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講到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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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太太一樣聰明，就揀一件“頂克己的衣服穿上為的是要避免人家的注目，”瑪麗亞有膽量戴着她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走去——一個十字架，一塊國旗；你自己考查你每天戴着上街去的是什麼徽章？這次我碰着不少體面人，有開廠的，有辦報的，有開交易所的。
他們一聽見我批評共産，他們就拍手叫好，說這班人真該死，真該打，存心胡鬧，不把他們趕快打下去還成什麼世界？唔！好讓你們坐汽車的坐汽車，發橫财的發橫财，娶小老婆的娶小老婆！在他們看來，正如小說裡的奇太太看來，“那班人隻是野畜牲啃斷了鐵鍊亂咬人來了。
”單隻從為給這班人當頭一個教訓看法，什麼形式的搗亂在上帝跟前都得到了許可。
他們颟顸的漆黑的心窩裡從沒有過一絲思想的光亮，他們每晚隻是從自私的裡床翻身到自利的外床，再從自利的外床翻到自私的裡床！同時這時代是真的危險，所有想像得到與想像不到的災殃教像烘幹了的爆竹似的在庭心裡放着，隻要一根火紙就夠着了。
災難、危險，你們想躲嗎？躲是躲不了的；災難、危險，是要你去擋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去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帶住了你。
隻有單純的信仰可以給我們勇敢。
隻有單純的理想可以給我們力量。
“他們是對的，要不然他們就是錯的，”奇太太受了瑪利亞的感動第一次堅決的這樣想，我們在沒有瑪利亞這樣人格搖醒我們的神志以前，我們至少得憑常識的幫助，認清眼前的事物，徹底的想它一個徹底。
這“敢想”是靈性的勇敢的進門，敢反着你自以為見解的見解，想是思想的勇敢的進步。
在你不能認真想的時候，你做人還不夠資格；在你還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透徹時，你的思想不但沒有力量并且沒有重量；是你的分；——等到你發現了一個理想在你心身的後背作無形的動力時，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鬥也得搏鬥，到那時候事實上的勝利與失敗反失卻了任何的重要。
就隻那一點靈性的勇敢永遠不滅的留着，像是天上的明星。
瑪利亞是個極尋常的女子，她沒有受過高深教育，她隻是個工女；但一個單純理想的靈感就使她的聲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聲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錯誤的，墨索裡尼法西斯的成功，不是因為他有兵力，不是因為法西斯主義本體有什麼優殊，也不完全因為他個人非常的人格；歸根說成功的政治家多少隻是個投機事業家。
他就是一個。
我們不必到馬契亞梵立（Machiaveli）的政論裡去探讨法西斯主義的遠源，不必問海格爾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馬志尼的學說裡去追尋“神異的”墨索裡尼的先路；他的成功的整個的秘密，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在這想像的工女瑪利亞的聲音裡會悟到。
你們要知道大戰後幾年在意大利共産與反共産的鬥争不隻是偶爾的爆發，報紙上的宣傳，像我們今天在中國開始經嘗的；至少在那邊東北部幾個大城子裡這鬥争簡直把街坊劃成了對壘的戰壕，把父子、兄弟、朋友逼成了扼咽的死仇——這情形我怕我們不久也見得着，雖則我們中國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緩和些（但這有時是我們的賊不是我們的德）其實你隻要此刻親自到廣東去就可以知道人類熱情壓住理智時的可怖——就是在政治上。
但這極端性，我說，正是西方人的特色，這來兩方搏鬥的目标就分明的揭出，絕對的不混，不含糊——不比我們貴國的打仗，姑且不問他們打仗的平時究竟有沒有主義在心頭，并且即使在他們昌言有的時候你還是一分鐘都不能相信說紅的的确是紅，說青的的确是青。
因此我們多打一回仗，隻是加深一層糊塗，越打越糟，越打越不分明。
這正是針對着這一班人，無忌憚的自私自利，無忌憚的利用一切，我們應得聳起了耳朵傾聽瑪利亞的聲音，她說：—— “我是一個意大利人，我傲氣是一個意大利人，傲氣做一個有過幾千年文化民族的人，為什麼要我恨我自己的國，為什麼要我恨比我運氣好，比我聰明，或是比我能幹的街坊，為什麼我得這樣做，就因為一班無知識的告訴我這樣做，他們自己可憐吃苦受難的上了人家的當走上了迷路，其實那真在背後出主意的沒有吃過苦也沒有遭過難哩！……” 還有一班專趕熱鬧的在紅色得意的日子就每晚穿上“紅綢子衣服戴着大紅花上共産黨跳舞會去跳舞”，回頭紅色叫黑色打倒了的時候他們的辦法還是一樣的簡單，他們就來欣欣的“剝下了烈焰似的紅衣換了上黑綢的襯衫！”他們會有一天“認真”嗎？ 所以瑪利亞與她無形的理想站在一邊；在她對面的是叫苦難逼得沒有路走，同時叫人煽惑了趨向暴烈的無辜平民與他們的愚暗，躲在背後主使搗亂的一群與他們的奸與毒，兩旁一面爬在地下的是奇太太代表的一流人物，在苟且中鬼混，一樣的隻知私利，一面就是那穿上紅綢子跳舞剝下紅綢子還是跳舞的一群。
