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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都憎惡“邏輯的必要”那個名詞，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無所謂邏輯的必要。
中國人對于邏輯的不信任，起點于不信任字眼，再進而懼怕界說，最後則對一切系說、一切假說表示天性的憎恨。
因為使哲學派成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說和系說的罪惡。
哲學的腐化起于對字眼的偏見。
中國作家龔定庵說，聖人不說話，有能為的人才說話，愚人才會做辯論——其實龔氏本人就是一個最好做辯論的人，但他仍說這句話。
因為這就是哲學的悲慘經過：即哲學家不幸都是好說話的人，而不是肯守緘默的人。
所有的哲學家都喜歡聽他自己的語聲。
即如老子，他雖是第一個指點給我們知道“大塊”是無言的，但他自己則在出函谷關去隐居深山，樂享餘年之前，仍免不了聽從人勸，遺留下傳諸後世的五千言。
尤其足以代表這類天才哲學言談家的就是孔子，他遊遍“七十二國”以說諸國之君；又如蘇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來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問他幾句話，以便他自己可以發生聰明的意見給自己聽。
所以“聖人不多言”這句話乃是相對的說法。
不過聖人和才子之間仍有一種區别，因為聖人的談到生活，都是以親身的閱曆為中心；才子則隻知道研究解釋聖人的說話，而笨人則更是隻知道将才子的說話咬文嚼字地辯論。
在希臘的修辭學家當中，我們看見這種專以咬文嚼字為尚的純粹談論家。
哲學本是一種對智慧的愛好，已變成了對字句的愛好，等到修辭學的風尚漸漸滋長，哲學便和生活越離越遠了。
等到後來，哲學家竟專顧多用字眼，多用長的句子；短短的警語多變成了長句，句子變成了論據，論據變成了專書，專書變成了長篇大論，長篇大論變成了語言學的研究；他們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們所用的字眼的界說，并将他們歸類，他們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區别和隔離已經設立的派别；這個程序接連不斷地進行着，直到對于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覺或知悉完全喪失，緻使外行竟敢于诘問：“你在那裡說些什麼？” 同時，在後來的思想曆史中，少數幾個對生活本身感覺到直接撞擊的獨立思想家——如哥德、薩缪爾、愛默生、威廉·吉姆斯——都拒絕在談論家的胡言亂語中發言，并
中國人對于邏輯的不信任，起點于不信任字眼，再進而懼怕界說，最後則對一切系說、一切假說表示天性的憎恨。
因為使哲學派成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說和系說的罪惡。
哲學的腐化起于對字眼的偏見。
中國作家龔定庵說，聖人不說話，有能為的人才說話，愚人才會做辯論——其實龔氏本人就是一個最好做辯論的人，但他仍說這句話。
因為這就是哲學的悲慘經過：即哲學家不幸都是好說話的人，而不是肯守緘默的人。
所有的哲學家都喜歡聽他自己的語聲。
即如老子，他雖是第一個指點給我們知道“大塊”是無言的，但他自己則在出函谷關去隐居深山，樂享餘年之前，仍免不了聽從人勸，遺留下傳諸後世的五千言。
尤其足以代表這類天才哲學言談家的就是孔子，他遊遍“七十二國”以說諸國之君；又如蘇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來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問他幾句話，以便他自己可以發生聰明的意見給自己聽。
所以“聖人不多言”這句話乃是相對的說法。
不過聖人和才子之間仍有一種區别，因為聖人的談到生活，都是以親身的閱曆為中心；才子則隻知道研究解釋聖人的說話，而笨人則更是隻知道将才子的說話咬文嚼字地辯論。
在希臘的修辭學家當中，我們看見這種專以咬文嚼字為尚的純粹談論家。
哲學本是一種對智慧的愛好，已變成了對字句的愛好，等到修辭學的風尚漸漸滋長，哲學便和生活越離越遠了。
等到後來，哲學家竟專顧多用字眼，多用長的句子；短短的警語多變成了長句，句子變成了論據，論據變成了專書，專書變成了長篇大論，長篇大論變成了語言學的研究；他們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們所用的字眼的界說，并将他們歸類，他們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區别和隔離已經設立的派别；這個程序接連不斷地進行着，直到對于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覺或知悉完全喪失，緻使外行竟敢于诘問：“你在那裡說些什麼？” 同時，在後來的思想曆史中，少數幾個對生活本身感覺到直接撞擊的獨立思想家——如哥德、薩缪爾、愛默生、威廉·吉姆斯——都拒絕在談論家的胡言亂語中發言，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