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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定格並不是不要格式，而是在創造新格。
“以文爲詩”不是把詩寫成散文，而是寫出融入散文技法的新型的詩。
在格律方面的努力，正是爲達到這一目標。
中國傳統詩還積累了一整套詩的語彙，形成了詩語的一般構造方式。
韓愈在這方面也勇於突破。
他好用奇字新語，如袁枚所説： 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
（《隨園詩話》卷三） 韓愈在詩語上往往是探幽索微，千錘百鍊，自鑄奇語；他還主張“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即把精心結撰的奇詞硬語平熨妥帖地運用於作品中。
趙翼指出：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
若徒撏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奧澁，而磊落豪橫，自然挫籠萬有。
（《甌北詩話》卷三） 又例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嶽陽樓别竇司直》、《薦士》、《送無本師歸範陽》等名篇，遣詞造語都戛戛生新，詼詭奇崛，造成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韓愈也有時故意撏摭奇字以嘩衆駭俗，如《南山詩》的“突起莫閒簉”、“堛塞生怐愗”、“達枿壯復奏”，《陸渾山火》的“池波風肉陵屯”、“電光殲磹頳目暖”，《征蜀》詩的“投奅鬧”、“填隍傄”等等，眩耀奇字險語，務爲不可讀，則是大才欺人，不可爲法了。
總之，可以概括爲“以文爲詩”的韓愈詩，富於矜創，成績卓卓，在盛唐李、杜等諸大家之後，發展了詩的藝術技巧，並給未來詩的發展開拓出一個新生面。
但韓愈的詩有時刻意求奇，流於險怪，這前面已經指出；又往往用遊戲筆墨，矜其餖飣之巧；而更主要的是如沈德潛所説：“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因而韓詩雖然恢宏奧衍，卻不足於李、杜那種自然精美、變化萬千的氣象。
至於“以文爲詩”造成某些作品興象情韻之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實。
但這已是中國詩史上風格論的應另行研究的課題了。
學奇於韓愈 對韓愈詩文風格的總評價，一般歸結爲“雄奇”、“奇偉”、“奇詭”等等，甚至説“奇者極於韓”（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録朱彜尊語）。
早自韓愈的同時代人已注意到他的這一風格特徵。
王建評論他： 序述異篇經揔核，鞭驅險句物先投。
（《寄上韓愈侍郎》，《文苑英華》卷二五四） 柳宗元讀《毛穎傳》，説他“怪於文”，認爲其作品可救治“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河東集》卷二一）的疲軟雕琢文風。
皇浦湜説他的作品“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
及其酣放，豪曲快字，淩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韓文公墓銘》，《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稍後李肇指出：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唐國史補》卷下） 司空圖論詩與創作實踐都是主藴藉含蓄的，但他這樣稱贊韓詩：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題〈柳柳州集〉後》，《司空表聖文集》卷二） 關於韓愈尚奇的原因，趙翼這樣解釋：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
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
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
（《甌北詩話》卷三） 這隻是強調韓愈主觀上争奇鬬勝的一面。
但還應看到客觀因素的一面，即韓愈“尚奇”風格的形成與他的遭遇、性格和思想變化直接相關。
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
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才明顯起來的。
而到了晚年，隨着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
特别表現在詩作上，元和十年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藴藉的小詩。
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心境。
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鬱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徵。
