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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之士也。
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
（《與鳳翔邢尚書書》）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上宰相書》） 這表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作爲“文人”的生涯。
他對文章又確有特嗜，他説： 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
（《上襄陽于相公書》）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上兵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進學解》等更詳細記述了自己長期刻苦研習文章的體會。
後來許多人的批評也集矢於韓愈對文的畸重。
程頤説他“倒學”，是“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語録》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時説： 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
及觀其所學，則不過欲乎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
（《與陳傳道序》，《楊龜山集》卷四） 朱熹指出：韓、柳用力處“隻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
（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這些是道學家的批評。
如從強調儒道的角度看，韓愈確實流於過度重文的偏頗。
後來人也有類似看法，如程廷祚： 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
乃志在於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亦末矣。
（《復家魚門論古文書》，《青溪集》卷十） 陳衍： 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脫化其面目。
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於堯、舜、孔、孟之道，實模糊出入。
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
（《石遺室論文》卷四） 這類相當普遍的批評，確也反映了韓愈的實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愈對古代文章廣取博采的繼承中，他又特别注重文學傳統，而不是儒學傳統。
北齊高湝緻楊遵彥書中説：“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别得很清楚。
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賈的經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揚雄等文人創作。
他説：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
（《答劉正夫書》） 在《送孟東野序》裏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
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答崔立之書》） 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説：“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
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
”（《石遺室論文》卷四）而且，韓愈對儒經也多注意其文學價值，並把它們與司馬相如等人文章相並列，如《進學解》談到學文：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 這顯然是從文學表現上表揚儒典的價值的。
對於韓愈的這種傾向，後代人有各種評論。
如王鏊説： 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
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
（《震澤長語》卷下） 這是從風格論着眼的。
方東樹説：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
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
餘聞之劉先生（大櫆）説如此。
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
若《法言》、《太玄》，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
退之所好不在此。
（《書〈法言〉後》，《儀衛軒文集》卷六） 這是從文之工拙着眼的。
方孝孺則批判説： 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
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
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
（《答王秀才》，《遜志齋集》卷一一） 這則是從更根本的儒學角度來批評韓愈重文的傾向的。
這樣，韓愈在實踐中重視與發揚的主要不是古代著述的傳統，而是文學創作的傳統。
他説：“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
”（《上兵部李侍郎書》）這表明他之所重在“奇辭奧旨”。
他沒有留下系統的創作理論，但詩文中的片言隻語卻能反映他的文學創作觀念。
例如他提倡文章“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要求“文麗而思深”（《與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主張“文章語言，與事相侔。
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
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其事信，其理切。
”（《上襄陽于相公書》）這些體會有得之言，涉及文章風格、語言、表現方法、聲韻等多方面，也透露出韓愈本人在創作藝術方面的努力。
唐代當時人也特别肯定韓愈“文章”方面的成就。
如李翺《行狀》説他“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
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李文公集》卷一一）。
李漢更稱贊他“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全唐文》卷七四四）。
到了明胡震亨説得更爲絶對： 餘曰：退之亦文士雄耳。
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唐音癸籤》卷二五） 當然，韓愈實際上在儒學上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這一點已如上述，這裏祇從文學史的角度講，指出他文、道並重，爲明道而重文，促使他對文學創作做出多方面的巨大努力，從而取得詩文寫作的巨大成就，在文學史上建立起不朽的功業。
起八代之衰與取八代之髓 韓愈在散文上的主要貢獻，是倡導“古文”，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實現了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根本革新，造成了文學散文發展的又一個高峯。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東坡後集》卷一五）。
這主要是指他以古文取代了東漢以來逐漸興盛起來的駢文。
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認爲，所謂“古文”乃是“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曾國藩則明確指出，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覆許仙屏》，《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一四）。
這都從對流行的駢文摧陷廓清之功上肯定了他在轉變文體與文壇風氣上的貢獻。
關於韓愈的文體“復古”，涉及問題很多。
這裏祇討論一點，即韓愈倡導與創作“古文”得以成功，不僅由於他善於繼承與發揚上古秦漢散文優秀傳統，並多方面學習古代各體文章的表現方法，也是他廣泛汲取東漢以來散文發展、包括駢體文發展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的結果。
