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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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雲教授曾大書：“革命不仁，以萬民為刍狗。
”曾在法國以“老虎總理”著稱的克裡蒙梭（Clemenceau）也曾說過，“革命總是一個大整體，一個大方塊。
”既然如此，則隻有帶集體性，而無從在每一個人之間保持着人身經驗之合理合法，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了。
又經過幾十年的教學曆史，我已發覺到近代國家的革命，統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創高層機構，下面要翻轉低層機構，從中還要新訂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系。
這樣的改造少則三五十年，多則近百年或超過一個世紀。
即是改革輕易的國家，通常将其問題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theproblem），引起兵連浩劫的國際戰争，最後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
我初作此說時，還害怕自己過于偏激，所說或有未當。
經過最近十年來在各處著書講學的經驗，則更隻覺得惟有此說才能貫穿中外的曆史，而且才能将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人身經驗穿插成為一氣。
今日還有不少年輕的朋友羨慕日本。
恰巧我在抗戰勝利之後曾随軍赴東北。
也發覺到當地好幾十萬的日本軍民，包括不少鐵道線上的員工，已被蘇聯作戰俘一并擄去到西伯利亞做工。
對他們的家屬來說也是生死莫蔔，音訊杳然。
有些技術人員的家屬為生計所迫，以浴室作為澡堂備熱水供我們洗澡。
我們看到他們太太們也如此下場，覺得過意不去，慷慨的多給幾文錢，已經引起她們伏地磕頭緻謝。
後來殘餘的日本人撤退回國時，也不管他們是掠奪緻富或是勤奮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隻準帶約值美金二十元的現鈔。
1946年的春天東北各城市中到處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車，上置被袱，飄揚着白旗悄然回國。
後來又有在秦皇島和葫蘆島的同事告訴我，每次遣返日僑船未開行時，總有好幾個日本人跳水自殺。
他們一生經營至此盡成流水，東望祖國又是B-29轟炸後的廢墟。
從渤海灣面對太平洋已和項羽的不願再見江東父老一樣的無地自容，隻好與波臣為伍。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難道以“時也，命也，運也”勸告讀者自識指歸，各安本分？說來也難能相信：如果我們純粹以個人主義解釋一切，則隻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結論。
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那麼誰又在革命期間擔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個人的因果報應？在長沙遭敵機轟炸後搶樹枝的人們，早已采取這種看法。
如果要知道各種情事在大時代的意義，則隻将眼光放寬放大，相信曆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
今日看來世界各國已有“天下混同區宇一家”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者慣以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解釋。
這種說法以西歐作基點也必牽扯上一段階級鬥争。
如果因此從意識形态堅持下去，很難避免原核戰禍。
我提倡的世界史觀則注重從以農業習慣作社會骨幹代之而以商業精神為主宰之一大轉變。
威尼斯實為這個世紀牽涉全球一個大運動的出發點。
因為聖馬克和麗都諸島無土可耕，無木材足以架屋、無纖維可供織紡、甚至無淡水可飲，于是全體人士才銳意經商。
起先在波河沿岸兼漁鹽之利，後來增進造船技術加強商業組織及商業法律，具有資本主義之初貌。
中國不僅以農立國，而且兩千多年來上自專制皇權下至宗法社會暨當中的“五服”、“十惡”和科舉取士的制度無不融合着以小自耕農為國家主體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舊不論，總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說中國終要受威尼斯傳統之影響，可能誰也不能相信。
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個原因。
來此并非崇聖。
可是看到所謂巴士即為大船，出租汽車即為小船；紅綠的交通燈挂在便河之上，也是書本知識之所未有。
這樣一來，我們也可以想見中國要改造時的荊棘重重。
我在美國教書時首即提醒學生：如果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們頭上，則上自發髻，下至鞋帶，當中的服飾，腦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語言，人與人的關系有關宗教婚姻教育與契約無不需要改變。
我自己就是一個D.P．（亦即displacedperson）。
早三年前我在一個國際漢學會議提起：即因内戰而使大陸兩百萬以上的人口遷移台灣也為中國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評，以先進國家平日的标準，檢讨一個待開發的國家尚在掙紮的狀态，必會冒上一個以靜沖動的嫌疑。