這樣，韓愈詩文的奇，就不僅如前已指出的奇在字句等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
這就與形式主義地在詞句上求險怪不同。
他的詩給人感受最深的是奇情、奇境、其感受與表現現實的奇特角度與方式。
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苦寒（《苦寒》）、酷暑（《鄭羣贈簟》），還有那如火傘的柿葉（《遊青龍寺》），如雪堆的李花（《李花二首》），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荒寂無人的古刹（《山石》），在如此不平凡的景象裏，在在都流露出詩人不平靜的心聲。
韓愈的文章也是一樣。
如《伯夷頌》的開端：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這一雄肆磊落的長句，千迴百轉，自胸中鬱積而來，奇文正有奇情爲依托。
如《進學解》、《送窮文》、《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廟碑》以及王適、張署、馬繼祖、柳宗元、張徹等人的墓誌銘等一系列奇文，都各有豐厚而獨特的思想積藴，奇突不凡的藝術表現正有相應的思想感情爲基礎。
韓愈“尚奇”表現在藝術上又是豐富的、多樣化的，並不是單純的、偏枯的險怪。
張耒説：“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
”（《明道雜志》）劉大櫆説：“文貴變……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
”（《論文偶記》）豐富多樣的奇變造成雄肆不羈的藝術風貌。
例如寫山，有“孤橕有巉絶”、“巖巒雖嵂崒”（《南山詩》）的山；有“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熳”（《山石》）的山；又有“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的山，都同樣工於描畫，景象都很新奇，但寫法卻很不相同。
同是寫孟東野，《醉留東野》與《薦士》不同；《送孟東野序》與《貞曜先生墓誌銘》迥異。
紀念柳宗元的三篇文章：墓誌銘、祭文、神廟碑，從取材到用語也絶不相襲。
另外，他的不少詩文是專求艱奧硬澀的，但也有的文章如《祭十二郎文》瑣瑣如道家常，有的詩如《寄盧仝》、《瀧吏》則多用口語、方言。
這種淺白實際也是出奇的一種途徑。
韓愈詩文之奇還表現爲一種氣勢。
他發展了傳統的養氣理論與文氣説，提出： 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
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書》） 古代一些人論文氣談得多飄渺恍惚，而韓愈在這裏把它與文章的外在表現直接聯繫起來。
對韓愈來説，養根才能竢實，本深才能末茂，具有對仁義之道的深切領會與堅定信心才能形成雄肆豪放之氣。
這種氣質也正反映在他自己的詩文從構思立意到遣詞造語之中。
他在《送無本師歸範陽》詩中説“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東都遇春》詩中説“文章倚豪橫”，這也正是他的自身寫照。
有人作譬喻説，就像蓋房子，柳宗元先要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占别人田地；韓愈則惟意所適，橫斜曲直，肆意而成，不問是誰的地方。
這很生動地説明了韓愈的氣魄和他與柳宗元的不同。
有了這種氣魄就會勇於打破常規，出奇而生新。
因而，飽滿充溢、雄肆不凡的文氣是“尚奇”的基礎。
韓愈有些文章論理並不那麽嚴正，邏輯也欠細密，但由於有一種“霸氣”，卻也能造成強悍的藝術效果。
以上，簡單地就韓愈思想與創作的幾個問題寫出選注者的粗淺看法。
本選集的選篇力求兼顧作家思想、藝術的各方面，因此，既選了那些思想性、藝術性俱佳、長期被人們傳誦的名篇，也選了在内容上或表現方法上有一定特色的作品（如《南山詩》、《平淮西碑》）；有些作品思想局限較大，但確實代表了作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如《永貞行》、《潮州刺史謝上表》）也被入選；又所輯諸家評論，亦兼採褒貶不同看法。
選注者希望能夠給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全面地瞭解韓愈全貌的選本。
本選集全部選篇出自《昌黎先生集》正集四十卷之内。
該集爲李漢原編。
《順宗實録》作爲史書不選。
《外集》未選，主要因爲無可選之作。
對於《外集》，歷來多有人主張不可盡信。
選注者認爲應具體分析論定。
如《明水賦》、《通解》、《上考功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等已具見趙德《文録》，不必緻疑；《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答劉秀才論史書》等，證之韓愈生平亦合。
《與大顛書》三首，自宋以來，聚訟紛紜，特别有歐陽修、朱熹斷言不僞，增強了肯定意見的力量，值得慎重對待。
但即使認爲出於僧徒附會，也不能動搖韓愈與大顛結交論道的事實及其意義。
本選集按詩、文、賦三類，依寫作年代排列（寫作年代難於確考者，根據内容判斷置相應處），庶利於讀者認識韓愈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
韓集版本多，異文多，校勘成果亦多。
