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序跋之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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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遂大夫④，莫不皆然。
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
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尊之則為師，鈞是人也。
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為一。
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
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⑤，曰文學掾⑥，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
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
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
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⑦，國家之學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
于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于興衰理亂之故矣。
作《學校考》第十，叙曆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
凡七卷。
【注釋】 ①州、闾、鄉、黨：地方上的各級單位。
二十五家為闾，四闾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②讀法：指對衆讀一年政令和十二教之法，使百姓知之。
③比長：周代地方基層組織，五家為比，其長稱比長。
闾胥：周代每族四闾，由闾胥各掌其間之征令，如征賦、征役等。
④遂大夫：周代官名。
一遂之長，掌握政令。
遂，古代統轄五縣的行政區劃。
⑤博士官：漢武帝時設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縣選送。
⑥文學掾：郡置文學掾，略似後世的教官。
⑦筌蹄：比喻為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
筌，魚鈎。
蹄，兔網。
【譯文】 古代的教育，家有私塾，黨有庠，遂有序，國家有太學，所謂學校，并不是隻有一種。
然而隻有國學有專門管理教育的司樂、司成，至于州、闾、鄉、黨的學校，就沒有聽說過有管理教育的官員。
等到考察了《周禮·地官》之後，才知：黨正是掌管他那個地區的政令教治的官員，在春天的時候對衆讀一年政令和十二教之法，祭祀的時候用禮來管理百姓；州長掌管他那個州的教治政令，考察治下之民的德行道藝，糾正其中的奸惡之徒，行使勸誡的作用。
這才知道黨正即一黨的師長，州長是一州的師長，以至于在民間作比長、闾胥，在朝廷之上作鄉、遂大夫，都是這樣。
由此可見，古代做官吏的人，他們的德行道藝，都足以為人師表，因此發布政令，無非教化。
而他們都是從百姓當中培養的賢者，選拔出來使他為師長；在百姓當中培養有才能的人，選拔出來讓他們為官。
于是，不管是作為百姓去服役，作為士子去受教育，還是作為官員去管理百姓，尊崇為人師，都是從普通人中産生的。
以上講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為一。
秦、漢以來，儒生與吏才開始不同，行政與教化才開始分途。
于是他們當中叫作郡守、縣令的，就是管理百姓的官員；他們當中叫作博士官、文學掾的，就是教化弟子的師長。
這兩方面相互無關，用以教化的不是用來施政的，用以施政的不是用來教化的。
士子在他們學習的時候，叫作習讀；等到他們登上了仕途，就抛棄他曾學習過的《詩》《書》《禮》《樂》，去從事于簿書期會的新規矩。
古代有人說：“我隻聽說學習之後才為政做官的，卻從未聽說過以政為學的。
”後代做官的人，卻都是以政為學的。
等到他們以政為學，那麼儒者的學術，都變成了工具，國家設置的學官，都變成豬狗，百姓如何能見到先王之治的重現呢？更何況飛黃騰達的途徑，層出不窮，這說明不通過學習而升遷的人實在是很多的呵！以上講政與學分，而學日益衰敗。
于是所謂學問，不過是被視為粉飾太平的一件事情，對于庸人俗吏來說，幹脆被當作無益于治亂興衰的東西。
于是作《學校考》第十，叙述曆代學校制度，至于祠祭褒贈孔子為先聖先師的曆史原委、幸學養老的儀式，以及郡國鄉黨之學都附在其中。
共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别，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①，契掌教②，臯陶明刑③，伯夷典禮④，羲、和掌曆⑤，夔典樂⑥，益作虞⑦，垂共工⑧。
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
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于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
于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
以上分清濁。
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⑨，宮伯、内宰⑩，盡興賢之侶。
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11)，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12)，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13)，陳誼格非，拾遺補過。
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将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14)。
中漢以來，此意不存，于是非閹豎嬖幸，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
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15)，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複殊異，而官之内外始分矣。
以上分内外。
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
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複識簡編。
于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
以上分文武。
至于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内而實外也。
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并不預宮中之事。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
唐以後亦為三公。
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
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于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16)，将作有監貳而未嘗谙營繕(17)。
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
尚書令在漢為司牍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
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绶，主宮禁文書而已。
至唐則為三省長官。
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
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
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
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
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
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賤。
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懸絕如此(18)。
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
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數，内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
凡二十一卷。
【注釋】 ①禹宅揆：禹居天官，處理百事。
宅，居官，任職。
揆，度劃。
②契掌教：契做司徒命五教。
③臯陶明刑：臯陶為士明正五刑。
④伯夷典禮：伯夷為秩宗，負責禮儀制度。
⑤羲、和掌曆：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記天時以授人。
⑥夔典樂：夔掌管朝廷的音樂事務。
⑦益作虞：益掌管山澤。
虞，古代掌管山澤之官。
⑧垂共工：垂做工官，利器用，共理百工之事。
⑨籲俊：求賢之意。
⑩宮伯、内宰：周時宮中之官。
(11)侍中：漢代以侍中為加官，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12)周昌：漢時沛（今江蘇沛縣）人。
拜禦史大夫，敢直言。
袁盎：字絲，父楚人，後徙安陵（在今河南鄢陵北）。
汲黯：字長孺，濮陽（在今河南濮陽西南）人。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
傳古文尚書。
(13)晏：通“宴”。
(14)霍光：字子孟，兄霍去病故後，年十餘歲，武帝任為郎，後為大司馬大将軍。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文任為郎，宣帝拜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将軍，領尚書事。
(15)南司、北司：唐以宰相為南司，宦官為北司。
(16)太常：秦置奉常，漢景帝時改名太常，九卿之一。
掌禮樂郊廟社稷事宜。
(17)将作：即将作大匠，職掌宮室、宗廟、路寝、陵園的土木營建。
(18)崇庳（bì）：高低。
庳，低。
【譯文】 古代總是根據事務設置官吏，根據才能授予職位，并無清濁内外之間的差别，也沒有文官武官之間的不同，為什麼呢？在唐、虞的時代，禹為天官處理百事，契做司徒命五教，臯陶為士明正五刑，伯夷掌管禮儀制度，羲、和掌天地四時、記天時以授人，夔掌管朝廷的音樂事務，益做虞，掌管山澤草木禽獸，垂做工官，共理百工。
無論在精深的方面論道治國，還是在粗淺的方面管理财物辨别器皿，都能位居公卿，都是聖賢之人。
後世居高位治萬民的人，都自以為清高，瞧不起那些多才多藝的人；而那些憑技巧事上的人，都安于鄙俗的地位，也很難與他們讨論治國安邦的大事。
于是那些懂審音、治曆法、醫術、蔔筮的人，隻是設官相待，把他們叫作雜流，擯棄到缙紳隊伍之外，于是官員當中清流與濁流才開始分野。
以上分清濁。
過去在成周的時代，設官分職，綴衣、乘馬，都是一時才俊；宮伯、内宰，都是天下有才能的人。
到了漢代，這種面貌還依然能夠保存，因此才會以儒者做侍中，以賢士做郎署，像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這些人，才得以出入宮廷禁地，陪侍宴樂，陳述大義，格正是非，拾遺補過。
其中才能卓絕突出，能位至公卿将相，擔當國家重任的，要數霍光、張安世。
漢代中期以後，這種面貌就已經不複存在，于是出現了非宦官嬖幸不得以侍從在宮廷之内的情況，賢能的士大夫，隻能以奏章得以陳述己意。
漢代有宮中、府中的區别，唐代有南司、北司的區别，官員在職掌上互不相幹，品流也都不一樣，于是官員的内外之分才開始顯著。
以上分内外。
古代，文官可以治國，武将可以平亂。
作為人臣，都是可以出将入相的；作為小臣，也都是提筆可以備皇帝策問，執矛戈可以沖鋒陷陣的。
後世人才日衰，沒有誰能供君王稱心地使用，那些負責處理文書的官員，都不知打仗行軍的事，那些前敵指揮的官員，也都不識文書。
于是選拔官員，開始分成兩類，這樣官員始有文、武之分。
以上分文武。
至于那些名義叫做侍中、給事中的官員，實際上卻不曾管理過宮禁内的事務，這是名内而實外的情況。
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都用外庭之臣來充任，并不參與宮中的事務。
還有像太尉、司馬這樣的官員，卻未曾執掌過兵權，這是名武而實文的情況。
太尉，漢承秦制以為三公，然而仍然執掌軍事。
唐以後也是三公之一。
宋代呂夷簡、王旦、韓琦，都官至太尉，卻并非武臣。
大司馬，據《周官》載為掌兵權之官，到漢代元帝、成帝之後作為三公之一，僅次于司徒，這說明後來執政的責任，并非由武臣來擔當。
太常下設卿佐，可他們并不懂得音樂；将作之下設監貳，他們也不懂營繕方面的事。
不過是儒臣們培養聲望的職位，名義上屬濁流而實則是清流。
尚書令在漢代是掌管文書的小官吏，後世卻成為大臣都不敢擔當的高官；校尉在漢代是軍隊中的要職，後世卻是連普通士兵都不屑做的小官。
尚書令，漢初的職位很卑微，不過是銅章青绶，主管宮禁文書而已。
到唐代卻成為三省長官。
唐高祖入主長安的時候，太宗身為秦王而任尚書令，後來郭子儀位至勳爵，卻因為太宗曾經任過此職而不敢接受。
從此以後直至宋代，沒有敢拜受此職的人。
漢代八校尉，統領禁衛諸軍，都是官位尊顯的官員。
宰相被罷官之後，就有做城門校尉的。
又有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權位更是尊貴。
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都是統領重兵的大帥之職；到宋代，校尉、副尉卻成了武職中的低級職位，連品都不入，非常低微。
官名相同，古今所受的待遇卻如此懸殊。
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
然而經過參互考證，左右爬梳，其中因革變化的緣故，還是可以推測知道的。
于是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先叙述官制，其次叙述官數，内官從公師、宰相以下，外官從州牧、郡守以下，都包括在内，連散官、祿秩、品從都詳細說明。
共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①：“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
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
古者人習于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
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
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
《儀禮》所言，止于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于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
以上祭祀儀節久失。
漢鄭康成深于禮學②，作為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谶緯之言而釋經③，以秦、漢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④。
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⑤，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于方士不經之說。
而鄭注《禮經》二祭⑥，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
夫禮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複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⑦，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疊用之，竟不能偏廢也。
以上鄭氏說不足據。
至于禘、祫之節，宗祧之數⑧，《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适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
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⑨，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
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複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
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
今并錄其說，次及曆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并詳著焉⑩。
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
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祇之祀。
首郊，次明堂，次後土(11)，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禖(12)，次八蠟(13)，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14)，次親蠶祭先蠶(15)，次祈禳，次告祭(16)，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
凡二十三卷。
作《宗廟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
凡十五卷。
【注釋】 ①《郊特牲》：《禮記》篇名。
②鄭康成：鄭玄，字康成。
③谶（chèn）緯：漢代流行的神學迷信。
④舛（chuǎn）：相違背。
⑤郊：祀天地。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等大典，均在此舉行。
⑥二祭：謂郊祭與明堂祭。
⑦王肅：字子雍，東海郡（郡治在今山東郯城西北）人。
⑧宗祧（tiāo）：宗廟。
⑨信齋楊氏：楊複，字志仁，号信齋，福州（今屬福建）人。
⑩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指唐代的《大唐開元禮》，蕭嵩等撰，宋代的《政和五禮新義》，鄭居中撰。
(11)後土：古時稱地神或土神為後土。
(12)高禖（méi）：指媒神，帝王祀之以求子。
(13)八蠟：周代祭名。
秦稱臘，即于每年十二月農事完畢後舉行的祭祀。
(14)先農：神農。
(15)先蠶：指嫘祖。
(16)告祭：古代國逢大事，告于天地祖宗之禮。
【譯文】 《郊特牲》中說：“禮所尊重的，是義。
如果失去了義，僅僅羅列一些節目，那是祝、史才會做的事。
因此禮數雖可以陳列，它所表現的義理卻很難知曉。
”荀卿說：“不知義理，僅僅謹守節目，小心謹慎不敢有所損益，那麼就隻有父子相傳以待王公了。
因此三代雖已滅亡，治國之法仍然存在，這是官員們領取俸祿的原因。
”義理，是祭祀所遵循的道理；禮數，是祭祀的儀式。
古人熟習禮義，因此在家、國之中所進行祭禮的品節儀文，祝、史、有司都能了解，然而對于禮所包含的義，卻是非儒家講師不能明了的。
周代衰亡，禮樂荒廢，它們的儀節也都衰亡了。
秦、漢以來，儒生口耳相傳，書冊記載，都隻能說說其中的義理而已，《戴記》就是這樣。
《儀禮》中談到的，僅僅是卿相士大夫們的禮數，六典所記載的，也隻是與它的職掌有關的方面，至于國家的祭祀大典，卻沒有誰能知道其中的節目儀文。
以上講祭祀儀節久失。
漢代的鄭康成，對禮學有深入的研究，他所作的傳注，很能補充經文不完備的地方；然而他用谶緯之言解釋經典，用秦、漢時的事迹比拟三代，這是他出錯的地方。
古代郊祭與明堂的祀禮，都隻是祭天而已。
秦、漢始有供奉五帝、泰一的祠祀，卻用古代郊祀、明堂之禮對待它們，都是出于方士們的無根據的妄言。
然而鄭康成所注的《禮經》二祭，叫作天和帝，把這當做威靈來尊仰，當做耀靈來珍貴，沿襲方士緯書荒誕不經的說法卻不知其錯。
禮之中以祭為最重要，所祭以天為最重要，在祭天的名目下面尚且出現如此多的錯誤，在其他方面的注釋，即使廣征博引，也不知他是否真的了解《禮經》的本意？王肅等儒生，雖然引經據典力排鄭說，然而魏、晉以來的祀天之禮，常常參考王、鄭兩種說法而交替使用，竟然不能偏廢。
以上講鄭玄的認識不足據。
