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威尼斯?

關燈
運動,帶有曆史性格,又當别論。

    我已在各處寫出,包括大陸的書刊在内,中國的改造途中,國民黨及蔣介石所作貢獻,為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

    中國想要動員全國,糾結着三百萬到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作八年苦戰,也是破天荒之壯舉。

    當時一切無不因陋就簡,所有軍令軍訓軍政軍需,要不是全無着落,即是倉皇支吾應命。

    其中貪污不法無能的事項必有無疑。

    最近陳誠将軍的遺稿問世,他就提及1943年在滇西滇南視察時,發現“若幹部隊對于走私運煙聚賭盜賣軍械等破壞紀律行為,亦較其他駐地之部隊為多”(《傳記文學》三二○期,五一頁)。

    為什麼以陳辭修将軍的高風亮節還隻能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最高統帥部不能解決下屬的供應問題就無從認真計較了。

    退一步解釋,即是整個組織與時代脫節,罄全國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兌現的條件當中有幾百年的距離。

    要不是行苦肉計及空城計堅持到底,聽候同盟國解我倒懸,則隻有任日本軍閥宰割。

     在同樣大前提之下,我對于中共及毛澤東行土地革命翻轉鄉村中的低層機構,也是同樣尊重其在曆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即對我在軍校中因内戰而殒命的同學之遺孤,惶恐不能應命,也隻好說今昔曆史眼光不同,隻要他們父兄保國衛民的宗旨為對方中共承認,已是英靈不朽。

     有了以上兩個條件,那麼今日之中國隻能繼續經濟之開發。

    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訂私人财産權利時,固定上下之間法制性之聯系。

    也惟其如此,才能掃清文盲,普及教育,使知識不永久的被若幹分子所獨占。

    如此之民生,才有真實的意義。

    下一代聰明睿智之士,或為農為工為商,或做律師及政治家,或做藝術家寫小說著曆史,也用不着把天下興亡的責任全由一己擔當。

     也有人說,經濟改革前途必有風險,萬一不慎,或是通貨膨脹不可抑止,或是大批人口失業,必緻社會動亂。

    可是我說雖然計劃改革時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贻戚;可是冒必要之險,仍是無可規避。

    所有現代經濟本身即帶着一種冒險性格,在今日也是衆望之所歸。

    如果躊躇不前,則是冒更大之險。

     也有人說,今日地球已經海陸空一片污染,森林砍光、臭氧層開天窗、地溫升高,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勢必增加以上破壞的程度。

    可是我說雖如此也不能讓中國停滞在一個不上不下的局面裡。

    而且縱如此仍不能将全球的問題全由經濟落後的國家如中國擔當。

    這些大問題之獲得解決,先必有極大之壓力,然後由先進國家作領導分工合作尋覓途徑才能在經濟上有效,有如能源用盡,勢必尋覓新能源。

    于今原油價格低廉,則雖有心人無法做蝕本生意的去收集太陽光内的功能。

    而且世界上貧富懸殊,各國所受經濟壓力相差過遠,亦非富有國家之福。

     假使世界上的事情能全球化,我們是不容悲觀的。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科技知識,尚可能不及宇宙間奧妙千萬分之一。

    宇宙間事物之大,大而不知其極,其小處也小而不知其極。

    這當中必有很多尚待發現的神秘足供人類在技術上引用足以解決實切的問題。

     這樣一來已越說越遠了。

    讓我再問一次。

    為什麼威尼斯?提及威尼斯則是表現我從技術角度看曆史,不從道德觀念檢讨曆史。

    我希望以後寫作,集中于前者,而逐漸離開後者,如是才輕松有趣。

    可是一牽扯上中國曆史,又不能将道德這一觀念完全放棄,也隻好主張在将曆史的觀點放長放遠時,也将道德觀念放寬放大。

    又讓我再說一次:我對前途仍是樂觀的。

    1987年我和内子去法國裡昂(Lyon)。

    此地在大革命時為反革命中心之一。

    山嶽黨人(Montagnards)削平叛亂之日主張将全城焚毀,使地圖上不複有裡昂的名字。

    被拘捕的反對派則擺在預掘之壕溝間,二百人一批,予之以炮轟,再不死則槍殺刀刺,也真是人間地獄。

    可是今日之裡昂則為法國工商業重鎮表現着一片升平氣象,羅昂(Rhone)及薩恩(Saone)二河在此交流,水色深碧。

    大革命時因為天主教的僧侶不肯宣誓,則由革命政府索性廢除天主教,不承認耶稣基督。

    今日裡昂最高點富微亞(Fourviére)山頂上的教堂仍供着聖像。

    我和内子推門入内時劈頭就看到信男信女供奉的明燭,金焰閃爍,也無慮數十百支。

    我們雖不屬任何宗派,看來總有一種心情溫暖的感覺,而更體會曆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并非托于空言。

     1990年6月29、30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90年8月23日《時報周刊》二七八号 1990年《知識分子》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