本選集以東雅堂本爲底本，參照諸本作了校勘。
東雅堂本曾受譏評，但校訂文字在諸本中向稱精審，且最爲通行並被多數選家遵用，以此選爲底本。
校勘時還使用了臺灣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刊宋淳熙元年臨安本，該本大陸學者罕見利用，彌足珍貴。
爲避免繁瑣，謹在注文中列出重要參校結果，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底本作了校改的，在該校改文句注解解釋字句前先予注出；再一種是或異文可供參考、或可以兩存、或推想原文應有訛誤的，在有關文句注解後面注出。
參校中較多汲取了方崧卿（《韓集舉正》，簡稱“方《正》”）、朱熹（《韓文考異》，簡稱“朱《考》”）、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簡稱“魏《集》”）、陳景雲（《韓文點勘》，簡稱“陳《勘》”）、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簡稱“馬《校》”）、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簡稱“錢《釋》”）、童第德（《韓集校詮》，簡稱“童《詮》”）、陳邇冬（《韓愈詩選》，簡稱“陳《選》”）等人的成果，必要處一一注明，不敢掠美。
本選集注釋包括作品寫作年代、背景的考證和詞語的注釋與文句的疏通。
引證力求詳悉，並標明出處，以利讀者覆案。
本選集於每篇之後附有評箋。
所集録者不僅有正面的肯定意見，亦有批評意見，這是遵照章學誠箋注應“醇駁兼收，虛實互緻”（《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校讎通義·外篇》）的意思，讀者可比較參考。
選注者也加有一些按語，往往是就某個問題的一得之愚，供讀者討論、批評。
孫昌武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天津 *** [1]又存題韓愈、李翺纂《論語筆解》二卷（有摘出韓愈論述的一卷本），歷代有關真僞意見莫衷一是，一般認爲是後人整理、寫定。
[2]參閲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第一四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北京。
[3]本文引用韓文，均據東雅堂本。
僅在引文後標舉篇名，不出卷次。
[4]李商隱《齊魯二生·劉乂》：“後以争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5]《後山詩話》。
此書後人多疑其僞。
參閲程千帆《韓愈以文爲詩説》，《程千帆詩論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太原。
突破定格並不是不要格式，而是在創造新格。
“以文爲詩”不是把詩寫成散文，而是寫出融入散文技法的新型的詩。
在格律方面的努力，正是爲達到這一目標。
中國傳統詩還積累了一整套詩的語彙，形成了詩語的一般構造方式。
韓愈在這方面也勇於突破。
他好用奇字新語，如袁枚所説： 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
（《隨園詩話》卷三） 韓愈在詩語上往往是探幽索微，千錘百鍊，自鑄奇語；他還主張“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即把精心結撰的奇詞硬語平熨妥帖地運用於作品中。
趙翼指出：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
若徒撏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奧澁，而磊落豪橫，自然挫籠萬有。
（《甌北詩話》卷三） 又例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嶽陽樓别竇司直》、《薦士》、《送無本師歸範陽》等名篇，遣詞造語都戛戛生新，詼詭奇崛，造成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韓愈也有時故意撏摭奇字以嘩衆駭俗，如《南山詩》的“突起莫閒簉”、“堛塞生怐愗”、“達枿壯復奏”，《陸渾山火》的“池波風肉陵屯”、“電光殲磹頳目暖”，《征蜀》詩的“投奅鬧”、“填隍傄”等等，眩耀奇字險語，務爲不可讀，則是大才欺人，不可爲法了。
總之，可以概括爲“以文爲詩”的韓愈詩，富於矜創，成績卓卓，在盛唐李、杜等諸大家之後，發展了詩的藝術技巧，並給未來詩的發展開拓出一個新生面。
但韓愈的詩有時刻意求奇，流於險怪，這前面已經指出；又往往用遊戲筆墨，矜其餖飣之巧；而更主要的是如沈德潛所説：“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因而韓詩雖然恢宏奧衍，卻不足於李、杜那種自然精美、變化萬千的氣象。
至於“以文爲詩”造成某些作品興象情韻之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實。
但這已是中國詩史上風格論的應另行研究的課題了。
學奇於韓愈 對韓愈詩文風格的總評價，一般歸結爲“雄奇”、“奇偉”、“奇詭”等等，甚至説“奇者極於韓”（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録朱彜尊語）。
早自韓愈的同時代人已注意到他的這一風格特徵。