至于禘、祫這樣的禮節，宗祧這樣的禮數，《禮經》的明文沒有佐證來參考，注家們的觀點又互相不同，各自抵牾，與郊祀方面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
近代三山楊信齋，得着考亭、勉齋的遺文奧義，寫成了《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稱得上是千載不刊的寶典。
然而他所著述的，隻以經文為本，不再用注疏之說來補足說明，于是經文不清楚的地方，他也從略不能連貫通達。
杜佑《通典》有祭禮，則參考使用經、注之文，王、鄭二說都有保留，雖然經文解釋通暢明白，卻不如楊氏的純正。
這裡都抄錄了他們的說法，接着叙述了曆代祭祀禮儀的具體情況，而且把唐代《大唐開元禮》、宋代《政和五禮新義》所出的兩部禮書中記載的祭禮儀節的注釋，都詳細著錄。
以上祭禮，并錄杜佑、楊複的說法。
于是作《郊祀考》第十二，叙述古今對天神地祇的祭祀。
開始是郊祀，緊接着是明堂，後面是後土、雩、五帝、日月、星辰、寒暑、六宗、四方、社稷、山川、封禅、高禖、八蠟、五祀、籍田祭先農、親蠶祭先蠶、祈禳、告祭等等，最後以雜祠、淫祠結尾。
共二十三卷。
另外作《宗廟考》第十三，叙述古今對人鬼的祭祀，首先是國家宗廟，下面是時享、禘祫、功臣配享、先代君臣、諸侯宗廟等等，以大夫、士庶的宗廟進享為結束。
共十五卷。
古者《禮經》《儀禮》，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
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兇、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①。
此先王制禮之略也。
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②；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号、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為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
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
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
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車旗、鹵簿③，及兇禮之國恤耳④。
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曆代之事迹焉。
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⑤，所謂王朝之禮也。
以上略序王禮之目。
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叙。
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複措辭焉。
作《王禮考》第十四。
凡二十二卷。
【注釋】 ①鄉：鄉飲酒、鄉射。
古代禮俗。
②大射：諸侯将有祭祀之事，天子與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
鄉飲酒：《儀禮》有《鄉飲酒》篇。
鄭玄注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
”投壺：《禮記》有《投壺》篇。
鄭玄注曰：“投壺者，主人與客宴飲講論才藝之禮。
” ③巡狩：帝王離開國都巡行境内。
鹵簿：指儀仗。
④國恤：國家喪禮。
⑤晦庵：朱熹在建陽雲谷所建草堂名。
亦代指朱熹。
【譯文】 古代《禮經》《儀禮》都說有三百種禮，但是沒有誰能了解其中的詳細情況。
然而總的來說共有五種，叫作吉、兇、軍、賓、嘉，其中重要的有冠、婚、喪、祭、鄉、相見六種。
這是先王制禮的大概情況。
秦、漢以後，繼承改革有所不同：有古代有而現在沒有的，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這些禮，現在就不存在了；有古代沒有而現在有的，像聖節上壽、上尊号、拜表之類，就是這種情況；有些古今都有，而後世不曾制訂作為一定禮節的，像臣庶們的冠、婚、喪、祭就是這種情況。
凡是這種情況，都沒有什麼變化，也就不作詳細地記錄了。
以上說的是三方面的禮儀無沿革變化就不詳述了。
古今都保留且每代都有因革變化的，隻有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于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車旗、鹵簿，以及兇禮當中的國恤就是這樣。
現在這裡除去國祀、學校、選舉都已經有專門論述以外，朝儀以下，則統稱為王禮，詳細著明曆朝曆代的事迹。
這些都以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說的王朝之禮為本。
以上略序王禮的綱目。
其中沒有沿革變化的，像古禮，都有經傳中的記載、先儒的叙述，而且也有專書可以查找，這裡就不用多餘的記錄了。
像今禮，雖然不能沒有缺漏，然而議論禮制，又不是書生能夠參與的事，這裡也不再多說了。
于是作《王禮考》第十四。
共二十二卷。
《記》曰①：“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故審樂以知政。
”蓋言樂之正哇，有關于時之理亂也。
然自三代以後，号為曆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
漢莫盛于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②。
天子下太樂宮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禦，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
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于王莽矣。
唐莫盛于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
宋莫盛于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範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制《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貞矣。
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
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
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
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
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将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
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鸠、萬寶常、王令言之徒③。
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于黍之縱橫，求正哇于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扪燭之為④？愚固不知其說也。
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
作《樂考》第十五，首叙曆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⑤，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⑥，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⑦。
凡十五卷。
【注釋】 ①《記》：《樂記》，《禮記》之一篇。
②河間獻王：漢景帝子，名德。
修學好古，為漢代諸王中最出色的。
③師曠：春秋晉平公時樂官，能審音以占驗人事。
州鸠：周景王時樂官。
王令言：隋時樂人。
④刻舟：即刻舟求劍，比喻拘泥成法而不講實際。
覆蕉：比喻神情恍惚。
《列子》載：鄭人打柴遇駭鹿，斃之，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
俄爾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
叩槃扪燭：比喻不符合實際。
蘇轼《日喻》說：有盲人問日的形狀，有人告訴他說像銅盤。
敲銅盤而得其聲，後來聽到鐘聲就以為是日。
有人告訴他日光像蠟燭。
摸蠟燭而得其形，後來摸到短笛就以為是日。
槃，同“盤”。
⑤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種材料做成的樂器。
⑥樂縣：謂鐘磬之類的樂器。
縣，同“懸”。
⑦徹樂：國有災禍則去樂。
徹，撤除。
【譯文】 《樂記》中說：“聲音中體現的道，與政治相通。
因此了解音樂可以知曉政事。
”這是說音樂的邪正，關系到當時政事的治亂。
然而三代以後，号稱曆時長久、百姓安樂的朝代，隻有漢、唐、宋。
漢代以文、景之時為最盛，然而到孝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才獻上雅樂。
天子将他們安置在太樂宮，經常練習着，在歲時典禮的時候備用，然而并不經常使用，經常使用到郊廟典禮上的都不是雅樂。
到漢哀帝的時候，才最終不用鄭聲，用雅樂，然而漢代國運已經轉移到了王莽那裡。
唐代以貞觀、開元之際為最盛，然而他們所用的也隻是教坊采集的俗樂，太常裡的伎人常常習練，當中不可教的，才去學習雅樂，這樣他們所說的樂也就可以知道是什麼狀況了。
宋代以天聖、景祐時期為最盛，然而當時胡瑗、李照、阮逸、範鎮這些人，始終以樂曲韻律不和、聲音不正為憂，但是終于未能改變這種狀況，到政和時期，才開始制作《大晟樂》，自稱古雅，然宋室的天下将要被女真所奪了。
古代根據樂聲來考察政事，後代卻在他們發政施仁的時候，無暇顧及樂聲，等到天下太平之後，綱紀法度都已經完備，敵國外患都已經消失，君主、丞相沒有别的什麼作為，學士、大夫也沒有别的什麼議論，這才想到去制作雅樂。
雅樂作成以後，政事已經凋敝，國家已經衰落了。
以上講漢、唐、宋盛時無所謂雅樂制作，而樂成之時，政事就已衰敗了。
隋代開皇年間制樂，用的是何妥的說法，擯棄了萬寶常的建議。
等到雅樂作成，萬寶常聽後，泫然淚下道：“這樂聲淫靡尖厲且有哀音，不久天下就要喪亡了！”唉！假使當時用了萬寶常的建議，就能夠挽救隋的覆亡嗎？然而萬寶常雖然不能制樂，但以保隋長存的心願，仍能聽出樂中的道理而知隋之必亡，他的宿悟神解，實在是有過人之處。
我曾以為世上的興衰治亂，本來未必由于樂，然而要想談論樂聲，則一定得像師曠、州鸠、萬寶常、王令言這些人。
他們所體會到的妙處，哪裡有法可尋？後代的君子，總想勉強議論樂聲，追究律呂之間的縱橫關系，探求正哇之間的清濁；有的更以殘缺斷爛的古書上的尺譜來佐證自己的說法，聲稱自己已有所體會，實際又與刻舟、覆蕉、叩盤扪燭的作為有什麼區别呢？我本來就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
以上講音樂的實質在于所體現的精神而不在于其曲調規範。
于是作《樂考》第十五，首先叙述曆代樂制，其次介紹律呂制度，後面接着介紹八音的分屬門類，又分成雅部、胡部、俗部，完整地說明古今樂器的本末原委，最後叙述樂懸、樂歌、樂舞，以及散樂、鼓吹，最後以徹樂結束。
共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教練之數也。
《司馬法》：“地方一裡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此調發之數也。
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
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
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
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
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
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于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诿曰①：教養于平時而驅用于一旦。
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
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為二。
作《兵考》第十六，首叙曆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
凡十三卷。
【注釋】 ①诿（wěi）：推诿，推說。
【譯文】 根據《周官·小司徒》記載：“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家有七人的授之以上地，其中三人要充任軍旅；家有六人的授之以中地，這樣的兩戶人家要出五人；家有五人的授之以下地，這樣的人家要出二人。
”這是充當地方團練的數目。
《司馬法》中記載：“方圓一裡的土地叫作井，四個井叫做邑，四個邑叫做丘，四個丘叫做甸，一甸有六十四井，要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帶甲士兵三人、七十二個兵卒。
”這是調發充軍的數目。
地方團練的人數越多越好，因此凡是以土地為生的人，除去老弱病殘做不了事情的以外，家家戶戶都要出兵卒，人人都知道養兵的重要性，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國家，也有數萬軍隊，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集結完畢；調發丁口，則越簡單越好，一甸六十四井，有五百一十二家，所征調的人也僅僅七十五人，這就是說調發六家人，一共才出一個人。
每甸如果以中地兩家五人計算，五百一十二家，可以充任的就有一千二百八十人，而實際上調發的隻有七十五人，這就是每十六次調發才輪到一個人。
地方教練多了以後，人人都熟悉行軍打仗的事情，調發又很簡單，這樣百姓不疲于征戰，這正是古代用兵制勝的道理。
以上講古時軍事訓練多而調發少。
後代士一直是士，農一直是農，工商末技之人也一直是工商末技之人，這四種人，平時不知甲兵是什麼，兵卒也就隻能出于四民之外。
因此當兵的人很少，懂得軍事的人也很少。
一旦有征戰，就把全民百姓全部趕到陣前去抵擋刀槍，沒有休息的時間，甚至把從未受過訓練的百姓送上戰場，這實在是抛棄老百姓的做法！唐、宋以來，開始專門使用募兵制度，于是兵和民截然分成兩類，對這種制度的解釋是：平日養兵，用兵一時。
然而在末世，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不僅驕悍而且劣弱，其害不淺，它的危害不隻在于耗費國力，而且更可能加速國家的衰亡。
以上講軍人和百姓截然分開。
作《兵考》第十六，首先叙述曆代的兵制，接着叙述禁衛及郡國之兵，以及教閱制度，還有車戰、舟師、馬政、軍器。
共十三卷。
昔漢陳鹹言①：“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蓋漢承秦法，過于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②，淫刑喜殺，習以為常，鹹之言蓋有激也。
竊嘗以為劓、刵、椓、黥③，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④，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
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鹹言尤為可味也。
以上言議法當依于輕。
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⑤。
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于死亡。
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于死。
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
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複肉刑以全其生。
肉刑卒不可複，遂獨以髡鉗為生刑。
所欲活者傅生議，于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才翦其毛發；所欲陷者與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複誅其宗親。
輕重失宜，莫此為甚。
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
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樸流宅，雖聖人複起，不可偏廢也。
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為不易之典。
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
以上言輕刑惠奸。
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谳，次贖刑、赦宥。
凡十二卷。
【注釋】 ①陳鹹：漢成帝、哀帝年間為尚書。
這裡所引的即陳鹹告誡子孫的話。
②張、趙之臣：指張湯、趙禹。
③劓（yì）、刵（èr）、椓（zhuó）、黥（qínɡ）：古代的四種酷刑。
劓，割鼻。
刵，割耳。
椓，破壞生殖器。
黥，在臉上刺字并塗黑。
④收孥：沒收為官奴。
赤族：滅族。
⑤髡（kūn）：剃發。
【譯文】 漢時陳鹹曾說：“在給人量刑施法的時候，應該從輕處理，即使有很大的利益，也要小心，不要過多地牽連别人。
”這說明漢繼承秦的法制，過于嚴酷，即便像武、宣這樣的皇帝，張、趙這樣的大臣，也都很喜歡動刑濫殺，把這看做是平常事，陳鹹的話是有針對性的。
我認為像劓、刵、椓、黥這樣的刑罰，都是蚩尤才用的酷刑，然而唐、虞這樣的賢聖也都照樣遵守；收孥、赤族，秦的法制，漢、魏以來也都相沿不改。
看來即使是賢聖之君，也都不免沿襲暴虐無度的法制，從這一點來看，陳鹹的話尤其值得我們玩味。
以上講定罪要從輕。
漢文帝的時候廢除肉刑，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而卻用剃發鉗頸的髡刑和鞭笞的笞刑來代替。
髡刑過輕而起不到懲戒的作用，笞法又過重很容易緻死。
這以後又免掉了笞刑，僅僅使用髡刑，對減免死罪的人就隻用髡刑，由髡刑進一等就變成死罪。
酷吏總是務必從重量刑，以至于被處死刑的人不勝其衆。
魏、晉以來認為這樣做不好，然而卻不知道減少笞數就可以使人不死，隻想到恢複肉刑來使其保全生命。
肉刑最後也沒有恢複，于是僅僅把髡刑作為生刑。
想讓活着的人便想辦法讓他活着，于是傷人的罪犯本應被腰斬，卻僅僅剪其毛發；本應坐牢的人卻被判死刑，還要坐連親屬，于是犯罪者不僅要被殺，他的宗親族屬也要受連累。
刑罰輕重失當，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隋、唐以來，開始制定五刑，叫做笞、杖、徒、流、死。
這五種刑罰，就是有虞氏的鞭樸流宅，即使是聖人複起，也不可偏廢。
以上講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重刑罰被确定下來。
如果僅僅羨慕輕刑的美名，卻不顧養奸的後患，以緻殺人的人不被判死刑，傷人的人不受刑罰，使無辜遭受毒害的人，含冤負屈而不得伸張，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人，也沒有後顧之憂，這也不是聖人施設刑法輔助教化的本意。
以上講刑罰太輕是對壞人受惠。
于是作《刑考》第十七，首叙刑制，下面依次叙徒流、詳谳、贖刑、赦宥。
共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蔔筮、種樹之書①，學者抱恨終古。
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
《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
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
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
若醫藥、蔔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锢，而并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
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
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複如是，豈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
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②，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阙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
