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講到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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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厭怕翻譯，尤其是小說，但這篇短篇《生命的報酬》也不知怎的竟集它自己逼着我把它翻了出來。
原文載在“London Mereurv”的九月号。
我想有幾層理由為什麼我要翻這篇給你們看：第一，這篇小說本身就寫得不壞，緊湊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寵翡冷翠，文裡的河、街道、走廊、鐘塔、橋，都是我幾月前早晚留戀過來的；第三，這小說裡順便點出的早幾年意大利的政情于我們現在的政情很可比較，有心人可以在這裡得到曆史的教訓，單說這末了一點，小說裡的瑪利亞不僅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貞，品格的潔，與靈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們可以說，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國魂。
正如一條大河，風暴時翻着浪，支流會合處湍急，上源暴發時洶湧，陽光照着時閃金，陰雲蓋着時慘黑，任憑天時怎樣的轉變，河水還是河水，它的性是不變的，也許經受了風雨以後河身更展寬一些，容量更擴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樣的一個民族在它的沿革裡，自然的發展了它的個性，任憑經受多少政治的，甚至于廣義的文化的革命，隻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溢不至旁竄改向，他那性還是不變，不但不變，并且表面的擾助歸根都是本原的滋補，其的一個個人的靈性裡要沒有，比喻的說，幾座火燒焦的殘破的甚至完全倒坍的雷峰古塔，他即使有靈性也隻是平庸的，沒趣味的，淺薄的；民族也中的，在那一個當得住時間破壞力的民族的靈魂裡，就比在它的軀殼裡，不是栉比的排列着偉大的古迹？一個人的意志力與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遠一點說，有他的種族的遺傳的來源，近一點說，有他自己一生的經驗。
造成人格的不是安逸的生活與安逸的環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惱，是慘酷的艱難：造成國民性或國魂的是革命。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壞性的事實裡，往往涵有真建設的意義。
在平常的時候，國民性比較淺薄甚至可厭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這民族個人裡看出；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裡，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
我們是儒教國，這是逃不了的事實。
儒教給我們的品性裡，有永遠可珍貴的兩點：一是知恥，一是有節，兩樣是連着來的，極端是往往碰頭的，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裡，往往誕生出一個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
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我們還看得見的那一群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概念脫卸了膚淺的字面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征的意義，他們拚死保守的不是幾套爛墨卷，不是幾句口頭禅，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為人。
”在這塊古舊的碑上刻着曆代義烈的名字，漬着他們的血，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裡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靈。
瑪利亞，一個做手工的賤女，在這篇小說裡說：“但是我還是照舊戴上我的小國旗，縫在我衣上的，即使因此他們殺了我也是甘心的。
”我們可以想像當初文天祥說同樣的一句話，我們可以想像當初黃梨洲說同樣的一句話，現在呢？我們離着黃梨洲的時代快三百年了，并且非常的時候又在我們的頭上蓋下來了，儒教的珍品——恥，節——到哪裡去了？我們張着眼看看，我們可以尋到一百萬個大簍子裝得滿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車運不完的卑鄙，但是我們卻不易尋到頭上撚得出或是鼻子裡聞得出一點子勇敢，一點子恥心，一點子節！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兩個行兇的美國兵背後聯聲喊打，卻沒有一個人敢走近他們，更别提動手。
這事實裡另有一個“幽默”，現代評論的記者不曾看出來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一種聰明——他們想把懦怯合起來，做成他一個勇敢！而且你們可以相信，這種現象不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得到！倒好像拼攏一群灰色的耗子來可以變一個貓，或是聚集一百萬的虱子可以變一隻老虎！瑪利亞隻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個理想：“我是愛我的國”她說。
究竟為什麼愛，她也不定說得分明，她隻覺得這樣是對的。
是對的！這是力量，這是力量。
在這一個小小想像事實的跟前，莫索裡尼失去了他的威風，拿破侖的史迹沒有了重量；這是人類不滅性本體的表現。
多可愛呀，這單純的信仰！多可親呀，這精神的勇敢！ 我們離着意大利有千裡路程，你們也許從沒有見過一個意大利人；他們近年來國運的轉變，戰前戰後人民遭受的苦痛，我們隻看作與長安街上的落葉一般的不關緊要，但在瑪利亞口音裡，隻要你有相當的想像力，你可以聽出意大利民族的聲音；豈止，人類不滅性在非常的時節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聲音。
