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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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本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僞之别。現在所謂新舊文學,不過謂白話與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實這都不是新舊文學之分野界線。文言白話隻是表現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猶如畫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書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還是毫末問題。凡能盡孟子所謂辭達之義,而能表現優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學。

    近日新舊文人好相輕,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俠舊小說,老學究看不起“鴛鴦蝴蝶”新文學(借用魯迅先生語),都是内含問題。若張恨水之《啼笑因緣》,雖用白話寫來,隻好歸入舊文學;若《浮生六記》,雖用文言,不得不視為新文學。舊文學之病,在于所寫不是忠孝節義的爛調,便是傷春悲秋的豔詞,或是僧尼妖怪之談屑。一則專學古人,少有清新氣味,二則與我們情感相差太遠,所以不得不舊。

    各家文集,翻來檢去,無非些陳腐之《賈生論》,懵懂的《治河策》,纏足式的詩詞,應酬式的墓志,及半迷信的筆記,求一周秦諸子豁達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見解的紀曉岚,在他感覺處處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着書時,已代舊文學宣告死刑。

    近讀豈明先生《近代文學之源流》(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把現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書店有沈啟無編的《近代散文抄》,專選此派文字,可供參考),而将鄭闆橋,李笠翁,金聖歎,金農,袁枚諸人歸入一派系,認為現代散文之祖宗,不覺大喜。

    此數人作品之共通點,在于發揮性靈二字,與現代文學之注重個人之觀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獨特,且類多主張不模仿古人,所說是自己的話,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現代散文為繼性靈派之遺緒,是恰當不過的話。由于性靈之培養,乃有豪放之議論,獨特之見解,流利之文筆,绮麗的文思,故能在紀曉岚宣告死刑之舊文學,覓出一條生路。

    于此尤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我們一看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張谑庵,金聖歎,鄭闆橋,袁子才,都是很明顯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喬索,散文大家綏夫特,小品文始祖愛疊生,或渾樸,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

    其實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襲陳見的文章,袁伯修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人若拿定念頭,不去模拟古人,時久月漸,自會有他的學問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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