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③，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④，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
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則采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
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⑤。
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殚見洽聞之一也。
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
凡七十六卷。
【注釋】 ①燔（fán）：燒。
②王堯臣：字伯庸。
官至吏部侍郎。
③晁氏公武：晁公武，宋代目錄學家。
④陳氏振孫：陳振孫，字伯玉，号直齋。
官至侍郎，家藏書極富，作《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⑤木天：指高大宏壯的木結構建築物。
【譯文】 過去秦始皇焚書，隻保留醫藥、蔔筮、種樹這一類的書，學者們非常遺憾。
然而今天考證之後，我們可以知道，《易》和《春秋》兩部經典，完整地得以保存；《詩》亡失了六篇，或者有人認為笙詩本來沒有，這說明《詩》也不曾亡失。
《周禮》本來沒有完整的書，《戴記》中經與記混在一起流傳于世，說明它是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以及六典出現的時間最晚，六典當中也僅僅亡失了《冬官》，然而這部書純正與駁雜相半，它的存亡與否不足以為六經的缺點。
隻有虞、夏、商、周的政書，亡失了其中的四十六篇。
那麼秦火所燒的，除了《尚書》以外，其他都不曾佚失。
至于醫藥、蔔筮、種樹這一類的書，當時盡管未被禁止流通，今天卻并沒有一卷流傳下來，由此可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那些小道異端，雖然被人小心保存，也不能避免亡失的命運，看來這是不以君王的好惡而興廢的呵。
以上講秦始皇焚書，經典實際上并沒有亡佚。
漢、隋、唐、宋的史書，都有《藝文志》，然而《漢書·藝文志》所載的書籍，在《隋書·經籍志》中存錄的，也隻是十分之六七；從《宋史·藝文志》來考察，隋、唐之際的書籍也是同樣的命運，這難道也是秦的過錯嗎？韓昌黎公曾說過，很容易就寫成的書，它的流傳自然不會很遠，這難道不是實情嗎？流傳書籍的人本來已經很少，不僅流傳而且收藏的人就更少了，不僅收藏而且閱讀的人就少上加少了。
宋代皇祐年間，命名儒王堯臣等人作《崇文總目》，記錄館閣中所收藏的書籍，然而隻涉及經、史，而且也不完備，子、集方面也隻有名目而已。
近代昭德晁公武著有《讀書記》，直齋陳振孫《書錄解題》，都把家中所藏的書籍集中起來加以評說。
這裡收錄的先是四代史志的目錄，其中近代流傳而可以考訂清楚的，就采集諸家書目進行評論，并且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
凡是有談到這部書的地方，隻要叙述了著作的本末，考辨了流傳的真僞，訂正了其中文理上的正訛，就完全抄錄，使閱覽這部書的人，如入寶庫。
不隻是對有書流傳的加以研究，以便能深入了解其中的旨趣；就是那些已無書流傳的，隻要玩味題品，也可以粗窺端倪，了解一個大概了。
于是作《經籍考》第十八，經類的有十三卷，史類的有十四卷，子類的有二十二卷，集類的有六卷。
共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
”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曆代統系無所考訂也。
于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
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複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
以上言《史記》世表為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
然自三代以後，至于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
至其傳世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颠巨儒不能以遽對①，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
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
今仿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叙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後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曆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并附見焉。
作《帝系考》第十九。
凡十卷。
【注釋】 ①華颠：白首。
【譯文】 從前太史公曾說過：“儒者僅僅斷取義理，馳說縱橫之人也隻是空言無稽，不能夠完整地了解本末原委。
”這是在譏諷當世的學者以空言著書，而對曆代統系不加考訂的情形。
于是著作三代《世表》，從黃帝以下都著譜列之。
然而五帝的事迹已經很遙遠了，而想考訂清楚他們的世襲次序，按圖尋找，也經常有抵牾矛盾的地方，因此歐陽修曾譏刺他不願缺略自己不知的事實，而想以見多識廣取勝。
以上講《史記》的世表受到歐陽的批評，認為所列譜系似不可信。
從三代以後一直到近代，史書所載，清楚明白，學者們從童蒙時起就已經熟習這些史實，屈指就可說一個大概。
但是對于他們傳世時間的長短，枝系分派的親疏遠近，即使是飽學碩儒，也不能在追問之下，馬上回答，這就是因為缺乏統系之書的緣故。
以上講如元譜系茫然難考。
現在仿照王溥所作唐和五代《會要》的體例，首先叙述帝王的姓氏、出身之地和在位時間，改元的日子，以及各個朝代的起始與結束，接着叙述後妃、皇子、公主、皇族，其中可以考訂清楚的，都著錄于書中，曆代尊崇的禮儀都附在後面。
于是作《帝系考》第十九。
共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
禹塗山之會，号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①，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于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
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
試以殷、周上世言之。
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②，自砥石而複居商，又自商而亳。
周棄至文王亦屢遷③，史以為自邰而豳④，自豳而岐⑤，自岐而豐⑥。
夫湯七十裡之國也，文王百裡之國也。
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于七十裡、百裡之外者矣。
又如泰伯之為吳⑦，鬻繹之為楚⑧，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
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歸之⑨，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
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
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内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
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
秦既滅六國，舉宇内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己有。
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
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⑩，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
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
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為子孫之憂。
于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
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11)；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
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
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
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
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12)，與國鹹休，亦未聞成、康而後，複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
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
自其出于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于私心，則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
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于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
然則漢雖懲秦之弊，複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
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
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
然愚又嘗夷考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13)，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
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
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于典簽、長史之手(14)，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15)。
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救亂。
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複議，而王绾、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
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獎宗藩者亦有弊。
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于經傳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樊、桧之類是也。
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迹，不複贅叙，姑紀其世代曆年而已。
若諸小國之事迹，見于《春秋》三傳、雜記者，則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
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采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
列侯不世襲始于唐，親王不世襲始于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
作《封建考》第二十。
凡十八卷。
以上自述凡例。
【注釋】 ①五等之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②商：在今河南偃師。
③棄：周始祖後稷名棄。
④邰：今陝西武功。
豳：今陝西邠縣。
⑤岐：今陝西岐山。
⑥豐：今陝西西安鄠邑區。
⑦泰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長子。
⑧鬻繹：即熊繹，周成王時封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
⑨翕（xī）然：和順的樣子。
⑩韓、彭、英、盧、張、吳：指韓信、彭越、英布、盧绾、張耳、吳芮。
(11)畀（bì）：給予。
(12)昭、穆：原指宗廟的輩次排列，後泛指宗族的輩分。
(13)絷（zhí）：捆縛，拘束。
(14)典簽：掌文書的官員。
(15)侯景之難：公元548年，南朝梁将侯景發動叛亂，翌年攻占梁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将梁武帝活活餓死。
【譯文】 封建制度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建立的。
禹塗山之會，号稱有萬國；湯受命的時候，共有三千國；周代定五等封爵，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到春秋時代，在經傳中有記載的，隻有一百六十五國，蠻夷戎狄也包括在内。
看來古時封國多而後代封國少。
國家多的話，占有的土地就應該很少，國家少的話，占有的土地就應該很多，然而我通過考證卻發現不是這樣。
試以殷、周為例來說明。
殷契到成湯之間，曆史記載曾以為自商到砥石，自砥石又回到商，又從商到亳。
周棄到文王也經常遷徙，史書以為曾從邰到豳，從豳到岐，從岐到豐。
湯是七十裡大小的封國，文王是百裡方圓的封國。
然而根據他們遷徙的地區來考察，早已經超出于七十裡、百裡之外了。
再像泰伯去吳國，鬻繹去楚國，箕子去朝鮮，剛開始的時候不過是把自己流放到荒裔地區，他的子孫卻因此有了國家得以傳世。
我以為古代的諸侯雖然說是受封于天子，然而由于他們施行仁義，德化足以取信于一方，人心都欣然歸順，因此他們的子孫繼承下來統治了這個地區。
如果遇到了災情，就遷移到别的地方，人心歸順而不忍離去，于是随他們所在的地方，就都成為都邑。
這是因為古代的帝王不曾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私産，古代的諸侯也不曾把封國内的土地和人民當作自己的東西，上與下之間，都是以至公為原則，不像後代分疆劃土，争城争地，當然疆界一定要劃分得清清楚楚了。
以上講古時上下均一至公，封國之間沒有清楚的疆界。
秦滅六國以後，把天下分成郡縣，每寸土地、每個百姓都看作是自己的私産。
二世當政以後，劉邦、項羽率群雄群起分其天下而各自為王。
高祖消滅項羽之後，凡是自立為王的諸侯以及由項羽冊封的，都各各消滅，然後把土地分封給韓信、彭越、英布、盧绾、張耳、吳芮這些功臣，這說明不是漢的功臣都不得做王。
數年以後，造反的諸侯又有九個，最後異姓諸侯王基本上都被消滅，于是高祖又收回了他們的土地，把土地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和親屬，像荊、吳、齊、楚、淮南這些王，都是這種情況，這說明不是漢室同姓宗室都做不成王。
然而一兩代之後，賈誼、晁錯這些人開始擔心諸侯王逐漸強大，會使親近的人得不到土地，而較為疏遠的人卻會威脅王位，将來一定是子孫們的後顧之憂。
于是就把這些諸侯王逐個分國削地，其中像七國那樣逞強作亂的，就出兵消滅他們。
西漢的封建制度，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先消滅前代所封的諸侯，後封之于功臣；接着又剿滅異姓諸侯，分封同姓諸王；然後再消滅那些關系較疏遠的諸侯，而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孫。
這樣一來，防備的做法越嚴密，猜疑防備之心也就更深了。
以上講漢代封國建土曆經三次變化，而猜疑防範之心益深。
古代商湯盡管是靠着征伐取得天下，但也隻征伐了十一次，周武王也隻消滅了五十國，其餘的諸侯都仍然承襲前代的封國，從未聽說有把天下重新分封給自己的親信。
周雖然大封同姓諸王，但是那些由子孫們建立的封國，都能和國家共享福祚，也沒聽說成、康之後，就因為害怕文、武那一輩的族系威脅自己的王位，而一定要平定他們，重新分封自己的子孫。
我曾經說過：一定得先有以天下為公的思想，然後才可以施行封建。
因為封建出于公心，就會選拔賢能之士，這樣大國與小國互相維持的局面才能維持千年而不改；如果封建出于私心，就會因為害怕不親近的諸侯威脅自己，而形成上下互相猜忌的局面，以至于不能存在很長時間。
漢景帝、武帝之後，剝奪諸侯王任用官吏、管理百姓的權力，于是諸侯王雖有君國子民的名義，卻不過靠封地的土地收入維持生計而已，至于軍隊和土地都無權動用。
這說明漢雖糾正了秦的弊政，恢複了封建制度，然而對于君主來說，隻是徒謀封建的美名，卻并沒有唐、虞三代的公心，做諸侯王的人，獲分封之後，就想馬上效法春秋戰國的做法，因此也就維持不了多久而被廢掉了。
以上講必有天下公心，封建制度才可長期施行，由此論及漢末的弊病。
至于漢的滅亡，有人認為是缺乏藩國諸侯的協助，勢單力孤的原因。
于是我又考察了曆代滅亡的原因：魏文帝不放心自己的兄弟，分封自己的兒子，然而卻不給他們太多的自由，二傳以後，中央的力量逐漸削弱，司馬氏父子輕易地奪取了政權，毫無顧忌。
晉武帝分封很多諸侯，宗室藩國強大，都能自己指揮軍隊，設置官吏，可以說是糾正魏的錯誤，然而卻有八王發難，朝廷發兵平叛，反而招來五胡的反叛。
宋、齊兩朝的皇子都是很年幼就獨當一面，雖然叫作藩鎮，實際上卻受制于典簽、長史這些人手中，每次更換國主，就都把上一個國主的子孫全部消滅，緻使國運終于不能保持長久。
梁武帝在位時間最長，諸子孫都是盛年雄材，分為一邦之主，專制一方，可以說是糾正宋、齊的錯誤了，然而諸王率兵靖難，也不能制止侯景之亂。
魏、宋、齊猜忌骨肉，因此導緻滅亡；晉、梁盡管鼓勵宗藩的發展，最後也挽救不了混亂的局面。
這樣看來，封建制的得失，不需要再讨論了，王绾、李斯、陸士衡、柳宗元等人所說的是非，也不能不正确對待。
以上講疏遠宗藩者有弊，鼓勵宗藩發展亦有弊。
這裡著錄的，是從三皇以後直到春秋之前，國名可見之經傳，事迹也可以考察的，都加以著錄，像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樊、桧等都是這種情況。
春秋時期的十二個國家，已經有太史公的《世家》詳細記載了他們的事迹，于是就不再贅叙，隻記下他們世代的時間而已。
像各小國的事迹，凡是《春秋》三傳、雜記中有記錄的，就仿照《世家》的體例，叙述它們的大緻情況，邾、莒、許、滕以下就是這種情況。
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都依據司馬遷和班固二人的《史記》《漢書》的年表，東漢以後，沒有年表可以依據，就從諸傳中摘錄史實，來分别訂正受封傳授的本末原委，盡量使其完整。
列侯不世襲是從唐代開始的，親王不世襲是從宋代開始的，于是就僅僅記載他們受封者的姓名而已。
作《封建考》第二十。
共十八卷。
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
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史記、金匮、石室之書①，猶是任也。
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
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
蓋必二任合而為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
然二任之堕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久矣。
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為官失之。
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疏略如此。
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為一。
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
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
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
