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談情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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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去年張東蓀先生在《東方雜誌》發表過兩篇論文，討論獸性問題，並提出理智救國的主張。
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亞泉先生也為著同樣問題，在《一般》上起過一番辯論。
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爭點是：我們的生活應該受理智支配呢？還是應該受感情支配呢？張、杜兩先生都是理智的辯護者，而李先生則私淑尼采，對於理智頗肆抨擊。
我自己在生活方面，嘗感著情與理的衝突。
近來稍涉獵文學哲學，又發見現代思潮的激變，也由這個衝突發韌。
屢次手癢，想做一篇長文，推論情與理在生活與文化上的位置，因為牽涉過廣，終於擱筆。
在私人通信中大題不妨小做，而且這個問題也是青年急於瞭解的，所以趁這次機會，粗陳鄙見。
科學家討論事理，對於規範與事實，辨別極嚴。
規範是應然，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種法則來支配人類生活的。
事實是實然的，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
比方倫理、教育、政治、法律、經濟各種學問都側重規範，數、理化各種學問都側重事實。
規範雖和事實不同，而卻不能不根據事實。
比方在教育學中，「自由發展個性」是一種規範，而根據的是兒童心理學中的事實；在馬克思派經濟學中，「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都是規範，而「剩餘價值」律和「人口過剩」律是他所根據的事實。
但是一般人制定規範，往往不根據事實而根據自己的希望。
不知人的希望和自然界的事實常不相伴，而規範是應該限於事實的。
規範倘若不根據事實，則不特不能實現，而且漫無意義。
比方在事實上二加二等於四，而人的希望往往超過事實，硬想二加二等於五。
既以為二加二等於五是很好的，便硬定「二加二應該等於五」的規範，這豈不是夢語？ 我所以不滿意張東蓀、杜亞泉諸先生的學說者，就因為他們既沒有把規範和事實分別清楚，而又想離開事實，祇憑自家理想去訂規範。
他們想把理智擡舉到萬能的地位，而不問在事實上理智是否萬能；他們祇主張理智應該支配一切生活，而不考究生活是否完全可以理智支配。
我很奇怪張先生以柏格森的翻譯者而擡舉理智，我尤其奇怪杜先生想從哲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去抨擊李先生，而不知李先生的學說得自尼采，又不知他自己所根據的心理學早已陳死。
祇論事實，世界文化和個人生活果能順著理智所指的路徑前進麼？現代哲學和心理學對於這個問題所給的答案是否定的。
哲學家怎麼說呢？現代哲學的主要潮流可以說主要是十八世紀理智主義的反動。
自尼采、叔本華以至於柏格森，沒有人不看透理智的威權是不實在的。
依現代哲學家看，宇宙的生命，社會的生命，和個
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亞泉先生也為著同樣問題，在《一般》上起過一番辯論。
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爭點是：我們的生活應該受理智支配呢？還是應該受感情支配呢？張、杜兩先生都是理智的辯護者，而李先生則私淑尼采，對於理智頗肆抨擊。
我自己在生活方面，嘗感著情與理的衝突。
近來稍涉獵文學哲學，又發見現代思潮的激變，也由這個衝突發韌。
屢次手癢，想做一篇長文，推論情與理在生活與文化上的位置，因為牽涉過廣，終於擱筆。
在私人通信中大題不妨小做，而且這個問題也是青年急於瞭解的，所以趁這次機會，粗陳鄙見。
科學家討論事理，對於規範與事實，辨別極嚴。
規範是應然，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種法則來支配人類生活的。
事實是實然的，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
比方倫理、教育、政治、法律、經濟各種學問都側重規範，數、理化各種學問都側重事實。
規範雖和事實不同，而卻不能不根據事實。
比方在教育學中，「自由發展個性」是一種規範，而根據的是兒童心理學中的事實；在馬克思派經濟學中，「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都是規範，而「剩餘價值」律和「人口過剩」律是他所根據的事實。
但是一般人制定規範，往往不根據事實而根據自己的希望。
不知人的希望和自然界的事實常不相伴，而規範是應該限於事實的。
規範倘若不根據事實，則不特不能實現，而且漫無意義。
比方在事實上二加二等於四，而人的希望往往超過事實，硬想二加二等於五。
既以為二加二等於五是很好的，便硬定「二加二應該等於五」的規範，這豈不是夢語？ 我所以不滿意張東蓀、杜亞泉諸先生的學說者，就因為他們既沒有把規範和事實分別清楚，而又想離開事實，祇憑自家理想去訂規範。
他們想把理智擡舉到萬能的地位，而不問在事實上理智是否萬能；他們祇主張理智應該支配一切生活，而不考究生活是否完全可以理智支配。
我很奇怪張先生以柏格森的翻譯者而擡舉理智，我尤其奇怪杜先生想從哲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去抨擊李先生，而不知李先生的學說得自尼采，又不知他自己所根據的心理學早已陳死。
祇論事實，世界文化和個人生活果能順著理智所指的路徑前進麼？現代哲學和心理學對於這個問題所給的答案是否定的。
哲學家怎麼說呢？現代哲學的主要潮流可以說主要是十八世紀理智主義的反動。
自尼采、叔本華以至於柏格森，沒有人不看透理智的威權是不實在的。
依現代哲學家看，宇宙的生命，社會的生命，和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