造成“古文運動”的興盛，本不是韓愈一個人的功勞。
古文取代空洞浮豔、雕繡藻繪的駢文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歷史潮流。
舊史説：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 清人趙懷玉也指出： 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鬥，學者仰之。
不知昌黎固出於安定（梁肅）之門，安定實受洛陽（獨孤及）之業。
公則懸然天得，蔚爲文宗。
大江千裡，已濫觴於巴岷；黃河九曲，肇發源於星宿。
（《獨孤憲公毘陵集序》，《毘陵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這都説明，大曆、貞元年間，倡導“古學”已形成風氣。
而如追溯淵源，提倡文體復古早已始於北朝；至隋代南北文風融合，改革文體、文風的要求更漸趨強烈，代表者有李諤、王通等人。
入唐以後，批判六朝浮靡文風、提倡革正文體已是文壇一般主張。
經陳子昂到開、天年間的李華、蕭穎士、元結等人的努力，到中唐時期“古文”已漸成聲勢。
韓、柳等人不過是順應歷史潮流取得傑出成就的佼佼者而已。
但應當承認，韓愈及其文壇盟友柳宗元在倡導與創作古文方面確實取得了遠遠度越前人與同時流輩的成就，而做到這一點又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重要一點在於他們總結了散文發展的歷史經驗，不是形式主義地擬古（如北朝蘇綽仿《周書》作《大誥》，王通仿儒典作《元經》），更不是單純追求實用而反藻飾（如隋文帝楊堅反對文表華豔、要求“實録”），也不如李華等人片面強調文必宗經；而是更辯證地理解並遵循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對前人積累的藝術經驗去粗取精、融液搜澤，將其有價值的成果納入自己的創作實踐，從而實現了“復”中有“變”的創新與發展。
而從文學發展歷史看，正是自魏晉以後進入了“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中藝術表現上的許多進步，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韓愈等人否定駢文，是實現了辯證的“揚棄”，即捨棄了它的僵化的形式，而繼承了它所取得的藝術成就。
葉適説：“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
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
”（《櫟齋藏書記》，《水心文集》卷一一）就説出了這個道理。
阮元論駢文，謂“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
他作爲新“文筆論”的代表，爲駢文争正統，看法往往流於偏頗，但其見解又是有合理内容的。
駢文文體發展中把中國散文中固有的排比對偶、聲韻詞藻、使典用事等表現方法絶對化、程式化了。
但這種“别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卷三《雜説下》）的對偶用韻之文，確乎發展了中國散文的技巧，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
因此後人謂“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一）。
唐代作家大都嚴於指斥六朝文風，但唐代文學的偉大成就卻又是在六朝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
韓愈的“古文”成就也是如此。
後來不少人指出了這一點，如袁中道説：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内都無才人。
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
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爲功多。
（《解脫集序》，《珂雪齋文集》卷一） 劉開説：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
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
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劉熙載説：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
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
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
（《與鳳翔邢尚書書》）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上宰相書》） 這表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作爲“文人”的生涯。
他對文章又確有特嗜，他説： 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
（《上襄陽于相公書》）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上兵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進學解》等更詳細記述了自己長期刻苦研習文章的體會。
後來許多人的批評也集矢於韓愈對文的畸重。
程頤説他“倒學”，是“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語録》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時説： 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
及觀其所學，則不過欲乎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
（《與陳傳道序》，《楊龜山集》卷四） 朱熹指出：韓、柳用力處“隻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
（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這些是道學家的批評。
如從強調儒道的角度看，韓愈確實流於過度重文的偏頗。
後來人也有類似看法，如程廷祚： 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
乃志在於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亦末矣。
（《復家魚門論古文書》，《青溪集》卷十） 陳衍： 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脫化其面目。
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於堯、舜、孔、孟之道，實模糊出入。
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
（《石遺室論文》卷四） 這類相當普遍的批評，確也反映了韓愈的實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愈對古代文章廣取博采的繼承中，他又特别注重文學傳統，而不是儒學傳統。
北齊高湝緻楊遵彥書中説：“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别得很清楚。
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賈的經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揚雄等文人創作。
他説：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
（《答劉正夫書》） 在《送孟東野序》裏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
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答崔立之書》） 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説：“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
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
”（《石遺室論文》卷四）而且，韓愈對儒經也多注意其文學價值，並把它們與司馬相如等人文章相並列，如《進學解》談到學文：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 這顯然是從文學表現上表揚儒典的價值的。
對於韓愈的這種傾向，後代人有各種評論。
如王鏊説： 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
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