王建評論他： 序述異篇經揔核，鞭驅險句物先投。
（《寄上韓愈侍郎》，《文苑英華》卷二五四） 柳宗元讀《毛穎傳》，説他“怪於文”，認爲其作品可救治“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河東集》卷二一）的疲軟雕琢文風。
皇浦湜説他的作品“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
及其酣放，豪曲快字，淩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韓文公墓銘》，《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稍後李肇指出：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唐國史補》卷下） 司空圖論詩與創作實踐都是主藴藉含蓄的，但他這樣稱贊韓詩：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題〈柳柳州集〉後》，《司空表聖文集》卷二） 關於韓愈尚奇的原因，趙翼這樣解釋：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
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
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
（《甌北詩話》卷三） 這隻是強調韓愈主觀上争奇鬬勝的一面。
但還應看到客觀因素的一面，即韓愈“尚奇”風格的形成與他的遭遇、性格和思想變化直接相關。
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
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才明顯起來的。
而到了晚年，隨着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
特别表現在詩作上，元和十年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藴藉的小詩。
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心境。
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鬱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徵。
這樣，韓愈詩文的奇，就不僅如前已指出的奇在字句等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
這就與形式主義地在詞句上求險怪不同。
他的詩給人感受最深的是奇情、奇境、其感受與表現現實的奇特角度與方式。
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苦寒（《苦寒》）、酷暑（《鄭羣贈簟》），還有那如火傘的柿葉（《遊青龍寺》），如雪堆的李花（《李花二首》），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荒寂無人的古刹（《山石》），在如此不平凡的景象裏，在在都流露出詩人不平靜的心聲。
韓愈的文章也是一樣。
如《伯夷頌》的開端：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這一雄肆磊落的長句，千迴百轉，自胸中鬱積而來，奇文正有奇情爲依托。
如《進學解》、《送窮文》、《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廟碑》以及王適、張署、馬繼祖、柳宗元、張徹等人的墓誌銘等一系列奇文，都各有豐厚而獨特的思想積藴，奇突不凡的藝術表現正有相應的思想感情爲基礎。
韓愈“尚奇”表現在藝術上又是豐富的、多樣化的，並不是單純的、偏枯的險怪。
張耒説：“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
”（《明道雜志》）劉大櫆説：“文貴變……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
”（《論文偶記》）豐富多樣的奇變造成雄肆不羈的藝術風貌。
例如寫山，有“孤橕有巉絶”、“巖巒雖嵂崒”（《南山詩》）的山；有“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熳”（《山石》）的山；又有“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的山，都同樣工於描畫，景象都很新奇，但寫法卻很不相同。
同是寫孟東野，《醉留東野》與《薦士》不同；《送孟東野序》與《貞曜先生墓誌銘》迥異。
紀念柳宗元的三篇文章：墓誌銘、祭文、神廟碑，從取材到用語也絶不相襲。
另外，他的不少詩文是專求艱奧硬澀的，但也有的文章如《祭十二郎文》瑣瑣如道家常，有的詩如《寄盧仝》、《瀧吏》則多用口語、方言。
這種淺白實際也是出奇的一種途徑。
韓愈詩文之奇還表現爲一種氣勢。
他發展了傳統的養氣理論與文氣説，提出： 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
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書》） 古代一些人論文氣談得多飄渺恍惚，而韓愈在這裏把它與文章的外在表現直接聯繫起來。