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
其間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
夫同此一蒼旻也②，食于北者其數過倍于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诏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
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二事見于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姑述故事，廣異聞耳。
以上言諸史記日食之不可信。
《天文志》莫詳于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③，尤為簡明。
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采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于篇。
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
凡十七卷。
【注釋】 ①（chōu）：綴集。
②蒼旻（mín）：蒼天。
旻，天。
③丹元子：隋時隐士，作《步天歌》，可以用來觀天象。
【譯文】 在三代的時候，都有太史這個官職，他的職掌是觀察天象、記載時政，是把占候與記載之事合由一人掌管。
漢代太史公掌天官，不負責管理百姓，收集史記、金匮、石室這類書，是他們的責任。
到宣帝的時候，把這個職務稱為令，隻是編寫太史公文書而已，編撰史書的職責由别的官員來承擔。
這樣太史這個官職，就隻管占候而已。
隻有把兩個職掌結合起來，天象有變化，才會記錄無遺，這樣才可以考察一代天文運行的變化規律，來推知吉兇。
然而把兩種職掌分割開來，互不通聲氣，已經很久了。
過去《春秋》中寫到“日食”二字時不書“日”字，而史家認為是史官的失職。
可見當時掌管占候與管記載的人不同，是出現這種錯誤的原因。
以上講古代負責天文觀測與記錄時政的是一個職官。
我曾考證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有三十六次；從魯定公十五年到漢高祖三年，中間二百九十三年，考史書中的記載卻隻有七次日食，看來遺漏不書的有很多。
從漢代以後，史書記錄都保存了下來，然而，盡管這時天下已經統一于一家，但史書上的記載卻沿襲重複，我們無從了解其中的是非對錯。
等到南北分裂以後，國各有史。
經過現在考證：南方從宋武帝永初元年到陳後主祯明二年，北方從魏明帝泰常五年到隋文帝開皇八年，這一百六十九年之中，《南史》中記載的日食隻有三十六次，《北史》中記載的日食卻有七十九次。
其中時間相同的隻有二十七次，又有年代相合、月份卻不合的情況。
南北面對同一個蒼天，北方的日食次數竟然超過南方一倍，道理上是講不通的呵！另外，日期上的不相吻合，也很荒唐，難道天上能有兩個太陽嗎？看來史官的錯誤，矛盾太多了。
征象表現最為清楚明白的莫過于日月了，即使愚蠢的人擡起眼睛就能知道，記載卻能出現這樣嚴重的錯誤，這樣的話，關于星辰之間變化的記載難道就足以憑信嗎？按：漢哀帝曾經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過待诏李尋，而李尋的回答，能夠完整地說明原因。
光武帝在建武五年召嚴光入宮中共卧，太史奏禀客星淩犯帝座，這兩件事都收在李尋、嚴光的傳中，然而據《漢志》考之，哀帝在位的整個時期，都不曾記有日無精光的事，建武五年也不見記載有客星犯帝座這件事，這也可以佐證史官的疏略。
在這一部分不過是叙述一些有關史事，收集一些異聞罷了。
以上講各種史書上記錄日食不可信。
史書中的《天文志》沒有比晉、隋兩代更詳盡的了，到丹元子的《步天歌》尤為簡明。
宋代兩朝的史志都曾記載諸星辰距離北極的遠近，《中興史志》采集近代諸儒的議論，也有很多前朝諸史所未發的見解，因此選擇其中清楚有道理的，都錄于書中。
于是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先說明三垣二十八宿等星辰的名号及位置，其次記載天漢的出沒規律，下面再接着把日月行星的運動軌迹、七曜星的變化以及雲氣等等介紹清楚。
共十七卷。
《記》曰：“國家将興，必有祯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
”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随之。
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
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祯祥乎？其亦不達理矣。
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
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
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
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于此不得其說，于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罙有所不通。
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
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
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
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
故今取曆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随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
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
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①，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
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
秦孝公時，馬生人②，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
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亦一爾，故均謂之馬異。
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谶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并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
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
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
至于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為妖，如桑榖共生之類是也。
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為木不曲直。
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為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
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為華孽。
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門，附雨雹之後。
又前志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雲。
作《物異考》第二十二。
凡二十卷。
以上厘正諸名目。
【注釋】 ①魚集武庫屋上：見《晉書》。
魏齊王嘉平四年（252）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被認為是“魚孽”。
②秦孝公時，馬生人：見《史記》。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有馬生人。
【譯文】 《記》中曾說：“國家将要興盛，一定會有祯祥；國家将要滅亡，一定會有妖孽。
”這說明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根據氣的感應而有證驗相随。
從伏勝作《五行傳》到班固以下都因襲其說，再附之以各代的證驗，于是就作成了各代的《五行志》，變成隻說妖孽而不說祥瑞。
難道陰陽五行之氣隻能出現妖孽而不能出現祯祥嗎？這是很不合道理的。
盡管如此，妖孽祯祥的問題也不是容易說清楚的。
天下大治的時候就有鳳凰出現，因此在虞的時代有來儀之祥，然而在漢桓帝元嘉初年和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也出現過好幾次，桓、靈之世卻并非長治久安的時期。
如果殺罰過當的話，就會出現長寒的天氣，因此秦始皇的時候，就出現了四月下雪的異兆；然而在漢文帝四年的時候，也有六月下雪的事情，漢文帝卻并不是殘暴的君主。
斬蛇夜哭這樣的事情，對秦來說是妖孽，對漢來說卻是祥瑞，把它們籠統地叫作龍蛇之孽難道是正确的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的時候就是妖孽，在漢宣帝時卻成為祥瑞，籠統地以樹的曲直來斷定妖孽祥瑞難道也是正确的嗎？前朝史書對于這些事情都不能找到恰當的說法，于是就穿鑿附會，勉強尋找證驗，實際上是很不合道理的。
以上講《五行志》上的說法多不通。
我曾認為事物當中反常的就是異象。
其中吉祥的就是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中妖孽就是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
妖祥不同，然而都是不正常而罕見的現象，把它們都叫做是異象也是可以的。
因此我就取曆代史書中《五行志》所記載的，并旁搜各史中本紀與傳記中僞記載，按各種類别加以劃分，歸入各門，不說是妖孽，也不說是祥瑞，總的叫作物異。
像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這些物異，都是妖孽，不能把它們叫做祥瑞，于是就延續前史中的舊名稱。
就像魏、晉的時候，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把這叫作魚孽；而像周武王時白魚入舟，就是祥瑞之兆而不是妖孽。
妖孽、祥瑞之間雖然很不同，但它們作為異象卻是一樣的，因此把它們都叫做魚異。
秦孝公的時候馬生人，前史把這叫作馬禍；然而像伏羲時龍馬負河圖，就是吉祥而非禍害。
妖孽、祥瑞之間雖然很不同，但它們作為異象卻是一樣的，所以把它們都叫做馬異。
其餘像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于童謠、詩谶之屬，前史都把它們稱為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者叫做詩妖、華孽，這裡則把它們全部記載下來，既不叫妖，也不叫孽，都以“異”來稱呼它們。
以上将一些反常現象命名為“異”的用意。
至于像豕禍、鼠妖，本來就沒有祥瑞可以叙述，因此也就沿襲前史的舊名。
至于像木不曲直的情況，是樹木失其常性而成為妖，就像桑榖共生的情況。
像雨木冰，是寒氣襲木使它結冰，原因不在樹木，劉向卻以為雨木冰是樹的不曲直。
花孽是花失去常性變成了妖異，像冬天的桃李花開，就是這種情況。
像冰花，是冰的形狀奇特像花而已，原因不在花，《唐志》卻将冰花看成是花孽。
這兩種都是喪失了它們的常性與一般情況不同，現在把它們矯正，都收入恒寒門，附在雨雹之後。
另外，以前的志書都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這些都是後來的學者不明白的地方，這裡以鼠妖、青眚各自作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接以其事命名，使讀書的人容易明白。
于是作《物異考》第二十二。
共二十卷。
以上厘正諸書目。
昔堯時禹别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複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
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複以十三州統之。
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罙多，所統罙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
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曆陽①，或治壽春②，或治曲阿③，或治合肥④，或治建業⑤，而唐始治廣陵⑥。
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誇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兖，曆陽為南豫，曆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
魯郡在禹迹為徐州⑦，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迹為豫州⑧，而晉則屬兖州所領。
離析磔裂⑨，循名失實，而禹迹之九州彌不複可考矣。
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迹不可考。
夾漈鄭氏曰⑩：“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
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
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
後之作史者主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
”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曆代郡縣析于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迹所統為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為準，溯而上之，而備曆代之沿革焉。
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為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迹，下以宋代為準。
而于每州總論之下，複各為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
作《輿地考》第二十三。
凡九卷。
【注釋】 ①曆陽：今安徽和縣。
②壽春：今安徽壽春。
③曲阿：今江蘇丹陽。
④合肥：今安徽合肥。
⑤建業：今江蘇南京江都區。
⑥廣陵：今江蘇揚州廣陵區。
⑦魯郡：今山東曲阜。
⑧陳留：今河南陳留。
⑨磔（zhé）裂：分割，割裂。
⑩夾漈鄭氏：即鄭樵，字漁仲。
住在夾漈山中，故稱夾漈。
【譯文】 古代堯時禹分天下的九州，到舜的時候分為十二州，周代又分成九州，然而與禹的九州不同。
漢承秦制分天下為郡、國，又以十三州統領郡、國。
晉的時候把州又分成十九個，自晉以後，州的設置也就越來越多，管理的地區也就越來越狹窄，而且建立的州的治所也不止一處。
以揚州為例，自漢以來，治所有時在曆陽，有時在壽春，有時在曲阿，有時在合肥，有時在建業，到唐代才改在廣陵。
到南北分裂之後，出于誇大的心理，又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州，京口為南徐州，廣陵為南兖州，曆陽為南豫州，曆城為南冀州，襄陽為南雍州。
魯郡在禹的時候分在徐州，到漢代則屬于豫州的統轄之下；陳留在禹的時候屬豫州，到晉代則屬兖州管轄。
把原來的地方分裂成幾塊，名與實之間不合，禹時的九州更不再能考證清楚了。
以上講九州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禹分天下為九州之事難以确考。
夾漈鄭樵曾說：“州縣的設置，随時間的不同而有不同；山川的秀美，卻是千古不會改變的。
因此《禹貢》中分九州一定是以山川來确定疆界。
兖州這個名稱可以轉移到别處，但是濟、河的兖州卻是不會改變的，梁州這個名稱可以遷移，但是華陽、黑水之間的梁州卻是不會遷移的，因此《禹貢》才是萬世不變的書。
後來作史的人，以郡縣為主，因此州縣一旦移易，他們的書也就要作廢了。
”這話說得很好！杜佑的《通典》也把禹的九州劃分為各郡縣，現在的論述，則以禹的時候的九州疆界為标準，延續下去，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的為準，追本溯源，使曆代的地理沿革能夠很清楚地看到。
至于像冀州的幽、朔地區，雍州的銀、夏地區，南粵的交趾，以及原先未曾為宋的建置包括在内的地區，則以唐代的郡縣為準，追考前代史實，來彌補其中的不足；以上講上以禹迹，下以宋代為準。
在每州總論之下，又各附一圖，先把春秋時諸國地理能夠考證清楚的分到九州之内，接着再把秦、漢、晉、隋、唐、宋的郡縣，考證清楚之後都歸到禹的九州之下，漢代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治下的郡，其中與九州地理疆界不一緻的，都加以改正。
于是作《輿地考》第二十三。
共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①，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
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
《春秋》所錄，如蠻則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②，狄則赤狄、白狄、臯落、鮮虞之屬也③。
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④，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于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
至于沙碛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黩武，絕大漠、逾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
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
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
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辟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
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赍重賄，招來而羁置之，俾得通于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
自是之後，世謹梯航⑤。
曆代載記所叙，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
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凡二十五卷。
【注釋】 ①五服：指甸、侯、綏、要、荒五服。
古代用來指距離天子的各諸侯的地理遠近。
②山戎、北戎：我國古代北方民族名。
居于今河北東部。
陸渾：古瓜州，今敦煌一帶。
③臯落：赤狄别種，居于今山西垣曲。
鮮虞：白狄别種，居于今河北正定。
④魏绛：指魏莊子。
⑤梯航：梯山航海。
借指開拓的疆土。
【譯文】 古代先王劃分天下，為五服，即使像蠻夷、戎狄當中地處要服、荒服之内、九州之中的，都要以禮樂教化他們，用武力來羁縻他們。
唐、虞、三代的時候，詳情已經不得而知了。
《春秋》中所記錄的，像蠻就是劃屬荊、舒之地，夷則是萊、夷之地，戎則是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這些部族，狄則是指赤狄、白狄、臯落、鮮虞這些部族。
據經傳中的記載，像齊桓公所打擊的，以及魏绛所講和的，雖然也是戎狄這一類，但都雜處于中原，因此才會有用武力制服并加以羁縻的情況。
至于在沙碛之地、瘴海之外，都不曾窮兵黩武，跨越中國的疆域，去征服他們的部落，建置郡縣；改變他們的服飾，穿戴上衣冠，以此來耀武揚威，誇示于後人。
以上講三代時四方夷族皆在中華的範圍内。
秦始皇吞并六國之後，開始向北打擊匈奴，向南攻取南粵。
到漢武帝的時候，向東吞并了朝鮮，向西收服了甘、涼地區，在南方開辟了交趾、珠厓兩郡，在北方建立了朔方、河南兩郡。
以至像車師、大宛、夜郎、昆明這些小國，都派遣使者，賄以重金，招安之後加以羁縻，使其與我天朝上國建立聯系，能夠看到它的廣大與富強，同時還移民于夷狄之地，以助教化，這些都是無用之舉。
從此以後，各代都謹守疆土。