現在時候逼緊了！我們把這幅畫記在心裡，再來張眼看看在我們中間究竟有沒有像瑪利亞那樣牢牢的抱住她的理想的一個生靈！ （十四年，十月）
他們一聽見我批評共産，他們就拍手叫好，說這班人真該死，真該打，存心胡鬧，不把他們趕快打下去還成什麼世界？唔！好讓你們坐汽車的坐汽車，發橫财的發橫财，娶小老婆的娶小老婆！在他們看來，正如小說裡的奇太太看來，“那班人隻是野畜牲啃斷了鐵鍊亂咬人來了。
”單隻從為給這班人當頭一個教訓看法，什麼形式的搗亂在上帝跟前都得到了許可。
他們颟顸的漆黑的心窩裡從沒有過一絲思想的光亮，他們每晚隻是從自私的裡床翻身到自利的外床，再從自利的外床翻到自私的裡床！同時這時代是真的危險，所有想像得到與想像不到的災殃教像烘幹了的爆竹似的在庭心裡放着，隻要一根火紙就夠着了。
災難、危險，你們想躲嗎？躲是躲不了的；災難、危險，是要你去擋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去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帶住了你。
隻有單純的信仰可以給我們勇敢。
隻有單純的理想可以給我們力量。
“他們是對的，要不然他們就是錯的，”奇太太受了瑪利亞的感動第一次堅決的這樣想，我們在沒有瑪利亞這樣人格搖醒我們的神志以前，我們至少得憑常識的幫助，認清眼前的事物，徹底的想它一個徹底。
這“敢想”是靈性的勇敢的進門，敢反着你自以為見解的見解，想是思想的勇敢的進步。
在你不能認真想的時候，你做人還不夠資格；在你還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透徹時，你的思想不但沒有力量并且沒有重量；是你的分；——等到你發現了一個理想在你心身的後背作無形的動力時，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鬥也得搏鬥，到那時候事實上的勝利與失敗反失卻了任何的重要。
就隻那一點靈性的勇敢永遠不滅的留着，像是天上的明星。
瑪利亞是個極尋常的女子，她沒有受過高深教育，她隻是個工女；但一個單純理想的靈感就使她的聲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聲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錯誤的，墨索裡尼法西斯的成功，不是因為他有兵力，不是因為法西斯主義本體有什麼優殊，也不完全因為他個人非常的人格；歸根說成功的政治家多少隻是個投機事業家。
他就是一個。
我們不必到馬契亞梵立（Machiaveli）的政論裡去探讨法西斯主義的遠源，不必問海格爾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馬志尼的學說裡去追尋“神異的”墨索裡尼的先路；他的成功的整個的秘密，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在這想像的工女瑪利亞的聲音裡會悟到。
你們要知道大戰後幾年在意大利共産與反共産的鬥争不隻是偶爾的爆發，報紙上的宣傳，像我們今天在中國開始經嘗的；至少在那邊東北部幾個大城子裡這鬥争簡直把街坊劃成了對壘的戰壕，把父子、兄弟、朋友逼成了扼咽的死仇——這情形我怕我們不久也見得着，雖則我們中國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緩和些（但這有時是我們的賊不是我們的德）其實你隻要此刻親自到廣東去就可以知道人類熱情壓住理智時的可怖——就是在政治上。
但這極端性，我說，正是西方人的特色，這來兩方搏鬥的目标就分明的揭出，絕對的不混，不含糊——不比我們貴國的打仗，姑且不問他們打仗的平時究竟有沒有主義在心頭，并且即使在他們昌言有的時候你還是一分鐘都不能相信說紅的的确是紅，說青的的确是青。
因此我們多打一回仗，隻是加深一層糊塗，越打越糟，越打越不分明。
這正是針對着這一班人，無忌憚的自私自利，無忌憚的利用一切，我們應得聳起了耳朵傾聽瑪利亞的聲音，她說：—— “我是一個意大利人，我傲氣是一個意大利人，傲氣做一個有過幾千年文化民族的人，為什麼要我恨我自己的國，為什麼要我恨比我運氣好，比我聰明，或是比我能幹的街坊，為什麼我得這樣做，就因為一班無知識的告訴我這樣做，他們自己可憐吃苦受難的上了人家的當走上了迷路，其實那真在背後出主意的沒有吃過苦也沒有遭過難哩！……” 還有一班專趕熱鬧的在紅色得意的日子就每晚穿上“紅綢子衣服戴着大紅花上共産黨跳舞會去跳舞”，回頭紅色叫黑色打倒了的時候他們的辦法還是一樣的簡單，他們就來欣欣的“剝下了烈焰似的紅衣換了上黑綢的襯衫！”他們會有一天“認真”嗎？ 所以瑪利亞與她無形的理想站在一邊；在她對面的是叫苦難逼得沒有路走，同時叫人煽惑了趨向暴烈的無辜平民與他們的愚暗，躲在背後主使搗亂的一群與他們的奸與毒，兩旁一面爬在地下的是奇太太代表的一流人物，在苟且中鬼混，一樣的隻知私利，一面就是那穿上紅綢子跳舞剝下紅綢子還是跳舞的一群。
現在時候逼緊了！我們把這幅畫記在心裡，再來張眼看看在我們中間究竟有沒有像瑪利亞那樣牢牢的抱住她的理想的一個生靈！ （十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