如果說得更過火則是以小權大，坐井觀天。
個人的踯躅與蹁跹，托之命運，前已言之。
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種群衆
”曾在法國以“老虎總理”著稱的克裡蒙梭（Clemenceau）也曾說過，“革命總是一個大整體，一個大方塊。
”既然如此，則隻有帶集體性，而無從在每一個人之間保持着人身經驗之合理合法，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了。
又經過幾十年的教學曆史，我已發覺到近代國家的革命，統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創高層機構，下面要翻轉低層機構，從中還要新訂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系。
這樣的改造少則三五十年，多則近百年或超過一個世紀。
即是改革輕易的國家，通常将其問題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theproblem），引起兵連浩劫的國際戰争，最後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
我初作此說時，還害怕自己過于偏激，所說或有未當。
經過最近十年來在各處著書講學的經驗，則更隻覺得惟有此說才能貫穿中外的曆史，而且才能将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人身經驗穿插成為一氣。
今日還有不少年輕的朋友羨慕日本。
恰巧我在抗戰勝利之後曾随軍赴東北。
也發覺到當地好幾十萬的日本軍民，包括不少鐵道線上的員工，已被蘇聯作戰俘一并擄去到西伯利亞做工。
對他們的家屬來說也是生死莫蔔，音訊杳然。
有些技術人員的家屬為生計所迫，以浴室作為澡堂備熱水供我們洗澡。
我們看到他們太太們也如此下場，覺得過意不去，慷慨的多給幾文錢，已經引起她們伏地磕頭緻謝。
後來殘餘的日本人撤退回國時，也不管他們是掠奪緻富或是勤奮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隻準帶約值美金二十元的現鈔。
1946年的春天東北各城市中到處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車，上置被袱，飄揚着白旗悄然回國。
後來又有在秦皇島和葫蘆島的同事告訴我，每次遣返日僑船未開行時，總有好幾個日本人跳水自殺。
他們一生經營至此盡成流水，東望祖國又是B-29轟炸後的廢墟。
從渤海灣面對太平洋已和項羽的不願再見江東父老一樣的無地自容，隻好與波臣為伍。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難道以“時也，命也，運也”勸告讀者自識指歸，各安本分？說來也難能相信：如果我們純粹以個人主義解釋一切，則隻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結論。
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那麼誰又在革命期間擔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個人的因果報應？在長沙遭敵機轟炸後搶樹枝的人們，早已采取這種看法。
如果要知道各種情事在大時代的意義，則隻将眼光放寬放大，相信曆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
今日看來世界各國已有“天下混同區宇一家”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者慣以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解釋。
這種說法以西歐作基點也必牽扯上一段階級鬥争。
如果因此從意識形态堅持下去，很難避免原核戰禍。
我提倡的世界史觀則注重從以農業習慣作社會骨幹代之而以商業精神為主宰之一大轉變。
威尼斯實為這個世紀牽涉全球一個大運動的出發點。
因為聖馬克和麗都諸島無土可耕，無木材足以架屋、無纖維可供織紡、甚至無淡水可飲，于是全體人士才銳意經商。
起先在波河沿岸兼漁鹽之利，後來增進造船技術加強商業組織及商業法律，具有資本主義之初貌。
中國不僅以農立國，而且兩千多年來上自專制皇權下至宗法社會暨當中的“五服”、“十惡”和科舉取士的制度無不融合着以小自耕農為國家主體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舊不論，總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說中國終要受威尼斯傳統之影響，可能誰也不能相信。
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個原因。
來此并非崇聖。
可是看到所謂巴士即為大船，出租汽車即為小船；紅綠的交通燈挂在便河之上，也是書本知識之所未有。
這樣一來，我們也可以想見中國要改造時的荊棘重重。
我在美國教書時首即提醒學生：如果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們頭上，則上自發髻，下至鞋帶，當中的服飾，腦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語言，人與人的關系有關宗教婚姻教育與契約無不需要改變。
我自己就是一個D.P．（亦即displacedperson）。
早三年前我在一個國際漢學會議提起：即因内戰而使大陸兩百萬以上的人口遷移台灣也為中國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評，以先進國家平日的标準，檢讨一個待開發的國家尚在掙紮的狀态，必會冒上一個以靜沖動的嫌疑。
如果說得更過火則是以小權大，坐井觀天。
個人的踯躅與蹁跹，托之命運，前已言之。
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種群衆