根據曆代載記中的記載，這些蠻荒地區風氣的變化，習俗的詭異，都是能夠考察清楚的，至于他們的世襲傳授情況，卻是不能完全明白了。
于是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共二十五卷。
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
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尊之則為師，鈞是人也。
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為一。
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
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⑤，曰文學掾⑥，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
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
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
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⑦，國家之學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
于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于興衰理亂之故矣。
作《學校考》第十，叙曆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
凡七卷。
【注釋】 ①州、闾、鄉、黨：地方上的各級單位。
二十五家為闾，四闾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②讀法：指對衆讀一年政令和十二教之法，使百姓知之。
③比長：周代地方基層組織，五家為比，其長稱比長。
闾胥：周代每族四闾，由闾胥各掌其間之征令，如征賦、征役等。
④遂大夫：周代官名。
一遂之長，掌握政令。
遂，古代統轄五縣的行政區劃。
⑤博士官：漢武帝時設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縣選送。
⑥文學掾：郡置文學掾，略似後世的教官。
⑦筌蹄：比喻為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
筌，魚鈎。
蹄，兔網。
【譯文】 古代的教育，家有私塾，黨有庠，遂有序，國家有太學，所謂學校，并不是隻有一種。
然而隻有國學有專門管理教育的司樂、司成，至于州、闾、鄉、黨的學校，就沒有聽說過有管理教育的官員。
等到考察了《周禮·地官》之後，才知：黨正是掌管他那個地區的政令教治的官員，在春天的時候對衆讀一年政令和十二教之法，祭祀的時候用禮來管理百姓；州長掌管他那個州的教治政令，考察治下之民的德行道藝，糾正其中的奸惡之徒，行使勸誡的作用。
這才知道黨正即一黨的師長，州長是一州的師長，以至于在民間作比長、闾胥，在朝廷之上作鄉、遂大夫，都是這樣。
由此可見，古代做官吏的人，他們的德行道藝，都足以為人師表，因此發布政令，無非教化。
而他們都是從百姓當中培養的賢者，選拔出來使他為師長；在百姓當中培養有才能的人，選拔出來讓他們為官。
于是，不管是作為百姓去服役，作為士子去受教育，還是作為官員去管理百姓，尊崇為人師，都是從普通人中産生的。
以上講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為一。
秦、漢以來，儒生與吏才開始不同，行政與教化才開始分途。
于是他們當中叫作郡守、縣令的，就是管理百姓的官員；他們當中叫作博士官、文學掾的，就是教化弟子的師長。
這兩方面相互無關，用以教化的不是用來施政的，用以施政的不是用來教化的。
士子在他們學習的時候，叫作習讀；等到他們登上了仕途，就抛棄他曾學習過的《詩》《書》《禮》《樂》，去從事于簿書期會的新規矩。
古代有人說：“我隻聽說學習之後才為政做官的，卻從未聽說過以政為學的。
”後代做官的人，卻都是以政為學的。
等到他們以政為學，那麼儒者的學術，都變成了工具，國家設置的學官，都變成豬狗，百姓如何能見到先王之治的重現呢？更何況飛黃騰達的途徑，層出不窮，這說明不通過學習而升遷的人實在是很多的呵！以上講政與學分，而學日益衰敗。
于是所謂學問，不過是被視為粉飾太平的一件事情，對于庸人俗吏來說，幹脆被當作無益于治亂興衰的東西。
于是作《學校考》第十，叙述曆代學校制度，至于祠祭褒贈孔子為先聖先師的曆史原委、幸學養老的儀式，以及郡國鄉黨之學都附在其中。
共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别，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①，契掌教②，臯陶明刑③，伯夷典禮④，羲、和掌曆⑤，夔典樂⑥，益作虞⑦，垂共工⑧。
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
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于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
于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
以上分清濁。
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⑨，宮伯、内宰⑩，盡興賢之侶。
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11)，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12)，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13)，陳誼格非，拾遺補過。
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将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14)。
中漢以來，此意不存，于是非閹豎嬖幸，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
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15)，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複殊異，而官之内外始分矣。
以上分内外。
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
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複識簡編。
于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
以上分文武。
至于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内而實外也。
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并不預宮中之事。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
唐以後亦為三公。
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
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于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16)，将作有監貳而未嘗谙營繕(17)。
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
尚書令在漢為司牍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
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绶，主宮禁文書而已。
至唐則為三省長官。
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
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
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
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
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
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賤。
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懸絕如此(18)。
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
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數，内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
凡二十一卷。
【注釋】 ①禹宅揆：禹居天官，處理百事。
宅，居官，任職。
揆，度劃。
②契掌教：契做司徒命五教。
③臯陶明刑：臯陶為士明正五刑。
④伯夷典禮：伯夷為秩宗，負責禮儀制度。
⑤羲、和掌曆：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記天時以授人。
⑥夔典樂：夔掌管朝廷的音樂事務。
⑦益作虞：益掌管山澤。
虞，古代掌管山澤之官。
⑧垂共工：垂做工官，利器用，共理百工之事。
⑨籲俊：求賢之意。
⑩宮伯、内宰：周時宮中之官。
(11)侍中：漢代以侍中為加官，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12)周昌：漢時沛（今江蘇沛縣）人。
拜禦史大夫，敢直言。
袁盎：字絲，父楚人，後徙安陵（在今河南鄢陵北）。
汲黯：字長孺，濮陽（在今河南濮陽西南）人。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
傳古文尚書。
(13)晏：通“宴”。
(14)霍光：字子孟，兄霍去病故後，年十餘歲，武帝任為郎，後為大司馬大将軍。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文任為郎，宣帝拜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将軍，領尚書事。
(15)南司、北司：唐以宰相為南司，宦官為北司。
(16)太常：秦置奉常，漢景帝時改名太常，九卿之一。
掌禮樂郊廟社稷事宜。
(17)将作：即将作大匠，職掌宮室、宗廟、路寝、陵園的土木營建。
(18)崇庳（bì）：高低。
庳，低。
【譯文】 古代總是根據事務設置官吏，根據才能授予職位，并無清濁内外之間的差别，也沒有文官武官之間的不同，為什麼呢？在唐、虞的時代，禹為天官處理百事，契做司徒命五教，臯陶為士明正五刑，伯夷掌管禮儀制度，羲、和掌天地四時、記天時以授人，夔掌管朝廷的音樂事務，益做虞，掌管山澤草木禽獸，垂做工官，共理百工。
無論在精深的方面論道治國，還是在粗淺的方面管理财物辨别器皿，都能位居公卿，都是聖賢之人。
後世居高位治萬民的人，都自以為清高，瞧不起那些多才多藝的人；而那些憑技巧事上的人，都安于鄙俗的地位，也很難與他們讨論治國安邦的大事。
于是那些懂審音、治曆法、醫術、蔔筮的人，隻是設官相待，把他們叫作雜流，擯棄到缙紳隊伍之外，于是官員當中清流與濁流才開始分野。
以上分清濁。
過去在成周的時代，設官分職，綴衣、乘馬，都是一時才俊；宮伯、内宰，都是天下有才能的人。
到了漢代，這種面貌還依然能夠保存，因此才會以儒者做侍中，以賢士做郎署，像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這些人，才得以出入宮廷禁地，陪侍宴樂，陳述大義，格正是非，拾遺補過。
其中才能卓絕突出，能位至公卿将相，擔當國家重任的，要數霍光、張安世。
漢代中期以後，這種面貌就已經不複存在，于是出現了非宦官嬖幸不得以侍從在宮廷之内的情況，賢能的士大夫，隻能以奏章得以陳述己意。
漢代有宮中、府中的區别，唐代有南司、北司的區别，官員在職掌上互不相幹，品流也都不一樣，于是官員的内外之分才開始顯著。
以上分内外。
古代，文官可以治國，武将可以平亂。
作為人臣，都是可以出将入相的；作為小臣，也都是提筆可以備皇帝策問，執矛戈可以沖鋒陷陣的。
後世人才日衰，沒有誰能供君王稱心地使用，那些負責處理文書的官員，都不知打仗行軍的事，那些前敵指揮的官員，也都不識文書。
于是選拔官員，開始分成兩類，這樣官員始有文、武之分。
以上分文武。
至于那些名義叫做侍中、給事中的官員，實際上卻不曾管理過宮禁内的事務，這是名内而實外的情況。
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都用外庭之臣來充任，并不參與宮中的事務。
還有像太尉、司馬這樣的官員，卻未曾執掌過兵權，這是名武而實文的情況。
太尉，漢承秦制以為三公，然而仍然執掌軍事。
唐以後也是三公之一。
宋代呂夷簡、王旦、韓琦，都官至太尉，卻并非武臣。
大司馬，據《周官》載為掌兵權之官，到漢代元帝、成帝之後作為三公之一，僅次于司徒，這說明後來執政的責任，并非由武臣來擔當。
太常下設卿佐，可他們并不懂得音樂；将作之下設監貳，他們也不懂營繕方面的事。
不過是儒臣們培養聲望的職位，名義上屬濁流而實則是清流。
尚書令在漢代是掌管文書的小官吏，後世卻成為大臣都不敢擔當的高官；校尉在漢代是軍隊中的要職，後世卻是連普通士兵都不屑做的小官。
尚書令，漢初的職位很卑微，不過是銅章青绶，主管宮禁文書而已。
到唐代卻成為三省長官。
唐高祖入主長安的時候，太宗身為秦王而任尚書令，後來郭子儀位至勳爵，卻因為太宗曾經任過此職而不敢接受。
從此以後直至宋代，沒有敢拜受此職的人。
漢代八校尉，統領禁衛諸軍，都是官位尊顯的官員。
宰相被罷官之後，就有做城門校尉的。
又有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權位更是尊貴。
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都是統領重兵的大帥之職；到宋代，校尉、副尉卻成了武職中的低級職位，連品都不入，非常低微。
官名相同，古今所受的待遇卻如此懸殊。
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
然而經過參互考證，左右爬梳，其中因革變化的緣故，還是可以推測知道的。
于是作《職官考》第十一，首先叙述官制，其次叙述官數，内官從公師、宰相以下，外官從州牧、郡守以下，都包括在内，連散官、祿秩、品從都詳細說明。
共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①：“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
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
古者人習于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
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
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
《儀禮》所言，止于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于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
以上祭祀儀節久失。
漢鄭康成深于禮學②，作為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谶緯之言而釋經③，以秦、漢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④。
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⑤，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于方士不經之說。
而鄭注《禮經》二祭⑥，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
夫禮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複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⑦，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疊用之，竟不能偏廢也。
以上鄭氏說不足據。
至于禘、祫之節，宗祧之數⑧，《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适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
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⑨，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
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複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
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
今并錄其說，次及曆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并詳著焉⑩。
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
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祇之祀。
首郊，次明堂，次後土(11)，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禖(12)，次八蠟(13)，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14)，次親蠶祭先蠶(15)，次祈禳，次告祭(16)，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
凡二十三卷。
作《宗廟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
凡十五卷。
【注釋】 ①《郊特牲》：《禮記》篇名。
②鄭康成：鄭玄，字康成。
③谶（chèn）緯：漢代流行的神學迷信。
④舛（chuǎn）：相違背。
⑤郊：祀天地。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等大典，均在此舉行。
⑥二祭：謂郊祭與明堂祭。
⑦王肅：字子雍，東海郡（郡治在今山東郯城西北）人。
⑧宗祧（tiāo）：宗廟。
⑨信齋楊氏：楊複，字志仁，号信齋，福州（今屬福建）人。
⑩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指唐代的《大唐開元禮》，蕭嵩等撰，宋代的《政和五禮新義》，鄭居中撰。
(11)後土：古時稱地神或土神為後土。
(12)高禖（méi）：指媒神，帝王祀之以求子。
(13)八蠟：周代祭名。
秦稱臘，即于每年十二月農事完畢後舉行的祭祀。
(14)先農：神農。
(15)先蠶：指嫘祖。
(16)告祭：古代國逢大事，告于天地祖宗之禮。
【譯文】 《郊特牲》中說：“禮所尊重的，是義。
如果失去了義，僅僅羅列一些節目，那是祝、史才會做的事。
因此禮數雖可以陳列，它所表現的義理卻很難知曉。
”荀卿說：“不知義理，僅僅謹守節目，小心謹慎不敢有所損益，那麼就隻有父子相傳以待王公了。
因此三代雖已滅亡，治國之法仍然存在，這是官員們領取俸祿的原因。
”義理，是祭祀所遵循的道理；禮數，是祭祀的儀式。
古人熟習禮義，因此在家、國之中所進行祭禮的品節儀文，祝、史、有司都能了解，然而對于禮所包含的義，卻是非儒家講師不能明了的。
周代衰亡，禮樂荒廢，它們的儀節也都衰亡了。
秦、漢以來，儒生口耳相傳，書冊記載，都隻能說說其中的義理而已，《戴記》就是這樣。
《儀禮》中談到的，僅僅是卿相士大夫們的禮數，六典所記載的，也隻是與它的職掌有關的方面，至于國家的祭祀大典，卻沒有誰能知道其中的節目儀文。
以上講祭祀儀節久失。
漢代的鄭康成，對禮學有深入的研究，他所作的傳注，很能補充經文不完備的地方；然而他用谶緯之言解釋經典，用秦、漢時的事迹比拟三代，這是他出錯的地方。
古代郊祭與明堂的祀禮，都隻是祭天而已。
秦、漢始有供奉五帝、泰一的祠祀，卻用古代郊祀、明堂之禮對待它們，都是出于方士們的無根據的妄言。
然而鄭康成所注的《禮經》二祭，叫作天和帝，把這當做威靈來尊仰，當做耀靈來珍貴，沿襲方士緯書荒誕不經的說法卻不知其錯。
禮之中以祭為最重要，所祭以天為最重要，在祭天的名目下面尚且出現如此多的錯誤，在其他方面的注釋，即使廣征博引，也不知他是否真的了解《禮經》的本意？王肅等儒生，雖然引經據典力排鄭說，然而魏、晉以來的祀天之禮，常常參考王、鄭兩種說法而交替使用，竟然不能偏廢。
以上講鄭玄的認識不足據。
至于禘、祫這樣的禮節，宗祧這樣的禮數，《禮經》的明文沒有佐證來參考，注家們的觀點又互相不同，各自抵牾，與郊祀方面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
近代三山楊信齋，得着考亭、勉齋的遺文奧義，寫成了《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稱得上是千載不刊的寶典。