對韓愈來説，養根才能竢實，本深才能末茂，具有對仁義之道的深切領會與堅定信心才能形成雄肆豪放之氣。
這種氣質也正反映在他自己的詩文從構思立意到遣詞造語之中。
他在《送無本師歸範陽》詩中説“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東都遇春》詩中説“文章倚豪橫”，這也正是他的自身寫照。
有人作譬喻説，就像蓋房子，柳宗元先要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占别人田地；韓愈則惟意所適，橫斜曲直，肆意而成，不問是誰的地方。
這很生動地説明了韓愈的氣魄和他與柳宗元的不同。
有了這種氣魄就會勇於打破常規，出奇而生新。
因而，飽滿充溢、雄肆不凡的文氣是“尚奇”的基礎。
韓愈有些文章論理並不那麽嚴正，邏輯也欠細密，但由於有一種“霸氣”，卻也能造成強悍的藝術效果。
以上，簡單地就韓愈思想與創作的幾個問題寫出選注者的粗淺看法。
本選集的選篇力求兼顧作家思想、藝術的各方面，因此，既選了那些思想性、藝術性俱佳、長期被人們傳誦的名篇，也選了在内容上或表現方法上有一定特色的作品（如《南山詩》、《平淮西碑》）；有些作品思想局限較大，但確實代表了作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如《永貞行》、《潮州刺史謝上表》）也被入選；又所輯諸家評論，亦兼採褒貶不同看法。
選注者希望能夠給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全面地瞭解韓愈全貌的選本。
本選集全部選篇出自《昌黎先生集》正集四十卷之内。
該集爲李漢原編。
《順宗實録》作爲史書不選。
《外集》未選，主要因爲無可選之作。
對於《外集》，歷來多有人主張不可盡信。
選注者認爲應具體分析論定。
如《明水賦》、《通解》、《上考功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等已具見趙德《文録》，不必緻疑；《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答劉秀才論史書》等，證之韓愈生平亦合。
《與大顛書》三首，自宋以來，聚訟紛紜，特别有歐陽修、朱熹斷言不僞，增強了肯定意見的力量，值得慎重對待。
但即使認爲出於僧徒附會，也不能動搖韓愈與大顛結交論道的事實及其意義。
本選集按詩、文、賦三類，依寫作年代排列（寫作年代難於確考者，根據内容判斷置相應處），庶利於讀者認識韓愈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
韓集版本多，異文多，校勘成果亦多。
本選集以東雅堂本爲底本，參照諸本作了校勘。
東雅堂本曾受譏評，但校訂文字在諸本中向稱精審，且最爲通行並被多數選家遵用，以此選爲底本。
校勘時還使用了臺灣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刊宋淳熙元年臨安本，該本大陸學者罕見利用，彌足珍貴。
爲避免繁瑣，謹在注文中列出重要參校結果，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底本作了校改的，在該校改文句注解解釋字句前先予注出；再一種是或異文可供參考、或可以兩存、或推想原文應有訛誤的，在有關文句注解後面注出。
參校中較多汲取了方崧卿（《韓集舉正》，簡稱“方《正》”）、朱熹（《韓文考異》，簡稱“朱《考》”）、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簡稱“魏《集》”）、陳景雲（《韓文點勘》，簡稱“陳《勘》”）、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簡稱“馬《校》”）、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簡稱“錢《釋》”）、童第德（《韓集校詮》，簡稱“童《詮》”）、陳邇冬（《韓愈詩選》，簡稱“陳《選》”）等人的成果，必要處一一注明，不敢掠美。
本選集注釋包括作品寫作年代、背景的考證和詞語的注釋與文句的疏通。
引證力求詳悉，並標明出處，以利讀者覆案。
本選集於每篇之後附有評箋。
所集録者不僅有正面的肯定意見，亦有批評意見，這是遵照章學誠箋注應“醇駁兼收，虛實互緻”（《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校讎通義·外篇》）的意思，讀者可比較參考。
選注者也加有一些按語，往往是就某個問題的一得之愚，供讀者討論、批評。
孫昌武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天津 *** [1]又存題韓愈、李翺纂《論語筆解》二卷（有摘出韓愈論述的一卷本），歷代有關真僞意見莫衷一是，一般認爲是後人整理、寫定。
[2]參閲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第一四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北京。
[3]本文引用韓文，均據東雅堂本。
僅在引文後標舉篇名，不出卷次。
[4]李商隱《齊魯二生·劉乂》：“後以争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5]《後山詩話》。
此書後人多疑其僞。
參閲程千帆《韓愈以文爲詩説》，《程千帆詩論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