夫予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于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
使于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于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其二《子罕》第九雲：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其二是《陽貨》第十七的一章：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問言哉。
”太炎先生《廣論語骈枝》引《釋文》，魯讀天為夫，“言夫者即斥四時行百物生為言，不設主宰，義似更遠。
”無論如何，這一章的意思我總覺得是很好的。
又《公冶長》第五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本來這種文章如《莊子》等别的書裡，并不算希奇，但是在《論語》中卻不可多得了。
朱注己忘記，大家說他此段注得好，但其中仿佛說什麼道體之本然，這個我就不懂，所以不敢恭維了。
《微子》第十八中又有一章很特别的文章雲： “大師摯适齊，亞飯幹适楚，三飯缭适蔡，四飯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磐襄入于海。
”不曉得為什麼緣故，我在小時候讀《論語》讀到這一章，很感到一種悲涼之氣，仿佛是大觀園末期，賈母死後，一班女人都風流雲散了的樣子。
這回重讀，仍舊有那麼樣的一種印象，我前後讀《論語》相去将有四十年之譜，當初的印象保存到現在的大約就隻這一點了罷。
其次那時我所感到興趣的記隐逸的那幾節，如《憲問》第十四雲： “于路宿于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 “于擊磬于衛。
有荷蒉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又《”微子》第十八雲： 我對于這些隐者向來覺得喜歡，現在也仍是這樣，他們所說的話大抵都不錯。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最能說出自家的态度。
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最能說出孔子的态度。
說到底，二者還是一個源流，因為都知道不可，不過一個還要為，一個不想再為罷了。
周朝以後一千年，隻出過兩個人，似乎可以代表這兩派，即諸葛孔明與陶淵明，而人家多把他們看錯作一姓的忠臣，令人悶損。
中國的隐逸都是社會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卻看得社會渾濁無可實施，便隻安分去做個農工，不再來多管，見了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卻是所謂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想了方法要留住他。
看上面各人的言動雖然冷熱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沒有“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味，孔子的應付也是如此，這是頗有意思的事。
外國的隐逸是宗教的，這與中國的截不相同，他們獨居沙漠中，絕食苦禱，或牛皮裹身，或革帶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濟靈魂，得遂永生，故其熱狂實在與在都市中指揮君民焚燒異端之大主教無以異也。
二者相比，似積極與消極大有高下，我卻并不一定這樣想。
對于自救靈魂我不敢贊一辭，若是不惜用強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靈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無害于人了。
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于隐者的同情，這恐怕也是出于讀經救國論者“意表之外”的罷？ 二十二年十二月 （1934年12月作，選自《苦茶随筆》）
于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
使于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于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其二《子罕》第九雲：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其二是《陽貨》第十七的一章：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問言哉。
”太炎先生《廣論語骈枝》引《釋文》，魯讀天為夫，“言夫者即斥四時行百物生為言，不設主宰，義似更遠。
”無論如何，這一章的意思我總覺得是很好的。
又《公冶長》第五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本來這種文章如《莊子》等别的書裡，并不算希奇，但是在《論語》中卻不可多得了。
朱注己忘記，大家說他此段注得好，但其中仿佛說什麼道體之本然，這個我就不懂，所以不敢恭維了。
《微子》第十八中又有一章很特别的文章雲： “大師摯适齊，亞飯幹适楚，三飯缭适蔡，四飯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磐襄入于海。
”不曉得為什麼緣故，我在小時候讀《論語》讀到這一章，很感到一種悲涼之氣，仿佛是大觀園末期，賈母死後，一班女人都風流雲散了的樣子。
這回重讀，仍舊有那麼樣的一種印象，我前後讀《論語》相去将有四十年之譜，當初的印象保存到現在的大約就隻這一點了罷。
其次那時我所感到興趣的記隐逸的那幾節，如《憲問》第十四雲： “于路宿于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 “于擊磬于衛。
有荷蒉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又《”微子》第十八雲： 我對于這些隐者向來覺得喜歡，現在也仍是這樣，他們所說的話大抵都不錯。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最能說出自家的态度。
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最能說出孔子的态度。
說到底，二者還是一個源流，因為都知道不可，不過一個還要為，一個不想再為罷了。
周朝以後一千年，隻出過兩個人，似乎可以代表這兩派，即諸葛孔明與陶淵明，而人家多把他們看錯作一姓的忠臣，令人悶損。
中國的隐逸都是社會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卻看得社會渾濁無可實施，便隻安分去做個農工，不再來多管，見了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卻是所謂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想了方法要留住他。
看上面各人的言動雖然冷熱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沒有“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味，孔子的應付也是如此，這是頗有意思的事。
外國的隐逸是宗教的，這與中國的截不相同，他們獨居沙漠中，絕食苦禱，或牛皮裹身，或革帶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濟靈魂，得遂永生，故其熱狂實在與在都市中指揮君民焚燒異端之大主教無以異也。
二者相比，似積極與消極大有高下，我卻并不一定這樣想。
對于自救靈魂我不敢贊一辭，若是不惜用強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靈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無害于人了。
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于隐者的同情，這恐怕也是出于讀經救國論者“意表之外”的罷？ 二十二年十二月 （1934年12月作，選自《苦茶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