（《震澤長語》卷下） 這是從風格論着眼的。
方東樹説：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
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
餘聞之劉先生（大櫆）説如此。
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
若《法言》、《太玄》，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
退之所好不在此。
（《書〈法言〉後》，《儀衛軒文集》卷六） 這是從文之工拙着眼的。
方孝孺則批判説： 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
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
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
（《答王秀才》，《遜志齋集》卷一一） 這則是從更根本的儒學角度來批評韓愈重文的傾向的。
這樣，韓愈在實踐中重視與發揚的主要不是古代著述的傳統，而是文學創作的傳統。
他説：“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
”（《上兵部李侍郎書》）這表明他之所重在“奇辭奧旨”。
他沒有留下系統的創作理論，但詩文中的片言隻語卻能反映他的文學創作觀念。
例如他提倡文章“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要求“文麗而思深”（《與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主張“文章語言，與事相侔。
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
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其事信，其理切。
”（《上襄陽于相公書》）這些體會有得之言，涉及文章風格、語言、表現方法、聲韻等多方面，也透露出韓愈本人在創作藝術方面的努力。
唐代當時人也特别肯定韓愈“文章”方面的成就。
如李翺《行狀》説他“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
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李文公集》卷一一）。
李漢更稱贊他“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全唐文》卷七四四）。
到了明胡震亨説得更爲絶對： 餘曰：退之亦文士雄耳。
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唐音癸籤》卷二五） 當然，韓愈實際上在儒學上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這一點已如上述，這裏祇從文學史的角度講，指出他文、道並重，爲明道而重文，促使他對文學創作做出多方面的巨大努力，從而取得詩文寫作的巨大成就，在文學史上建立起不朽的功業。
起八代之衰與取八代之髓 韓愈在散文上的主要貢獻，是倡導“古文”，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實現了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根本革新，造成了文學散文發展的又一個高峯。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東坡後集》卷一五）。
這主要是指他以古文取代了東漢以來逐漸興盛起來的駢文。
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認爲，所謂“古文”乃是“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曾國藩則明確指出，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覆許仙屏》，《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一四）。
這都從對流行的駢文摧陷廓清之功上肯定了他在轉變文體與文壇風氣上的貢獻。
關於韓愈的文體“復古”，涉及問題很多。
這裏祇討論一點，即韓愈倡導與創作“古文”得以成功，不僅由於他善於繼承與發揚上古秦漢散文優秀傳統，並多方面學習古代各體文章的表現方法，也是他廣泛汲取東漢以來散文發展、包括駢體文發展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的結果。
造成“古文運動”的興盛，本不是韓愈一個人的功勞。
古文取代空洞浮豔、雕繡藻繪的駢文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歷史潮流。
舊史説：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 清人趙懷玉也指出： 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鬥，學者仰之。
不知昌黎固出於安定（梁肅）之門，安定實受洛陽（獨孤及）之業。
公則懸然天得，蔚爲文宗。
大江千裡，已濫觴於巴岷；黃河九曲，肇發源於星宿。
（《獨孤憲公毘陵集序》，《毘陵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這都説明，大曆、貞元年間，倡導“古學”已形成風氣。
而如追溯淵源，提倡文體復古早已始於北朝；至隋代南北文風融合，改革文體、文風的要求更漸趨強烈，代表者有李諤、王通等人。
入唐以後，批判六朝浮靡文風、提倡革正文體已是文壇一般主張。
經陳子昂到開、天年間的李華、蕭穎士、元結等人的努力，到中唐時期“古文”已漸成聲勢。
韓、柳等人不過是順應歷史潮流取得傑出成就的佼佼者而已。
但應當承認，韓愈及其文壇盟友柳宗元在倡導與創作古文方面確實取得了遠遠度越前人與同時流輩的成就，而做到這一點又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重要一點在於他們總結了散文發展的歷史經驗，不是形式主義地擬古（如北朝蘇綽仿《周書》作《大誥》，王通仿儒典作《元經》），更不是單純追求實用而反藻飾（如隋文帝楊堅反對文表華豔、要求“實録”），也不如李華等人片面強調文必宗經；而是更辯證地理解並遵循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對前人積累的藝術經驗去粗取精、融液搜澤，將其有價值的成果納入自己的創作實踐，從而實現了“復”中有“變”的創新與發展。
而從文學發展歷史看，正是自魏晉以後進入了“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中藝術表現上的許多進步，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韓愈等人否定駢文，是實現了辯證的“揚棄”，即捨棄了它的僵化的形式，而繼承了它所取得的藝術成就。
葉適説：“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
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
”（《櫟齋藏書記》，《水心文集》卷一一）就説出了這個道理。
阮元論駢文，謂“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
他作爲新“文筆論”的代表，爲駢文争正統，看法往往流於偏頗，但其見解又是有合理内容的。
駢文文體發展中把中國散文中固有的排比對偶、聲韻詞藻、使典用事等表現方法絶對化、程式化了。
但這種“别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卷三《雜説下》）的對偶用韻之文，確乎發展了中國散文的技巧，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
因此後人謂“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一）。
唐代作家大都嚴於指斥六朝文風，但唐代文學的偉大成就卻又是在六朝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
韓愈的“古文”成就也是如此。
後來不少人指出了這一點，如袁中道説：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内都無才人。
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
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爲功多。
（《解脫集序》，《珂雪齋文集》卷一） 劉開説：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
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
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劉熙載説：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
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