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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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摸拟耳。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向,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牍,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钜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漏,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将諸公一論,抹去古語成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愧如此!”這段話,比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更能抓住文學的中心問題而做新文學的指南針。

     二排古 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

    性靈之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

    然文學之生命實寄托于此。

    故言性靈之文人必排古,因為學古不但可不必,實亦不可能。

    言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尋到文學之命脈,意之所之,自成佳境,決不會為格套定律所拘束。

    所以文學解放論者,必與文章紀律論者沖突,中外皆然。

    後者在中文稱之為筆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稱為文章紀律。

    這就是現代美國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義”與其反對者争論之焦點。

    白璧德教授的遺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輸入中國。

    紀律主義,就是反對自我主義,兩者冰炭不相容。

    其實,一七九五年,英人楊氏(edwardyoung)在conjectureonoriginalpos這篇奇文中,早已認清文學的命脈系出于個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強仿效他人。

    楊氏說:“我們越不模拟古人,越與古人相似。

    ”所以不肯模拟古人,一則因為無暇,二則因為古人為文也是憑其性靈而已。

    袁宗道的《雪濤閣集序》也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 三金聖歎代答白璧德 中國的白璧德信徒每襲白氏座中語,謂古文之所以足為典型,蓋能攫住人類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萬古常新;浪漫文學以個人為指歸,趨于巧,趨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發不可收拾。

    殊不知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僞之别。

    凡出于個人之真知灼見,親感至誠,皆可傳不朽。

    因為人類情感,有所同然,誠于己者,自能引動他人。

    金聖歎尤能解釋此理,與西方歌德所言吻合。

    《答沈匡來書》說:“作詩須說其心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之所同然者。

    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若唐律詩亦隻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凡人作文,隻怕表情不誠,叙物不忠,能忠能誠,自可使千古讀者堕同情之淚。

    聖歎言“忠”一字甚好。

    《水浒傳序三》說:“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

    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

    何為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于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

    吾既忠,眼亦忠。

    故吾之見忠。

    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

    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

    ”古人為文,百世以後讀之應聲滴淚,就是因為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

    于己性靈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

    作者與讀者關系,說來無過如此。

     四金聖歎之大過 聖歎看來,似西歐文藝複興時期人物,對于人生萬物,每有拍案驚奇之贊歎。

    觀其論詩,謂:“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

    ”(《與許青嶼書》)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

    所謂“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

    ”亦甚佳妙。

    又觀其論唐詩句無雷同,實已窺到創造之心境。

     與許祈年書的全文甚好,抄錄于下:“弟口誦唐人七言近體,随手間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并無一句相同。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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