然而他所著述的，隻以經文為本，不再用注疏之說來補足說明，于是經文不清楚的地方，他也從略不能連貫通達。
杜佑《通典》有祭禮，則參考使用經、注之文，王、鄭二說都有保留，雖然經文解釋通暢明白，卻不如楊氏的純正。
這裡都抄錄了他們的說法，接着叙述了曆代祭祀禮儀的具體情況，而且把唐代《大唐開元禮》、宋代《政和五禮新義》所出的兩部禮書中記載的祭禮儀節的注釋，都詳細著錄。
以上祭禮，并錄杜佑、楊複的說法。
于是作《郊祀考》第十二，叙述古今對天神地祇的祭祀。
開始是郊祀，緊接着是明堂，後面是後土、雩、五帝、日月、星辰、寒暑、六宗、四方、社稷、山川、封禅、高禖、八蠟、五祀、籍田祭先農、親蠶祭先蠶、祈禳、告祭等等，最後以雜祠、淫祠結尾。
共二十三卷。
另外作《宗廟考》第十三，叙述古今對人鬼的祭祀，首先是國家宗廟，下面是時享、禘祫、功臣配享、先代君臣、諸侯宗廟等等，以大夫、士庶的宗廟進享為結束。
共十五卷。
古者《禮經》《儀禮》，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
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兇、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①。
此先王制禮之略也。
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②；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号、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為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
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
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
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車旗、鹵簿③，及兇禮之國恤耳④。
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曆代之事迹焉。
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⑤，所謂王朝之禮也。
以上略序王禮之目。
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叙。
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複措辭焉。
作《王禮考》第十四。
凡二十二卷。
【注釋】 ①鄉：鄉飲酒、鄉射。
古代禮俗。
②大射：諸侯将有祭祀之事，天子與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
鄉飲酒：《儀禮》有《鄉飲酒》篇。
鄭玄注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
”投壺：《禮記》有《投壺》篇。
鄭玄注曰：“投壺者，主人與客宴飲講論才藝之禮。
” ③巡狩：帝王離開國都巡行境内。
鹵簿：指儀仗。
④國恤：國家喪禮。
⑤晦庵：朱熹在建陽雲谷所建草堂名。
亦代指朱熹。
【譯文】 古代《禮經》《儀禮》都說有三百種禮，但是沒有誰能了解其中的詳細情況。
然而總的來說共有五種，叫作吉、兇、軍、賓、嘉，其中重要的有冠、婚、喪、祭、鄉、相見六種。
這是先王制禮的大概情況。
秦、漢以後，繼承改革有所不同：有古代有而現在沒有的，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這些禮，現在就不存在了；有古代沒有而現在有的，像聖節上壽、上尊号、拜表之類，就是這種情況；有些古今都有，而後世不曾制訂作為一定禮節的，像臣庶們的冠、婚、喪、祭就是這種情況。
凡是這種情況，都沒有什麼變化，也就不作詳細地記錄了。
以上說的是三方面的禮儀無沿革變化就不詳述了。
古今都保留且每代都有因革變化的，隻有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于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車旗、鹵簿，以及兇禮當中的國恤就是這樣。
現在這裡除去國祀、學校、選舉都已經有專門論述以外，朝儀以下，則統稱為王禮，詳細著明曆朝曆代的事迹。
這些都以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說的王朝之禮為本。
以上略序王禮的綱目。
其中沒有沿革變化的，像古禮，都有經傳中的記載、先儒的叙述，而且也有專書可以查找，這裡就不用多餘的記錄了。
像今禮，雖然不能沒有缺漏，然而議論禮制，又不是書生能夠參與的事，這裡也不再多說了。
于是作《王禮考》第十四。
共二十二卷。
《記》曰①：“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故審樂以知政。
”蓋言樂之正哇，有關于時之理亂也。
然自三代以後，号為曆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
漢莫盛于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②。
天子下太樂宮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禦，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
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于王莽矣。
唐莫盛于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
宋莫盛于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範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制《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貞矣。
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
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
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
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
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将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
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鸠、萬寶常、王令言之徒③。
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于黍之縱橫，求正哇于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扪燭之為④？愚固不知其說也。
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
作《樂考》第十五，首叙曆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⑤，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⑥，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⑦。
凡十五卷。
【注釋】 ①《記》：《樂記》，《禮記》之一篇。
②河間獻王：漢景帝子，名德。
修學好古，為漢代諸王中最出色的。
③師曠：春秋晉平公時樂官，能審音以占驗人事。
州鸠：周景王時樂官。
王令言：隋時樂人。
④刻舟：即刻舟求劍，比喻拘泥成法而不講實際。
覆蕉：比喻神情恍惚。
《列子》載：鄭人打柴遇駭鹿，斃之，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
俄爾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
叩槃扪燭：比喻不符合實際。
蘇轼《日喻》說：有盲人問日的形狀，有人告訴他說像銅盤。
敲銅盤而得其聲，後來聽到鐘聲就以為是日。
有人告訴他日光像蠟燭。
摸蠟燭而得其形，後來摸到短笛就以為是日。
槃，同“盤”。
⑤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種材料做成的樂器。
⑥樂縣：謂鐘磬之類的樂器。
縣，同“懸”。
⑦徹樂：國有災禍則去樂。
徹，撤除。
【譯文】 《樂記》中說：“聲音中體現的道，與政治相通。
因此了解音樂可以知曉政事。
”這是說音樂的邪正，關系到當時政事的治亂。
然而三代以後，号稱曆時長久、百姓安樂的朝代，隻有漢、唐、宋。
漢代以文、景之時為最盛，然而到孝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才獻上雅樂。
天子将他們安置在太樂宮，經常練習着，在歲時典禮的時候備用，然而并不經常使用，經常使用到郊廟典禮上的都不是雅樂。
到漢哀帝的時候，才最終不用鄭聲，用雅樂，然而漢代國運已經轉移到了王莽那裡。
唐代以貞觀、開元之際為最盛，然而他們所用的也隻是教坊采集的俗樂，太常裡的伎人常常習練，當中不可教的，才去學習雅樂，這樣他們所說的樂也就可以知道是什麼狀況了。
宋代以天聖、景祐時期為最盛，然而當時胡瑗、李照、阮逸、範鎮這些人，始終以樂曲韻律不和、聲音不正為憂，但是終于未能改變這種狀況，到政和時期，才開始制作《大晟樂》，自稱古雅，然宋室的天下将要被女真所奪了。
古代根據樂聲來考察政事，後代卻在他們發政施仁的時候，無暇顧及樂聲，等到天下太平之後，綱紀法度都已經完備，敵國外患都已經消失，君主、丞相沒有别的什麼作為，學士、大夫也沒有别的什麼議論，這才想到去制作雅樂。
雅樂作成以後，政事已經凋敝，國家已經衰落了。
以上講漢、唐、宋盛時無所謂雅樂制作，而樂成之時，政事就已衰敗了。
隋代開皇年間制樂，用的是何妥的說法，擯棄了萬寶常的建議。
等到雅樂作成，萬寶常聽後，泫然淚下道：“這樂聲淫靡尖厲且有哀音，不久天下就要喪亡了！”唉！假使當時用了萬寶常的建議，就能夠挽救隋的覆亡嗎？然而萬寶常雖然不能制樂，但以保隋長存的心願，仍能聽出樂中的道理而知隋之必亡，他的宿悟神解，實在是有過人之處。
我曾以為世上的興衰治亂，本來未必由于樂，然而要想談論樂聲，則一定得像師曠、州鸠、萬寶常、王令言這些人。
他們所體會到的妙處，哪裡有法可尋？後代的君子，總想勉強議論樂聲，追究律呂之間的縱橫關系，探求正哇之間的清濁；有的更以殘缺斷爛的古書上的尺譜來佐證自己的說法，聲稱自己已有所體會，實際又與刻舟、覆蕉、叩盤扪燭的作為有什麼區别呢？我本來就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
以上講音樂的實質在于所體現的精神而不在于其曲調規範。
于是作《樂考》第十五，首先叙述曆代樂制，其次介紹律呂制度，後面接着介紹八音的分屬門類，又分成雅部、胡部、俗部，完整地說明古今樂器的本末原委，最後叙述樂懸、樂歌、樂舞，以及散樂、鼓吹，最後以徹樂結束。
共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教練之數也。
《司馬法》：“地方一裡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此調發之數也。
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
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
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
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
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
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于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诿曰①：教養于平時而驅用于一旦。
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
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為二。
作《兵考》第十六，首叙曆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
凡十三卷。
【注釋】 ①诿（wěi）：推诿，推說。
【譯文】 根據《周官·小司徒》記載：“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家有七人的授之以上地，其中三人要充任軍旅；家有六人的授之以中地，這樣的兩戶人家要出五人；家有五人的授之以下地，這樣的人家要出二人。
”這是充當地方團練的數目。
《司馬法》中記載：“方圓一裡的土地叫作井，四個井叫做邑，四個邑叫做丘，四個丘叫做甸，一甸有六十四井，要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帶甲士兵三人、七十二個兵卒。
”這是調發充軍的數目。
地方團練的人數越多越好，因此凡是以土地為生的人，除去老弱病殘做不了事情的以外，家家戶戶都要出兵卒，人人都知道養兵的重要性，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國家，也有數萬軍隊，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集結完畢；調發丁口，則越簡單越好，一甸六十四井，有五百一十二家，所征調的人也僅僅七十五人，這就是說調發六家人，一共才出一個人。
每甸如果以中地兩家五人計算，五百一十二家，可以充任的就有一千二百八十人，而實際上調發的隻有七十五人，這就是每十六次調發才輪到一個人。
地方教練多了以後，人人都熟悉行軍打仗的事情，調發又很簡單，這樣百姓不疲于征戰，這正是古代用兵制勝的道理。
以上講古時軍事訓練多而調發少。
後代士一直是士，農一直是農，工商末技之人也一直是工商末技之人，這四種人，平時不知甲兵是什麼，兵卒也就隻能出于四民之外。
因此當兵的人很少，懂得軍事的人也很少。
一旦有征戰，就把全民百姓全部趕到陣前去抵擋刀槍，沒有休息的時間，甚至把從未受過訓練的百姓送上戰場，這實在是抛棄老百姓的做法！唐、宋以來，開始專門使用募兵制度，于是兵和民截然分成兩類，對這種制度的解釋是：平日養兵，用兵一時。
然而在末世，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不僅驕悍而且劣弱，其害不淺，它的危害不隻在于耗費國力，而且更可能加速國家的衰亡。
以上講軍人和百姓截然分開。
作《兵考》第十六，首先叙述曆代的兵制，接着叙述禁衛及郡國之兵，以及教閱制度，還有車戰、舟師、馬政、軍器。
共十三卷。
昔漢陳鹹言①：“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蓋漢承秦法，過于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②，淫刑喜殺，習以為常，鹹之言蓋有激也。
竊嘗以為劓、刵、椓、黥③，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④，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
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鹹言尤為可味也。
以上言議法當依于輕。
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⑤。
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于死亡。
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于死。
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
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複肉刑以全其生。
肉刑卒不可複，遂獨以髡鉗為生刑。
所欲活者傅生議，于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才翦其毛發；所欲陷者與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複誅其宗親。
輕重失宜，莫此為甚。
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
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樸流宅，雖聖人複起，不可偏廢也。
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為不易之典。
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
以上言輕刑惠奸。
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谳，次贖刑、赦宥。
凡十二卷。
【注釋】 ①陳鹹：漢成帝、哀帝年間為尚書。
這裡所引的即陳鹹告誡子孫的話。
②張、趙之臣：指張湯、趙禹。
③劓（yì）、刵（èr）、椓（zhuó）、黥（qínɡ）：古代的四種酷刑。
劓，割鼻。
刵，割耳。
椓，破壞生殖器。
黥，在臉上刺字并塗黑。
④收孥：沒收為官奴。
赤族：滅族。
⑤髡（kūn）：剃發。
【譯文】 漢時陳鹹曾說：“在給人量刑施法的時候，應該從輕處理，即使有很大的利益，也要小心，不要過多地牽連别人。
”這說明漢繼承秦的法制，過于嚴酷，即便像武、宣這樣的皇帝，張、趙這樣的大臣，也都很喜歡動刑濫殺，把這看做是平常事，陳鹹的話是有針對性的。
我認為像劓、刵、椓、黥這樣的刑罰，都是蚩尤才用的酷刑，然而唐、虞這樣的賢聖也都照樣遵守；收孥、赤族，秦的法制，漢、魏以來也都相沿不改。
看來即使是賢聖之君，也都不免沿襲暴虐無度的法制，從這一點來看，陳鹹的話尤其值得我們玩味。
以上講定罪要從輕。
漢文帝的時候廢除肉刑，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而卻用剃發鉗頸的髡刑和鞭笞的笞刑來代替。
髡刑過輕而起不到懲戒的作用，笞法又過重很容易緻死。
這以後又免掉了笞刑，僅僅使用髡刑，對減免死罪的人就隻用髡刑，由髡刑進一等就變成死罪。
酷吏總是務必從重量刑，以至于被處死刑的人不勝其衆。
魏、晉以來認為這樣做不好，然而卻不知道減少笞數就可以使人不死，隻想到恢複肉刑來使其保全生命。
肉刑最後也沒有恢複，于是僅僅把髡刑作為生刑。
想讓活着的人便想辦法讓他活着，于是傷人的罪犯本應被腰斬，卻僅僅剪其毛發；本應坐牢的人卻被判死刑，還要坐連親屬，于是犯罪者不僅要被殺，他的宗親族屬也要受連累。
刑罰輕重失當，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隋、唐以來，開始制定五刑，叫做笞、杖、徒、流、死。
這五種刑罰，就是有虞氏的鞭樸流宅，即使是聖人複起，也不可偏廢。
以上講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重刑罰被确定下來。
如果僅僅羨慕輕刑的美名，卻不顧養奸的後患，以緻殺人的人不被判死刑，傷人的人不受刑罰，使無辜遭受毒害的人，含冤負屈而不得伸張，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人，也沒有後顧之憂，這也不是聖人施設刑法輔助教化的本意。
以上講刑罰太輕是對壞人受惠。
于是作《刑考》第十七，首叙刑制，下面依次叙徒流、詳谳、贖刑、赦宥。
共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蔔筮、種樹之書①，學者抱恨終古。
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
《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
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
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
若醫藥、蔔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锢，而并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
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
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複如是，豈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
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②，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阙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
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③，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④，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