我們應當在這裡面發現我們自己應有的聲音，現在叫重濁的物質生活壓在裡面，但這時代的緊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來一次的吐露，我們可以在那位奇奧基太太的描寫裡，找着我們自己怪寒伧的小影：“她自己逼窄的舒服的生活，新近為了共産黨到處的鬧，也感覺不安穩與難過，這一比下來顯得卑鄙而且庸劣了。
”我們每天上街去
原文載在“London Mereurv”的九月号。
我想有幾層理由為什麼我要翻這篇給你們看：第一，這篇小說本身就寫得不壞，緊湊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寵翡冷翠，文裡的河、街道、走廊、鐘塔、橋，都是我幾月前早晚留戀過來的；第三，這小說裡順便點出的早幾年意大利的政情于我們現在的政情很可比較，有心人可以在這裡得到曆史的教訓，單說這末了一點，小說裡的瑪利亞不僅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貞，品格的潔，與靈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們可以說，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國魂。
正如一條大河，風暴時翻着浪，支流會合處湍急，上源暴發時洶湧，陽光照着時閃金，陰雲蓋着時慘黑，任憑天時怎樣的轉變，河水還是河水，它的性是不變的，也許經受了風雨以後河身更展寬一些，容量更擴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樣的一個民族在它的沿革裡，自然的發展了它的個性，任憑經受多少政治的，甚至于廣義的文化的革命，隻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溢不至旁竄改向，他那性還是不變，不但不變，并且表面的擾助歸根都是本原的滋補，其的一個個人的靈性裡要沒有，比喻的說，幾座火燒焦的殘破的甚至完全倒坍的雷峰古塔，他即使有靈性也隻是平庸的，沒趣味的，淺薄的；民族也中的，在那一個當得住時間破壞力的民族的靈魂裡，就比在它的軀殼裡，不是栉比的排列着偉大的古迹？一個人的意志力與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遠一點說，有他的種族的遺傳的來源，近一點說，有他自己一生的經驗。
造成人格的不是安逸的生活與安逸的環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惱，是慘酷的艱難：造成國民性或國魂的是革命。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壞性的事實裡，往往涵有真建設的意義。
在平常的時候，國民性比較淺薄甚至可厭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這民族個人裡看出；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裡，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
我們是儒教國，這是逃不了的事實。
儒教給我們的品性裡，有永遠可珍貴的兩點：一是知恥，一是有節，兩樣是連着來的，極端是往往碰頭的，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裡，往往誕生出一個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
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我們還看得見的那一群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概念脫卸了膚淺的字面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征的意義，他們拚死保守的不是幾套爛墨卷，不是幾句口頭禅，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為人。
”在這塊古舊的碑上刻着曆代義烈的名字，漬着他們的血，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裡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靈。
瑪利亞，一個做手工的賤女，在這篇小說裡說：“但是我還是照舊戴上我的小國旗，縫在我衣上的，即使因此他們殺了我也是甘心的。
”我們可以想像當初文天祥說同樣的一句話，我們可以想像當初黃梨洲說同樣的一句話，現在呢？我們離着黃梨洲的時代快三百年了，并且非常的時候又在我們的頭上蓋下來了，儒教的珍品——恥，節——到哪裡去了？我們張着眼看看，我們可以尋到一百萬個大簍子裝得滿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車運不完的卑鄙，但是我們卻不易尋到頭上撚得出或是鼻子裡聞得出一點子勇敢，一點子恥心，一點子節！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兩個行兇的美國兵背後聯聲喊打，卻沒有一個人敢走近他們，更别提動手。
這事實裡另有一個“幽默”，現代評論的記者不曾看出來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一種聰明——他們想把懦怯合起來，做成他一個勇敢！而且你們可以相信，這種現象不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得到！倒好像拼攏一群灰色的耗子來可以變一個貓，或是聚集一百萬的虱子可以變一隻老虎！瑪利亞隻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個理想：“我是愛我的國”她說。
究竟為什麼愛，她也不定說得分明，她隻覺得這樣是對的。
是對的！這是力量，這是力量。
在這一個小小想像事實的跟前，莫索裡尼失去了他的威風，拿破侖的史迹沒有了重量；這是人類不滅性本體的表現。
多可愛呀，這單純的信仰！多可親呀，這精神的勇敢！ 我們離着意大利有千裡路程，你們也許從沒有見過一個意大利人；他們近年來國運的轉變，戰前戰後人民遭受的苦痛，我們隻看作與長安街上的落葉一般的不關緊要，但在瑪利亞口音裡，隻要你有相當的想像力，你可以聽出意大利民族的聲音；豈止，人類不滅性在非常的時節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聲音。
我們應當在這裡面發現我們自己應有的聲音，現在叫重濁的物質生活壓在裡面，但這時代的緊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來一次的吐露，我們可以在那位奇奧基太太的描寫裡，找着我們自己怪寒伧的小影：“她自己逼窄的舒服的生活，新近為了共産黨到處的鬧，也感覺不安穩與難過，這一比下來顯得卑鄙而且庸劣了。
”我們每天上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