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則采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
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⑤。
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殚見洽聞之一也。
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
凡七十六卷。
【注釋】 ①燔（fán）：燒。
②王堯臣：字伯庸。
官至吏部侍郎。
③晁氏公武：晁公武，宋代目錄學家。
④陳氏振孫：陳振孫，字伯玉，号直齋。
官至侍郎，家藏書極富，作《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⑤木天：指高大宏壯的木結構建築物。
【譯文】 過去秦始皇焚書，隻保留醫藥、蔔筮、種樹這一類的書，學者們非常遺憾。
然而今天考證之後，我們可以知道，《易》和《春秋》兩部經典，完整地得以保存；《詩》亡失了六篇，或者有人認為笙詩本來沒有，這說明《詩》也不曾亡失。
《周禮》本來沒有完整的書，《戴記》中經與記混在一起流傳于世，說明它是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以及六典出現的時間最晚，六典當中也僅僅亡失了《冬官》，然而這部書純正與駁雜相半，它的存亡與否不足以為六經的缺點。
隻有虞、夏、商、周的政書，亡失了其中的四十六篇。
那麼秦火所燒的，除了《尚書》以外，其他都不曾佚失。
至于醫藥、蔔筮、種樹這一類的書，當時盡管未被禁止流通，今天卻并沒有一卷流傳下來，由此可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那些小道異端，雖然被人小心保存，也不能避免亡失的命運，看來這是不以君王的好惡而興廢的呵。
以上講秦始皇焚書，經典實際上并沒有亡佚。
漢、隋、唐、宋的史書，都有《藝文志》，然而《漢書·藝文志》所載的書籍，在《隋書·經籍志》中存錄的，也隻是十分之六七；從《宋史·藝文志》來考察，隋、唐之際的書籍也是同樣的命運，這難道也是秦的過錯嗎？韓昌黎公曾說過，很容易就寫成的書，它的流傳自然不會很遠，這難道不是實情嗎？流傳書籍的人本來已經很少，不僅流傳而且收藏的人就更少了，不僅收藏而且閱讀的人就少上加少了。
宋代皇祐年間，命名儒王堯臣等人作《崇文總目》，記錄館閣中所收藏的書籍，然而隻涉及經、史，而且也不完備，子、集方面也隻有名目而已。
近代昭德晁公武著有《讀書記》，直齋陳振孫《書錄解題》，都把家中所藏的書籍集中起來加以評說。
這裡收錄的先是四代史志的目錄，其中近代流傳而可以考訂清楚的，就采集諸家書目進行評論，并且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
凡是有談到這部書的地方，隻要叙述了著作的本末，考辨了流傳的真僞，訂正了其中文理上的正訛，就完全抄錄，使閱覽這部書的人，如入寶庫。
不隻是對有書流傳的加以研究，以便能深入了解其中的旨趣；就是那些已無書流傳的，隻要玩味題品，也可以粗窺端倪，了解一個大概了。
于是作《經籍考》第十八，經類的有十三卷，史類的有十四卷，子類的有二十二卷，集類的有六卷。
共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
”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曆代統系無所考訂也。
于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
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複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
以上言《史記》世表為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
然自三代以後，至于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
至其傳世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颠巨儒不能以遽對①，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
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
今仿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叙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後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曆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并附見焉。
作《帝系考》第十九。
凡十卷。
【注釋】 ①華颠：白首。
【譯文】 從前太史公曾說過：“儒者僅僅斷取義理，馳說縱橫之人也隻是空言無稽，不能夠完整地了解本末原委。
”這是在譏諷當世的學者以空言著書，而對曆代統系不加考訂的情形。
于是著作三代《世表》，從黃帝以下都著譜列之。
然而五帝的事迹已經很遙遠了，而想考訂清楚他們的世襲次序，按圖尋找，也經常有抵牾矛盾的地方，因此歐陽修曾譏刺他不願缺略自己不知的事實，而想以見多識廣取勝。
以上講《史記》的世表受到歐陽的批評，認為所列譜系似不可信。
從三代以後一直到近代，史書所載，清楚明白，學者們從童蒙時起就已經熟習這些史實，屈指就可說一個大概。
但是對于他們傳世時間的長短，枝系分派的親疏遠近，即使是飽學碩儒，也不能在追問之下，馬上回答，這就是因為缺乏統系之書的緣故。
以上講如元譜系茫然難考。
現在仿照王溥所作唐和五代《會要》的體例，首先叙述帝王的姓氏、出身之地和在位時間，改元的日子，以及各個朝代的起始與結束，接着叙述後妃、皇子、公主、皇族，其中可以考訂清楚的，都著錄于書中，曆代尊崇的禮儀都附在後面。
于是作《帝系考》第十九。
共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
禹塗山之會，号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①，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于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
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
試以殷、周上世言之。
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②，自砥石而複居商，又自商而亳。
周棄至文王亦屢遷③，史以為自邰而豳④，自豳而岐⑤，自岐而豐⑥。
夫湯七十裡之國也，文王百裡之國也。
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于七十裡、百裡之外者矣。
又如泰伯之為吳⑦，鬻繹之為楚⑧，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
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歸之⑨，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
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
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内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
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
秦既滅六國，舉宇内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己有。
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
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⑩，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
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
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為子孫之憂。
于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
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11)；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
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
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
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
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12)，與國鹹休，亦未聞成、康而後，複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
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
自其出于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于私心，則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
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于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
然則漢雖懲秦之弊，複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
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
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
然愚又嘗夷考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13)，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
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
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于典簽、長史之手(14)，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15)。
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救亂。
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複議，而王绾、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
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獎宗藩者亦有弊。
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于經傳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樊、桧之類是也。
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迹，不複贅叙，姑紀其世代曆年而已。
若諸小國之事迹，見于《春秋》三傳、雜記者，則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
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采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
列侯不世襲始于唐，親王不世襲始于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
作《封建考》第二十。
凡十八卷。
以上自述凡例。
【注釋】 ①五等之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②商：在今河南偃師。
③棄：周始祖後稷名棄。
④邰：今陝西武功。
豳：今陝西邠縣。
⑤岐：今陝西岐山。
⑥豐：今陝西西安鄠邑區。
⑦泰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長子。
⑧鬻繹：即熊繹，周成王時封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
⑨翕（xī）然：和順的樣子。
⑩韓、彭、英、盧、張、吳：指韓信、彭越、英布、盧绾、張耳、吳芮。
(11)畀（bì）：給予。
(12)昭、穆：原指宗廟的輩次排列，後泛指宗族的輩分。
(13)絷（zhí）：捆縛，拘束。
(14)典簽：掌文書的官員。
(15)侯景之難：公元548年，南朝梁将侯景發動叛亂，翌年攻占梁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将梁武帝活活餓死。
【譯文】 封建制度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建立的。
禹塗山之會，号稱有萬國；湯受命的時候，共有三千國；周代定五等封爵，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到春秋時代，在經傳中有記載的，隻有一百六十五國，蠻夷戎狄也包括在内。
看來古時封國多而後代封國少。
國家多的話，占有的土地就應該很少，國家少的話，占有的土地就應該很多，然而我通過考證卻發現不是這樣。
試以殷、周為例來說明。
殷契到成湯之間，曆史記載曾以為自商到砥石，自砥石又回到商，又從商到亳。
周棄到文王也經常遷徙，史書以為曾從邰到豳，從豳到岐，從岐到豐。
湯是七十裡大小的封國，文王是百裡方圓的封國。
然而根據他們遷徙的地區來考察，早已經超出于七十裡、百裡之外了。
再像泰伯去吳國，鬻繹去楚國，箕子去朝鮮，剛開始的時候不過是把自己流放到荒裔地區，他的子孫卻因此有了國家得以傳世。
我以為古代的諸侯雖然說是受封于天子，然而由于他們施行仁義，德化足以取信于一方，人心都欣然歸順，因此他們的子孫繼承下來統治了這個地區。
如果遇到了災情，就遷移到别的地方，人心歸順而不忍離去，于是随他們所在的地方，就都成為都邑。
這是因為古代的帝王不曾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私産，古代的諸侯也不曾把封國内的土地和人民當作自己的東西，上與下之間，都是以至公為原則，不像後代分疆劃土，争城争地，當然疆界一定要劃分得清清楚楚了。
以上講古時上下均一至公，封國之間沒有清楚的疆界。
秦滅六國以後，把天下分成郡縣，每寸土地、每個百姓都看作是自己的私産。
二世當政以後，劉邦、項羽率群雄群起分其天下而各自為王。
高祖消滅項羽之後，凡是自立為王的諸侯以及由項羽冊封的，都各各消滅，然後把土地分封給韓信、彭越、英布、盧绾、張耳、吳芮這些功臣，這說明不是漢的功臣都不得做王。
數年以後，造反的諸侯又有九個，最後異姓諸侯王基本上都被消滅，于是高祖又收回了他們的土地，把土地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和親屬，像荊、吳、齊、楚、淮南這些王，都是這種情況，這說明不是漢室同姓宗室都做不成王。
然而一兩代之後，賈誼、晁錯這些人開始擔心諸侯王逐漸強大，會使親近的人得不到土地，而較為疏遠的人卻會威脅王位，将來一定是子孫們的後顧之憂。
于是就把這些諸侯王逐個分國削地，其中像七國那樣逞強作亂的，就出兵消滅他們。
西漢的封建制度，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先消滅前代所封的諸侯，後封之于功臣；接着又剿滅異姓諸侯，分封同姓諸王；然後再消滅那些關系較疏遠的諸侯，而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孫。
這樣一來，防備的做法越嚴密，猜疑防備之心也就更深了。
以上講漢代封國建土曆經三次變化，而猜疑防範之心益深。
古代商湯盡管是靠着征伐取得天下，但也隻征伐了十一次，周武王也隻消滅了五十國，其餘的諸侯都仍然承襲前代的封國，從未聽說有把天下重新分封給自己的親信。
周雖然大封同姓諸王，但是那些由子孫們建立的封國，都能和國家共享福祚，也沒聽說成、康之後，就因為害怕文、武那一輩的族系威脅自己的王位，而一定要平定他們，重新分封自己的子孫。
我曾經說過：一定得先有以天下為公的思想，然後才可以施行封建。
因為封建出于公心，就會選拔賢能之士，這樣大國與小國互相維持的局面才能維持千年而不改；如果封建出于私心，就會因為害怕不親近的諸侯威脅自己，而形成上下互相猜忌的局面，以至于不能存在很長時間。
漢景帝、武帝之後，剝奪諸侯王任用官吏、管理百姓的權力，于是諸侯王雖有君國子民的名義，卻不過靠封地的土地收入維持生計而已，至于軍隊和土地都無權動用。
這說明漢雖糾正了秦的弊政，恢複了封建制度，然而對于君主來說，隻是徒謀封建的美名，卻并沒有唐、虞三代的公心，做諸侯王的人，獲分封之後，就想馬上效法春秋戰國的做法，因此也就維持不了多久而被廢掉了。
以上講必有天下公心，封建制度才可長期施行，由此論及漢末的弊病。
至于漢的滅亡，有人認為是缺乏藩國諸侯的協助，勢單力孤的原因。
于是我又考察了曆代滅亡的原因：魏文帝不放心自己的兄弟，分封自己的兒子，然而卻不給他們太多的自由，二傳以後，中央的力量逐漸削弱，司馬氏父子輕易地奪取了政權，毫無顧忌。
晉武帝分封很多諸侯，宗室藩國強大，都能自己指揮軍隊，設置官吏，可以說是糾正魏的錯誤，然而卻有八王發難，朝廷發兵平叛，反而招來五胡的反叛。
宋、齊兩朝的皇子都是很年幼就獨當一面，雖然叫作藩鎮，實際上卻受制于典簽、長史這些人手中，每次更換國主，就都把上一個國主的子孫全部消滅，緻使國運終于不能保持長久。
梁武帝在位時間最長，諸子孫都是盛年雄材，分為一邦之主，專制一方，可以說是糾正宋、齊的錯誤了，然而諸王率兵靖難，也不能制止侯景之亂。
魏、宋、齊猜忌骨肉，因此導緻滅亡；晉、梁盡管鼓勵宗藩的發展，最後也挽救不了混亂的局面。
這樣看來，封建制的得失，不需要再讨論了，王绾、李斯、陸士衡、柳宗元等人所說的是非，也不能不正确對待。
以上講疏遠宗藩者有弊，鼓勵宗藩發展亦有弊。
這裡著錄的，是從三皇以後直到春秋之前，國名可見之經傳，事迹也可以考察的，都加以著錄，像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樊、桧等都是這種情況。
春秋時期的十二個國家，已經有太史公的《世家》詳細記載了他們的事迹，于是就不再贅叙，隻記下他們世代的時間而已。
像各小國的事迹，凡是《春秋》三傳、雜記中有記錄的，就仿照《世家》的體例，叙述它們的大緻情況，邾、莒、許、滕以下就是這種情況。
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都依據司馬遷和班固二人的《史記》《漢書》的年表，東漢以後，沒有年表可以依據，就從諸傳中摘錄史實，來分别訂正受封傳授的本末原委，盡量使其完整。
列侯不世襲是從唐代開始的，親王不世襲是從宋代開始的，于是就僅僅記載他們受封者的姓名而已。
作《封建考》第二十。
共十八卷。
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
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史記、金匮、石室之書①，猶是任也。
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
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
蓋必二任合而為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
然二任之堕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久矣。
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為官失之。
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疏略如此。
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為一。
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
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
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
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
其間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
夫同此一蒼旻也②，食于北者其數過倍于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诏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
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二事見于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姑述故事，廣異聞耳。
以上言諸史記日食之不可信。
《天文志》莫詳于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③，尤為簡明。
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采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于篇。
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
凡十七卷。
【注釋】 ①（chōu）：綴集。
②蒼旻（mín）：蒼天。
旻，天。
③丹元子：隋時隐士，作《步天歌》，可以用來觀天象。
【譯文】 在三代的時候，都有太史這個官職，他的職掌是觀察天象、記載時政，是把占候與記載之事合由一人掌管。
漢代太史公掌天官，不負責管理百姓，收集史記、金匮、石室這類書，是他們的責任。
到宣帝的時候，把這個職務稱為令，隻是編寫太史公文書而已，編撰史書的職責由别的官員來承擔。
這樣太史這個官職，就隻管占候而已。
隻有把兩個職掌結合起來，天象有變化，才會記錄無遺，這樣才可以考察一代天文運行的變化規律，來推知吉兇。
然而把兩種職掌分割開來，互不通聲氣，已經很久了。
過去《春秋》中寫到“日食”二字時不書“日”字，而史家認為是史官的失職。
可見當時掌管占候與管記載的人不同，是出現這種錯誤的原因。
以上講古代負責天文觀測與記錄時政的是一個職官。
我曾考證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有三十六次；從魯定公十五年到漢高祖三年，中間二百九十三年，考史書中的記載卻隻有七次日食，看來遺漏不書的有很多。
從漢代以後，史書記錄都保存了下來，然而，盡管這時天下已經統一于一家，但史書上的記載卻沿襲重複，我們無從了解其中的是非對錯。
等到南北分裂以後，國各有史。
經過現在考證：南方從宋武帝永初元年到陳後主祯明二年，北方從魏明帝泰常五年到隋文帝開皇八年，這一百六十九年之中，《南史》中記載的日食隻有三十六次，《北史》中記載的日食卻有七十九次。
其中時間相同的隻有二十七次，又有年代相合、月份卻不合的情況。
南北面對同一個蒼天，北方的日食次數竟然超過南方一倍，道理上是講不通的呵！另外，日期上的不相吻合，也很荒唐，難道天上能有兩個太陽嗎？看來史官的錯誤，矛盾太多了。
征象表現最為清楚明白的莫過于日月了，即使愚蠢的人擡起眼睛就能知道，記載卻能出現這樣嚴重的錯誤，這樣的話，關于星辰之間變化的記載難道就足以憑信嗎？按：漢哀帝曾經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過待诏李尋，而李尋的回答，能夠完整地說明原因。
光武帝在建武五年召嚴光入宮中共卧，太史奏禀客星淩犯帝座，這兩件事都收在李尋、嚴光的傳中，然而據《漢志》考之，哀帝在位的整個時期，都不曾記有日無精光的事，建武五年也不見記載有客星犯帝座這件事，這也可以佐證史官的疏略。
在這一部分不過是叙述一些有關史事，收集一些異聞罷了。
以上講各種史書上記錄日食不可信。
史書中的《天文志》沒有比晉、隋兩代更詳盡的了，到丹元子的《步天歌》尤為簡明。
宋代兩朝的史志都曾記載諸星辰距離北極的遠近，《中興史志》采集近代諸儒的議論，也有很多前朝諸史所未發的見解，因此選擇其中清楚有道理的，都錄于書中。
于是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先說明三垣二十八宿等星辰的名号及位置，其次記載天漢的出沒規律，下面再接着把日月行星的運動軌迹、七曜星的變化以及雲氣等等介紹清楚。
共十七卷。
《記》曰：“國家将興，必有祯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
”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随之。
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
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祯祥乎？其亦不達理矣。
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
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
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
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于此不得其說，于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罙有所不通。
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
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
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
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
故今取曆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随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
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
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①，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
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
秦孝公時，馬生人②，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
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亦一爾，故均謂之馬異。
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谶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并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
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
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
至于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為妖，如桑榖共生之類是也。
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為木不曲直。
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為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
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為華孽。
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門，附雨雹之後。
又前志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雲。
作《物異考》第二十二。
凡二十卷。
以上厘正諸名目。
【注釋】 ①魚集武庫屋上：見《晉書》。
魏齊王嘉平四年（252）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被認為是“魚孽”。
②秦孝公時，馬生人：見《史記》。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有馬生人。
【譯文】 《記》中曾說：“國家将要興盛，一定會有祯祥；國家将要滅亡，一定會有妖孽。
”這說明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根據氣的感應而有證驗相随。
從伏勝作《五行傳》到班固以下都因襲其說，再附之以各代的證驗，于是就作成了各代的《五行志》，變成隻說妖孽而不說祥瑞。
難道陰陽五行之氣隻能出現妖孽而不能出現祯祥嗎？這是很不合道理的。
盡管如此，妖孽祯祥的問題也不是容易說清楚的。
天下大治的時候就有鳳凰出現，因此在虞的時代有來儀之祥，然而在漢桓帝元嘉初年和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也出現過好幾次，桓、靈之世卻并非長治久安的時期。
如果殺罰過當的話，就會出現長寒的天氣，因此秦始皇的時候，就出現了四月下雪的異兆；然而在漢文帝四年的時候，也有六月下雪的事情，漢文帝卻并不是殘暴的君主。
斬蛇夜哭這樣的事情，對秦來說是妖孽，對漢來說卻是祥瑞，把它們籠統地叫作龍蛇之孽難道是正确的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的時候就是妖孽，在漢宣帝時卻成為祥瑞，籠統地以樹的曲直來斷定妖孽祥瑞難道也是正确的嗎？前朝史書對于這些事情都不能找到恰當的說法，于是就穿鑿附會，勉強尋找證驗，實際上是很不合道理的。
以上講《五行志》上的說法多不通。
我曾認為事物當中反常的就是異象。
其中吉祥的就是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中妖孽就是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
妖祥不同，然而都是不正常而罕見的現象，把它們都叫做是異象也是可以的。
因此我就取曆代史書中《五行志》所記載的，并旁搜各史中本紀與傳記中僞記載，按各種類别加以劃分，歸入各門，不說是妖孽，也不說是祥瑞，總的叫作物異。
像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這些物異，都是妖孽，不能把它們叫做祥瑞，于是就延續前史中的舊名稱。
就像魏、晉的時候，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把這叫作魚孽；而像周武王時白魚入舟，就是祥瑞之兆而不是妖孽。
妖孽、祥瑞之間雖然很不同，但它們作為異象卻是一樣的，因此把它們都叫做魚異。
秦孝公的時候馬生人，前史把這叫作馬禍；然而像伏羲時龍馬負河圖，就是吉祥而非禍害。
妖孽、祥瑞之間雖然很不同，但它們作為異象卻是一樣的，所以把它們都叫做馬異。
其餘像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于童謠、詩谶之屬，前史都把它們稱為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者叫做詩妖、華孽，這裡則把它們全部記載下來，既不叫妖，也不叫孽，都以“異”來稱呼它們。
以上将一些反常現象命名為“異”的用意。
至于像豕禍、鼠妖，本來就沒有祥瑞可以叙述，因此也就沿襲前史的舊名。
至于像木不曲直的情況，是樹木失其常性而成為妖，就像桑榖共生的情況。
像雨木冰，是寒氣襲木使它結冰，原因不在樹木，劉向卻以為雨木冰是樹的不曲直。
花孽是花失去常性變成了妖異，像冬天的桃李花開，就是這種情況。
像冰花，是冰的形狀奇特像花而已，原因不在花，《唐志》卻将冰花看成是花孽。
這兩種都是喪失了它們的常性與一般情況不同，現在把它們矯正，都收入恒寒門，附在雨雹之後。
另外，以前的志書都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這些都是後來的學者不明白的地方，這裡以鼠妖、青眚各自作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接以其事命名，使讀書的人容易明白。
于是作《物異考》第二十二。
共二十卷。
以上厘正諸書目。
昔堯時禹别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複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
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複以十三州統之。
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罙多，所統罙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
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曆陽①，或治壽春②，或治曲阿③，或治合肥④，或治建業⑤，而唐始治廣陵⑥。
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誇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兖，曆陽為南豫，曆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
魯郡在禹迹為徐州⑦，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迹為豫州⑧，而晉則屬兖州所領。
離析磔裂⑨，循名失實，而禹迹之九州彌不複可考矣。
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迹不可考。
夾漈鄭氏曰⑩：“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
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
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
後之作史者主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
”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曆代郡縣析于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迹所統為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為準，溯而上之，而備曆代之沿革焉。
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為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迹，下以宋代為準。
而于每州總論之下，複各為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
作《輿地考》第二十三。
凡九卷。
【注釋】 ①曆陽：今安徽和縣。
②壽春：今安徽壽春。
③曲阿：今江蘇丹陽。
④合肥：今安徽合肥。
⑤建業：今江蘇南京江都區。
⑥廣陵：今江蘇揚州廣陵區。
⑦魯郡：今山東曲阜。
⑧陳留：今河南陳留。
⑨磔（zhé）裂：分割，割裂。
⑩夾漈鄭氏：即鄭樵，字漁仲。
住在夾漈山中，故稱夾漈。
【譯文】 古代堯時禹分天下的九州，到舜的時候分為十二州，周代又分成九州，然而與禹的九州不同。
漢承秦制分天下為郡、國，又以十三州統領郡、國。
晉的時候把州又分成十九個，自晉以後，州的設置也就越來越多，管理的地區也就越來越狹窄，而且建立的州的治所也不止一處。
以揚州為例，自漢以來，治所有時在曆陽，有時在壽春，有時在曲阿，有時在合肥，有時在建業，到唐代才改在廣陵。
到南北分裂之後，出于誇大的心理，又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州，京口為南徐州，廣陵為南兖州，曆陽為南豫州，曆城為南冀州，襄陽為南雍州。
魯郡在禹的時候分在徐州，到漢代則屬于豫州的統轄之下；陳留在禹的時候屬豫州，到晉代則屬兖州管轄。
把原來的地方分裂成幾塊，名與實之間不合，禹時的九州更不再能考證清楚了。
以上講九州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禹分天下為九州之事難以确考。
夾漈鄭樵曾說：“州縣的設置，随時間的不同而有不同；山川的秀美，卻是千古不會改變的。
因此《禹貢》中分九州一定是以山川來确定疆界。
兖州這個名稱可以轉移到别處，但是濟、河的兖州卻是不會改變的，梁州這個名稱可以遷移，但是華陽、黑水之間的梁州卻是不會遷移的，因此《禹貢》才是萬世不變的書。
後來作史的人，以郡縣為主，因此州縣一旦移易，他們的書也就要作廢了。
”這話說得很好！杜佑的《通典》也把禹的九州劃分為各郡縣，現在的論述，則以禹的時候的九州疆界為标準，延續下去，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的為準，追本溯源，使曆代的地理沿革能夠很清楚地看到。
至于像冀州的幽、朔地區，雍州的銀、夏地區，南粵的交趾，以及原先未曾為宋的建置包括在内的地區，則以唐代的郡縣為準，追考前代史實，來彌補其中的不足；以上講上以禹迹，下以宋代為準。
在每州總論之下，又各附一圖，先把春秋時諸國地理能夠考證清楚的分到九州之内，接着再把秦、漢、晉、隋、唐、宋的郡縣，考證清楚之後都歸到禹的九州之下，漢代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治下的郡，其中與九州地理疆界不一緻的，都加以改正。
于是作《輿地考》第二十三。
共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①，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
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
《春秋》所錄，如蠻則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②，狄則赤狄、白狄、臯落、鮮虞之屬也③。
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④，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于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
至于沙碛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黩武，絕大漠、逾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
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
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
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辟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
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赍重賄，招來而羁置之，俾得通于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
自是之後，世謹梯航⑤。
曆代載記所叙，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
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凡二十五卷。
【注釋】 ①五服：指甸、侯、綏、要、荒五服。
古代用來指距離天子的各諸侯的地理遠近。
②山戎、北戎：我國古代北方民族名。
居于今河北東部。
陸渾：古瓜州，今敦煌一帶。
③臯落：赤狄别種，居于今山西垣曲。
鮮虞：白狄别種，居于今河北正定。
④魏绛：指魏莊子。
⑤梯航：梯山航海。
借指開拓的疆土。
【譯文】 古代先王劃分天下，為五服，即使像蠻夷、戎狄當中地處要服、荒服之内、九州之中的，都要以禮樂教化他們，用武力來羁縻他們。
唐、虞、三代的時候，詳情已經不得而知了。
《春秋》中所記錄的，像蠻就是劃屬荊、舒之地，夷則是萊、夷之地，戎則是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這些部族，狄則是指赤狄、白狄、臯落、鮮虞這些部族。
據經傳中的記載，像齊桓公所打擊的，以及魏绛所講和的，雖然也是戎狄這一類，但都雜處于中原，因此才會有用武力制服并加以羁縻的情況。
至于在沙碛之地、瘴海之外，都不曾窮兵黩武，跨越中國的疆域，去征服他們的部落，建置郡縣；改變他們的服飾，穿戴上衣冠，以此來耀武揚威，誇示于後人。
以上講三代時四方夷族皆在中華的範圍内。
秦始皇吞并六國之後，開始向北打擊匈奴，向南攻取南粵。
到漢武帝的時候，向東吞并了朝鮮，向西收服了甘、涼地區，在南方開辟了交趾、珠厓兩郡，在北方建立了朔方、河南兩郡。
以至像車師、大宛、夜郎、昆明這些小國，都派遣使者，賄以重金，招安之後加以羁縻，使其與我天朝上國建立聯系，能夠看到它的廣大與富強，同時還移民于夷狄之地，以助教化，這些都是無用之舉。
從此以後，各代都謹守疆土。
根據曆代載記中的記載，這些蠻荒地區風氣的變化，習俗的詭異，都是能夠考察清楚的，至于他們的世襲傳授情況，卻是不能完全明白了。
于是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共二十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